1983年版前言

本书所要阐述的想法酝酿了二十五年之久。当这些想法开始萌芽时，那时我还在读一年级，这些想法竟最终演变成了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当时是在上每个星期五下午都会上的美术课。在课上，老师给了我们一些著名作品的复制品，叫我们用一套标准的八色“卡幼乐”牌蜡笔在笔记本上临摹出来。我是一年前离开的幼儿园，当时正接受老师的鼓励，开发我潜在的艺术创造力。但是，在每个星期五下午的这些活动中，除了沮丧我毫无收获。不知怎么，在我完成临摹了达·芬奇的《三博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后发现，这幅画似乎有些不对。我想知道那所谓的创造力到底跑哪去了。

我开始相信，那些为了提高我艺术性的努力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对艺术失去了兴趣和自发性。成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时，我开始研究内部动机。对于我而言，这种为了自身利益去做某事的动机，正是那些受严格控制的美术课所忽略的重要内容。这种由社会心理学家定义的内部动机，对于创造力而言似乎是至关重要的。我的研究项目自此之后都会对这个概念给予相当多的关注。所以，本书所阐述的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对那些影响动机取向的社会变量因素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是调查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以至于在创造力文献中几乎找不到这个词。我是在开始我的研究项目不久后才看到这个词的。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里，D.K．西蒙顿呼吁发展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Simonton,1975a）。自此之后的相当长时间，他自身所做的工作为社会环境与创造力产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无价的信息。西蒙顿的档案研究法，与我的研究方法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会在第八章详细谈到。

除了西蒙顿和我自己，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实证研究谈到特定社会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创造力研究工作者反而将重点主要集中在创造力能力的个体差异或者是这些塑造杰出创造力的个体人格特质上。因为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很重要，所以有绝对的理由来发展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创造力研究方向。在实践层面上，社会变量是最能影响创造力行为的因素之一。我们不可以对天生的能力和人格特征作很多的研究。再者，尽管认知技能可以影响创造力的表现，但是这个过程一般得在相当长时间内才表现出来。对比之下，影响创造力的社会环境很容易改变，并且可以迅速得到对创造力表现影响的观察结果。

在理论层面上，对于创造过程的分析，把动机变量考虑在内是很重要的。这种方法通过描述传统社会心理学变量对认知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对创造力行为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构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同样，通过介绍影响创造活动的社会因素和动机机制，也可以对创造力理论的构建作出一份贡献。

在第一章中，我们详细探讨了社会心理学创造力的案例。我回顾了几个富有创造力名人的著作，这些著作都谈到了社会因素对他们创造力的影响。在先前的实证研究中都仔细地考虑过这些论证。第二章，我回顾了当前创造力的定义以及评估创造力的方法。然后在第三章里，我展示了在我自己研究中所采纳的创造力定义及评估方法。第四章则概述了引导全书关于创造力讨论的理论框架。（第二章至第四章所涉及的研究材料的简短讨论可以在阿马比尔的著作里找到 [Amabile,1982b,1983]）

第五章至第八章的内容是社会因素对创造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尽管五、六、七章中大多是我的研究，但是我也同样详细地回顾了其他研究人员关于评价、奖励、选择、社会促进、榜样、动机取向等其他可能影响创造力的社会变量的工作。第九章，我从所回顾的研究中归纳出对实际操作的启示。第十章，我概述了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书并没有详尽地回顾以前所有的研究。而是仅关注了人格、试验、认知和创造力训练这些与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视角最相关的内容。这些早先的研究工作再加上当前我所尝试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共同构建了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这一复杂学科的基础。本书很明显不是对创造力的完整陈述。而是关于当前学科状况的描述和一个可能存在的复杂模型的概括。

本书的研究得到下列奖学金的支持：儿童发展基金会“年轻学者”奖学金，国家健康研究所多项生物医学奖学金，以及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准博士奖学金。来自布兰迪斯大学马泽家族基金（Mazer Family Fund）的奖学金为手稿的准备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衷心感谢以上所有机构给予的支持。

有几个机构慷慨地允许我和我的学生在他们机构内进行一次或多次的研究。他们是：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Walthem）的圣裘德学校（St. Jude School）、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Somerville）的圣克莱门茨学校（St.Clement's School）、马萨诸塞州爱慕斯伯里（Amesbury）的卡什曼学校（Charles E.Cashman School）、布兰迪斯大学伦贝格（Lemberg）日托中心、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Brockton）的退伍军人管理医院。

在完善这些想法的过程中，在报告研究执行过程中，在将手稿变成最终书稿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得感谢我最初的老师，他们让我思考我的创造力潜能到底跑哪去了。我感谢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导师，马克·莱珀（Mark Lepper）和李·罗斯（Lee Ross），多亏了他们才有了我对于创造力假设的早期形成。正是马克的研究和关于内部动机的理论探讨，才让我思考动机状态对创造力表现的影响。马克和李都支持和鼓励我在创造力研究这一领域冒险前行，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同我讨论关于我对创造力最初的想法。博士学位论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达里尔·贝姆（Daryl Be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同样也在我工作的最初阶段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我的许多同事、学生还有朋友，都对这项研究有所贡献。史蒂芬·伯格拉斯（Steven Berglas）、埃伦·兰格（Ellen Langer），还有我，共同完成了本书所报告的研究内容，还有我的研究生玛格丽特·斯塔布斯（Margaret Stubbs）、贝丝·亨尼西（Beth Hennessey）、莫琳·惠伦（Maureen Whalen），我的本科学生菲莉丝·戈德法布（Phyllis Goldfarb）、谢林·布拉克菲尔德（Shereen Brackfield）、丽萨·伯曼（Lisa Berman）、唐娜·卡波托斯托（Donna Capotosto）及南希·戈德堡（Nancy Goldberg）。安妮·桑多瓦尔（Anne Sandoval）完成了我们研究中的大部分数据分析工作，这真是了不起。一些研究助理帮助我们施行研究，分析数据或者找到本书所引用的材料来源，这些人是：巴里·奥斯克恩（Barry Auskern）、琳达·布莱泽（Linda Blazer）、托尼·卡德纳（Tony Cadena）、斯科特·卡林（Scott Carlin）、罗尼·戈德勒斯特（Ronit Goldlust）、芭芭拉·格罗斯曼（Barbara Grossman）、玛丽·汉德尔（Mary Handel）、利娅·考夫曼（Leah Kaufman）、向井千寻（Chihiro Mukai）、克里斯托弗·帕索斯（Christopher Patsos）、盖尔·鲁宾（Gail Rubin）、朱利亚·斯坦梅茨（Julia Steinmetz）。还有，我的妹妹卡罗琳·阿马比尔（Carolyn Amabile）和菲莉丝·阿马比尔（Phyllis Amabile），为本书的其中一个研究的计划与实施给予了重要的帮助。

其他人则以另外的方式为本书的准备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布兰迪斯大学的“创造力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们，激发了我关于创造力更广阔的思考。来自美国雪佛龙公司的泰瑞·布坎南（Teri Buchanan）非常慷慨地给我们提供了雪佛龙1981年国家创新展览的完整资料。布兰迪斯心理事务所的弗娜·丽甘（Verna Regan）、朱迪·伍德曼（Judy Woodman）还有卡伦·迪尔（Karen Diehl），为手稿的准备给予了各方面的帮助。来自电脑城的比尔·哈林顿（Bill Harrington）使我的苹果II-Plus电脑更流畅地处理文本。

尽管本书的任何瑕疵都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是确实多亏几位同事的帮助使我的观点和表述更加清晰。组稿编辑罗伯特·基德（Robert Kidd）不仅是最先提议这个项目的人，而且他也全程鼓励我们，并且对本书最初的手稿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罗伯特·霍根（Robert Hogan）、迪安·基斯·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和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分别为第二、四、八、九章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他同事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过去三年内为本书的起草或手稿给出自己的意见，他们是：里德·黑斯蒂（Reid Hastie）、莫里斯·赫申森（Maurice Hershenson）、雷伊·奈特（Rey Knight）、埃伦·兰格（Ellen Langer）、莱斯利·麦克阿瑟（Leslie McArthur）、里卡多·莫兰特（Ricardo Morant）、哈维·派因斯（Harvey Pines）、大卫·施奈德（David Schneider）、马克·斯奈德（Mark Snyder）、玛格丽特·斯塔布斯（Margaret Stubbs）、米克·沃森（Mick Watson）、阿特·温菲尔德（Art Wingfield）。

感谢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的全体员工，他们充满自由、鼓励、指导以及友谊的适宜氛围，使我的动机和创造力接近于他们的最高水平。

最后，衷心地感谢我的先生，威廉·德琼（William DeJong）。在研究项目整整七年的过程中，他一直是我最真诚的同事和朋友。他无数次与我探讨我对于创造力的想法，这使得我关于创造力的想法更趋完美。他从此项目的诞生到进行一直支持着我。更重要的是，他阅读并编辑了完整的第一稿，这是一项并不轻松的任务。比尔针对概念化、连贯性以及组织性提出的意见，加上对本书一行一行的编辑工作，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

但是比尔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一个心理学家应该做的。他为我提供了完成此项目所必需的时间、空间和鼓励。他做了很多分外的工作。从诸如倒上几杯茶、当我凌晨2点还在趴着打字时揉揉我的肩膀这类小事情，到照顾我们家两岁的小孩克里斯汀并充当父母亲两种角色，还有为了完成本书的收尾工作将我送到科德角（Cape Cod）待一星期等一系列事情。很简单，这其实也是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