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都市化进程:巨大的挑战与新发展观
在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再次遭遇到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题:一方面,没有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人类就不可能脱离自然与乡村社会,不可能获得更高境界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在极大地解放主体思想、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使人类受到更大的伤害、付出了更为昂贵的代价。这既是传统城市化模式遭遇的巨大危机,同时也是作为其更高发展形态的都市化进程必须直面的问题。
从城市化进程自身看,它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从客观上看,城市化的对象是大自然与乡村社会,现代科学的主题是“知识就是力量”,工业革命的号角是“向自然进军”,农业文明与其依赖的大自然系统首当其冲,这是必然的。以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生产资源的剥夺与破坏为例,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化直接了吞噬大量的土地资源,在世界各地,由于城市化的影响,耕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根据日本山本良一主编的《1秒钟:全球规模的环境变化》的调查,每1秒钟,“全世界耕地减少2300平方米,相当于3.45亩的面积”。以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的长三角为例,其人均耕地面积已由20年前的1.25亩降至目前的0.4~0.56亩。二是以工业化、机械化为标志的现代农业生产对土地、水等资源的污染与破坏,这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以土壤为例,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一份最新调查,“土壤侵蚀面积达6900万英亩,约占耕地总面积3亿4500万英亩的20%”,原因就在于“不实行轮作、不实行休耕”的“机械化”作业方式。以水资源为例,素有鱼米之乡的太湖地区近40年来水质急剧恶化,特别是靠近城市工业地区的水质已恶化为劣V类。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地区与生产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粮食安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6年10月31日发布的报告,2001年至2003年期间世界饥饿人口为8.54亿,其中发展中国家为8.2亿,“转型国家”为2.5亿,工业化国家为900万。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Jacques Diouf)就上述报告发表谈话指出,在解决饥饿问题上,过去的10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目前的趋势也并不令人乐观。“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其中之一“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因而城市化对农业生产环境与资源的破坏,当然要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主体上讲,以理性与科学为深层精神结构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及其价值体系深度解构了绵延千年的农业社会形态与农耕文化传统,其对人自身再生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在高度抽象化与社会化的个体生命内部发生的“理性原则对感性生命需要与冲动的压抑与摧残”。如尼采说:“神机妙算取代了形而上的慰藉”,“一种愈来愈可疑的教化使得体力和智力不断退化,身心两方面的马拉松式的矫健被牺牲掉了”。如席勒(Johann Schiller)说:“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酬报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也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这是人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感到压抑、焦虑、苦闷甚至不幸的根源。二是在高度专业化与科层化的社会系统中“异化劳动对主体自由生命活动方式的扭曲与否定”。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指出:“这种情形埋伏着一个危机。它将产生出限于一隅的思想,每一个专业都将进步,但它却只能在自己那一个角落里进步。在思想上限于一隅,在一生中便只会思考某一套抽象概念。……但任何抽象角落都是不足以包括人生的。……简单说来,社会的专业化职能可以完成的更好、进步得更快,但总的方向却发生了迷乱。细节上的进步只能增加由于调度不当而产生的危险。”如马克思指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也就是说,理性智慧、社会组织与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社会,不仅没有提供,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地威胁着个体全面发展的可能。
尽管“压抑”与“异化”自古就有,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却是日甚一日的。如芒福德所说:“在19世纪以前,城镇上的各种活动大致是平衡的。虽然工作和做生意一直是重要活动,但是,城镇居民同样也费许多精力从事宗教、艺术戏剧等活动。”但在城市化进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则正如齐美尔(Georg Simmel,又译“西美尔”或“齐默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所指出的,“大都市始终是金钱经济的地盘……它把所有的人格与品质都简化成一个问题:‘值多少钱’?”正是以追逐最大最直接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城市生活与文化系统,彻底割裂了人与大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有机联系,使文明人的精神生态与文化享受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是人们怀念乡村的简单生活,以及希望回归大自然的主要原因。
作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都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化速度更快,城市规模在更大的空间上扩张,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问题”,不仅在相当长的时期与相当大的范围内持续存在,而且还有进一步升级、更加严重的趋势,使原本已不堪重负的地球环境与资源无法承受。以工业生产为例,“法国在191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29年里。工业生产仅增加了百分之五。然而在1948年到1965年的短短的17年里,工业生产大约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今天,对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来讲,年增长率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已属平常。”与现代工业一同增长的,则是对各种自然资源的恶性损耗。以能源为例,已故的印度著名的原子能科学家霍米·巴巴(Homi J.Bhabha)博士在第一次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上就指出:“‘19世纪上半叶以前,每百年消耗的总能量不到半个Q(按:Q代表燃烧33000吨左右的煤所释放的能量)。但是到了1850年,比率增加到每百年一个Q。今天,大约是一个世纪要用10Q。’换言之,粗略算来,人类过去两千年所消耗的能量,大约有一半是在过去一百年间消耗的。”此外,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也使固有的“城市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与突出。城市社会学家曾指出:“在出现了工业系统的早期城市以后,住房、商店和运输的发展,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在旧城市中,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固定人口,淹没在新来的人流之中,原有的邻里生活方式受到破坏性冲击。在很多城市里,由于人口急剧增加,食物、住所、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和职业非常紧张,供不应求,其结果是欲求受挫,疾病流行,营养不良,犯罪率上升,街道上混乱不堪。”但这只是“城市病”的初级形态。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它造成了全球范围内人口与资源在狭小都市空间的高度与快速集中,因而其所带来的“都市问题”与“都市危机”也同样水涨船高,这不仅使资源与空间的争夺出现了国际化趋势,同时,这些问题往往与政治、经济、军事、种族、宗教等缠绕在一起,远比传统的“城市问题”更加复杂与更加难以解决。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由于经济全球化,都市化进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国家与地区,相反却是,对于城市化水平低而速度快、速度快而极端不平衡的后城市化国家与地区,由于同时面临都市化与城市化的双重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多重矛盾,使它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危机更加严重。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已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与空间进行自身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建设。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翻了两番,是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这也是在能源消费翻一番的基础上实现的。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曾指出,中国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再实现GDP翻两番,如果按照能源再翻一番的公式计算,“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2亿吨、石油4.2亿吨、天然气2000亿立方米。”其他不说,仅以煤炭计算,“就面临四大压力。一是面临煤炭精查储量不足的压力。煤炭生产若达到22亿吨,需要精查储量1251亿吨,而目前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仅为600亿吨。二是面临生产能力不足的压力。全国煤炭生产能力目前为15.6亿吨,考虑部分矿井衰老报废等因素,2020年前需要新增煤炭生产能力10亿吨。这意味着今后17年要建设百万吨级的大型煤矿1000个,接近美国目前的产煤总量。三是面临运输能力不足的压力。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但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这种分布决定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按新增10亿吨生产能力中70%需外运考虑,要再建7条大秦线以及相应的港口。四是面临环境容量不足的压力。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其中90%的二氧化硫排放来自煤的使用。继续按目前的方式大量消耗煤炭和排放污染,不仅国内环境质量难以改善,来自国际社会的环境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在文化与精神生产上也存在着同样严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都市社会是一种与农村、中小城市迥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以环境心理学家关注的“城市知觉”为例,现代城市与前工业化小城市有五个方面的差别:①规模大小不同;②要接触大量的陌生人;③城市的自然结构变化加剧;④建筑物的专业化功能增加;⑤交通运输速度加快。这是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大量农民在进入城市后普遍感到不适应、出现各种城市化后遗症的根源。二是经济全球化连锁引发的“社会的都市化”问题。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当代都市化进程,在直接摧毁不发达地区的传统农业经济或现代工业经济的同时,也彻底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以精神疾病这种与大都市关系密切的“富贵病”为例,有关研究表明,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发病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与地区,即使在不发达国家内部,农村地区的发病率也普遍高于城市地区,因为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人们在心理、精神与审美等方面更难适应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巨变。
然而,哪里存在着危险,哪里就有拯救。都市化进程在给现代科学与工业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以更高层次的发展为当代城市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与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最重要的不是对现代科学与工业做浪漫主义、人本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声讨与批判,而是在找到问题的根源之后,努力探索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同时,必须要申明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对现代科学与工业加以全盘否定的理由,因为它们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对现代科学与工业的检讨与反省,只能是对其片面发展的疗救与关切。如果说,现代科学最大的问题是由于走向独断论而沦为反科学,那么对于工业文明而言,则是如何从传统工业化模式中超越出来,走一条与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两方面问题的探索与解决,只能借助于都市化进程的精神资源与实践工具才能完成。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早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科学与工业的合法性就已开始受到质疑与批判,如早在18世纪,康德就提出“道德高于知识”,以及要给科学这个“独眼巨人”增加一个“信仰的眼睛”,并在20世纪初对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批判中达到高潮。但真正撼动现代科学与工业主流位置的,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特别是随着以国际化大都市为首位城市的世界级都市群的出现,以及作为都市化进程最重要的后现代精神资源与后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才使不可一世的现代科学与工业开始面临历史终结的严峻考验。
与城市化进程的精神资源是现代科学不同,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科学”构成了都市化进程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尽管后现代科学的分类与研究仍在进行,但它的现实功能与历史使命已然十分明确,就是解构以近代数学、牛顿物理学、实证哲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体系。实际上,也正是在代之而起的环境哲学、生态哲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新兴知识体系中,才为现实中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提供了全新的精神资源。如城市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其核心概念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区域和自然空间内,以节约资源,提高技术、改善环境等为主要手段,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财富增值、社会进步,优化城市结构、功能并使其与外部的资源、环境、信息、物流和谐一致,在满足城市当前发展需求和正确评估城市未来需求的基础上,满足城市未来发展的需求。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功能、结构、规模、数量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非持续性到可持续性,不断追求其内在潜力得以实现的有序动态过程。相比于‘城市发展’单纯强调发展的方式,‘城市可持续发展’更注重发展的科学性、合理性、安全性及协调性。”这就不是一味地与自然为敌,而是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发展观。如同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的内在联系一样,都市化进程中的新理念也很快进入到实践中。如国家环保总局近日正式公布的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它包括《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三种,以《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为例,由经济发展、物质减量与循环、污染控制和园区管理四部分组成,共有21个指标。与现代工业一味追求生产最大化不同,生态工业园区标准作为对现代工业的一种限制,其目的即在于推动现有工业园区向生态化方向转型,不断提升园区的生态化水平,从总体上加速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此外,还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这是一种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体系,而对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的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反思与扬弃是其出现的基础。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 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这也是只能在都市化进程中才能出现的,绿色国民经济花生不仅只考虑GDP的增长,而更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对资源环境的消费,以及对公众健康的透支等成本,体现的是一种更加全面的科学发展观。
在物质生产方式上,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大都市社会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以信息产业为例,这是一种“以无形的智力投入为主形成的特殊服务行业”,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正在成为传统服务业的朝阳产业。在这些新兴的都市经济生产方式中,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它们所创造的巨额利润上也是传统制造业无法比拟的。以数字创意产业为例,在传统制造业全面萎缩、陷入困境的当下,全世界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200多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更高的速度迅速增长着。以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如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东湖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已形成以光电子信息为龙头,生物工程与新医药、环保能源、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格局,其光电子信息产业不仅已成为武汉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同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在都市化进程中,这个高新区的产值已占全市财政收入比重,已从1991年的0.2%提高到2005年的5.04%,其中,光传输系统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光纤光缆的生产规模上升到全球第三位,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50%,国际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到12%。又如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跻身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无锡新区,它以占全省1‰的土地、2‰的人口,创造了2%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3.5%的工业产出、7%的外贸进出口总额、8%的实际到位外资,高新区平均产出强度达到30亿元/平方公里。2005年,全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755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62.4%;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出口73亿美元,占全区出口总量90%。此外,作为当代都市最具经济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同时也成为吸引世界优秀人才的中心,如著名的苏州工业园区,2002年园区吸引人才1.5万人,2003年吸引3万人。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基本特征即是在以最小的空间、最少的人口创造出巨额的经济利润,与占地面积大、劳动力资本大而实际产值不高的传统制造业相比,两者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
在都市化进程中,“后现代科学”与“后现代工业”相结合,共同打造了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都市化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改造了现代人对自然、主体以及城市发展的观念与态度。如西方的生态城市理论、中国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基础的科学发展观等,它们在使城市化进程走向历史终结的同时,也为现代科学走向更高更新的境界、现代工业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出路。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如同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一样,对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的超越,不仅有助于改变人类对自然、社会的狂妄与愚昧,同时也有助于个体走向真正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