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世纪之交，中医界在盘点既往取得学术成就的同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战略研讨，踌躇满志迎接新世纪到来。此间，我们却纠结在与证有关的各类研究的反思之中，心情复杂地撰写《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这本小册子，向学术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非常感谢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98年刊行此书，并2年后得以再版。

坦诚地说，此书的性质是质疑和批评的。旨在客观揭示时下与证有关的所有研究，诸如证本质、证的动物模型、辨证规范、辨证论治、证的内涵与外延、与证相关的基本术语等存在的问题，大致给出解决的方法与对策，进而促进中医学术体系的自我更新和完善。由于证是中医理论中最为敏感的“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故而书中连带讨论了证与阴阳、五行、脏腑、八纲、六淫和气血津液等的关系，初步阐明了各自存在的问题，希望引起业内的关注与议论，借以把中医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或许学术惯性使然，或许人微言轻之故，证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未引起业内重视，非但未能稍许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至于阴阳、五行、脏腑、八纲等方面的缺陷，基本无人问津。其实，这些问题个个都不轻松，是中医临床和理论研究不可逾越的。学术界如此不屑一顾，着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2000年6月，在香港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恰逢一位非常熟悉的中医理论专家参加会议，主动聊起此书，他直截了当地说：书中的观点基本赞成，但能否不这样写，因为中医现在更需要保护。当时我无语了，我完全理解这位前辈对中医学厚重的情感，同时理解人们比较淡漠的心态。正像《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序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中医学似乎更需要保护，而不是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老先生如此凝重的提醒，代表了业内不少人的心声，在认识到中医理论问题严重性的同时，深感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一段时间放缓了思考的节拍，后续的写作计划暂时搁置下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放弃思考。除跟踪中医理论研究外，继续深入研究证和相关理论问题，梳理问题的来龙去脉。通过对古今脏腑辨证差异性比较，确认古今辨证已经发生质变；而依托中西医疾病辨证的双轨制，彻底颠覆了传统辨证方式；普遍存在的西医疾病辨证所属症状的虚拟性，足以证明中西医结合辨证论治体系已经名存实亡；国家、行业、学会和教材建立的辨证标准互有参差，临床辨证我行我素，离散甚大，淡化了辨证的客观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事实表明，作为特色之一，中医证、辨证和辨证论治诊疗体系已经碎片化。不仅如此，证的问题如同已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迅速波及证和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研究、证的生物学特征研究（包括证本质研究、微观辨证研究、证的组学研究）、证的疗效评价指标研究、证候类中药新药研究和体质学说研究等。所有与证相关的临床、理论与研究均无一幸免。触目惊心的学术乱象提示，这已不再是证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顺藤摸瓜解析证的构成要素阴阳、脏腑、八纲、六淫、气血津液等，研究思路没有错，只是尚需深入探索。于是，面向中医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整体观和药性理论开展研究，并将心得陆续发表出来，一些敏感话题则在中国科学院主管的《科学文化评论》刊出。显而易见，这些恰好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换言之，首当其冲是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医理论深陷逻辑悖论之中。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研究全面实施。可以确认，每一年度的专项无论如何规划设计，都不会游离于上述问题之外。故而有理由期待专项研究直面中医理论核心问题，指点迷津，引领方向。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理论问题，“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研究却避而不谈；整个研究全部建筑在有待解决和证实的问题之上，把充满矛盾的理论当作研究的依据和基础；研究思路依然新瓶装旧酒，未曾取得值得称道的标志性成果；不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严重误导学术界，制造出大量学术赝品。针对这一现状，难道还能继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鉴此，原已搁置的写作计划开始重新启动。

根据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医学披露出来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理论体系自身的问题，保护中医不可能促进理论突破和创新。当中医理论难以进化、无法证实和证伪时，学术界赋予它的两大特色必然出了问题，故而从特色入手解析中医理论搁浅的根本原因，可谓最佳突破口和切入点。同其他科学一样，中医学只能通过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与更新卓然而立，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推向前进。另一方面，从事中医理论研究时，必须以亲手整理、归纳的大量翔实资料为依据，不能把有待证实的东西作为研究业已夯实的基础。应极力戒免感情色彩和偏激行为，对学术研究采取客观求实的态度。与《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不同的是，本书涵盖了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中医术语、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中医整体观和药性理论研究等，展示一个真实的、充满矛盾的中医理论全景图。最终把中医理论问题和理论研究的症结聚焦到思维方式上来。一言以蔽之，象思维语境下建构的中医学与逻辑概念思维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医学不可能直接通约，强行用现代医学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研究中医学，只能适得其反，导致中医学被肢解、被异化的局面。虽中西医汇通已百年之久，迄今尚未找到两者恰当会通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当前中医界“最值得探讨者，就是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会通的问题”（王树人语）。这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整个中医界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否则，中医学仍将在混沌无序中举步维艰。

尚需指出，探讨中医基础理论，主要借助以统编教材为代表的现代中医学而实现的。当频繁穿行于传统经典和现代中医学之间，日久就会发现，中医经典理论有被现代中医学改造和变通的迹象。《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业已指出，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规律，已经具备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在编写中医教材时阴阳已被拔高到对立统一规律的现代哲学层次。中医整体观也是如此，是今人基于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借用现代哲学范畴的整体拔高而来的观念。如此处理忽视了，象思维语境下建立的阴阳、五行、藏象学说与现代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和整体之间，不存在对应和逻辑关系，也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阴阳、五行和藏象学说的现实水平，以至于全面提高中医学的理论水平。相反的，由此带来的欺骗性，蒙蔽和误导中医界数十年，使人们不能从依赖象思维建立的传统经典的本真本然思考和解决问题，贻误了许多宝贵时间。类似的情况还有“证”，现代中医学硬是让证替代传统病机的职能，同时保留了病机，又将证与证候混同。这一系列改变导致证、证候、病机、病因等术语内涵交叉，彼此套叠，乱作一团。至于古今脏腑证谱和疾病脏腑辨证的本质差异性，通过比较同样得到证实。诸如此类，中医经典既被保留了，又被变通了，现代中医学俨然成为传统经典理论的替身和代言者。这是借助现代中医学探讨中医经典必须注意区别对待的。

应当说，本书是《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的姊妹篇，两书写作思路和风格是相同的。如此全面阐述中医理论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并大致提出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在中医界恐怕还是第一次，所要承担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面对宽容的学术环境，与其患得患失、唯唯诺诺，不如坦诚面对、针砭弊端。全面提出问题，凝聚共识，进而为中医学革故鼎新作出理性的选择。鉴于全书讨论内容涉及不同层面和类别的理论和知识，把握确有一定难度，浅薄和疏漏在所难免，诚望有识者批评斧正。

梁茂新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