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　红色大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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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美国人民期待的和平来临了。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就建立战后国际联盟一事在各国间奔走呼吁，颇费心机，但是国内民众似乎并不关心这些，这倒不是他们对这些牵涉精力的国际事务感到乏味，而是这时有一件被他们认为是更重要的大事，以至于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件拨动美国成百上千万人神经的大事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的影响，在美国也造就了“红色恐惧”，导致对几十万激进分子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敌意。因此一个时期以来，各种各样令人不安的传闻充斥着美国社会：据说社会主义分子已经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一场密谋反对美国政府的大阴谋正在悄悄策划之中，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出恐怖炸弹的爆炸声；有的人还似乎听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渐渐走近的脚步声；甚至还有人推测，很可能在下一周或是一个月内美国就会发生可怕的红色革命。如此等等，让人们战后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又悬了起来，感到不安和惶恐，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哪里还有心思去关心总统的国际联盟呢？当然，民众并不否认总统先生寻求世界和平、宣扬美国的理念是一种高尚的努力，但与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和民众自身利益相比较，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情更重要，必须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警惕，甚至要凝神静气，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当时至少有数百万人抱有这样的看法。

这个时期，不仅相关的街头巷议搅得人们心绪不宁，就是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报纸，也经常在头版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消息，给人们心中投下巨大阴影，比如哪里发生了大罢工，某个行业已全面瘫痪；哪里又发生了一群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激进分子暴乱等。更让人心悸的是这样几条消息：一条发生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那天，正当民众为欢庆胜利在首都华盛顿森特里亚大街游行时，突然有一群激进分子闯入游行队伍中，朝着人群开枪射击。事件发生后，参加游行的美国公民展开了报复行动。他们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强行把一个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成员拖出来，将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然后从高高的桥上扔了下去……这个可怜的美国白人成了双方争斗的牺牲品。另一条发生在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外国人仅仅因呼喊了一句“见鬼去吧，美国佬！”就被激进分子开枪杀害了。凶手本应伏法，但却在当地陪审团的庇护下，堂而皇之地逍遥法外了；说来你可能不信，原来陪审团仅用了短短两分钟就宣判凶手无罪。当时，在全美各地还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在纽约州，一些通过合法程序选举出来的州议员被强行驱逐出境，他们的公民权利也被剥夺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之前他们都曾是社会党成员（当时还是颇受人尊敬的）；有几所大学间举行校际辩论赛，甲乙双方辩手唇枪舌剑，气氛相当热烈，但当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在辩论中对“雇主如果承认工会的存在，对劳资双方谈判将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时，立刻遭到了许多人的嘘声和非议，原本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糟糕。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副总统的耳朵里，副总统先生也认为持这种观点是激进主义的可怕表现，在青年学生中决不能泛滥。总之，在战后最初的那个年代，人们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慌情绪是全国普遍性的，几乎到处都充满了冲突和内部怀疑，劳工动乱，种族关系紧张，一切都杂乱无章，毫无法律和秩序可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战争期间劳工运动迅速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威望不断增强，大有一呼百应之势。战争结束后，社会对产品的需求情况发生了变化，加之工人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农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于是爆发了百余起地区性甚至是全国性罢工，这都是战时劳工力量蓄积的表现。一方面是劳动者为了争取自身利益，他们对薪水不涨，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的现实不满；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看到罢工斗争带来的成果，对劳工团结起来的力量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应充分利用这一斗争形式。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工业界稳定和发展国内经济，保证工业产量不断增长，在劳资双方的冲突中以积极的态度进行调停。政府不仅鼓励劳资双方进行谈判，改善关系，还在华盛顿的战时理事会中给时任美国劳联主席的塞缪尔·冈珀斯安排了重要位置，让他享有很大权利。政府千方百计描绘未来的蓝图，让工人们相信和平会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诸如薪水增加、劳动条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等等。但是现实情况却非如此，虽然工人们期待的和平到来了，可并没有享受到政府许诺的东西。在物价不断攀升的情形下，雇主和资本家不但坚决反对增加薪水，还继续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这样势必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遗憾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忽略了民众的这种情绪，虽然他为了创造战后和平的世界环境而辛苦奔波，不遗余力，但是国内民众却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们要拿起手中唯一的武器，以罢工来表达心中的愤怒和诉求了。于是战后的头几年，全国各地、各个行业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不仅有地铁站、造船、建筑、码头装卸、储运场行业的工人，也有木匠、制鞋工人、电话接线员等。一时间，全国罢工总人数达到200多万，这其中，工业州的罢工人数约有100万，非工业州的人数就更多了，因为还有不少人虽然没有加入到罢工队伍中，但他们却自动放弃了工作，并以这种方式支持罢工。

罢工者们的主张也不尽相同。多数人还是围绕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和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等传统要求，但是也有的罢工者提出由政府从雇主和资本家手中接管行业控制权，或者至少先把他们所在行业的控制权接过来，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这实际是一种比较接近社会主义体制的做法。如1919年9月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工人们投票进行罢工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矿山国有化的主张。当时参加罢工集会的人很多，有一个煤矿主代表想借机发表观点，就不顾满头大汗，费劲地穿过拥挤的人群挤到台前，当他发言时刚说到“矿山国有化是不可能的”时，下面的人群中立刻嘘声和嘲笑声一片，甚至还有人挥舞着拳头大声叫喊道：“不要让他胡说，滚下去吧！快把这个可恶的家伙扔到沟里去！”吓得这个煤矿主面如土色，只好尴尬地溜掉了。北达科他州及相邻的几个州是盛产谷物的地方，这里的农业比较发达，大约有20多万农民参加了汤利的无党派联盟，这个联盟按照敌视布尔什维克的人的说法就是仿照苏维埃的农耕管理模式。此外，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正在西北部组织成员集会，提出建立以世界工会联合会为基础的大工会的主张，寻求对资本的控制权。

铁路行业相对比较保守，政府对这个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实行的是“铁锤计划”，就是政府对铁路行业进行指导，工人可以参与对铁路的管理，一直很保守的铁路工人对这样的管理方式持赞成态度。这一时期，不仅在工人阶层，在自由知识分子阶层中倾向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也在涌动，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党派在密切关注着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俄国。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群以俄国人为主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很活跃，他们提出了更加激进的主张，并且经常深入到穷人居住的贫民窟和工厂住宅区，宣传他们的主张。这些人的背后很可能有俄国政府的资金支持，甚至就是在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动。

说到这些，读者大概会认为美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者一定很多，势力强大，其实不然。在战后的激进运动中，由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组成的群体在当时的美国人中所占比例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伊利诺伊大学的戈登·沃特金斯教授提供的数据，他在1919年晚些时候给《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撰文估计：全国的社会党成员大约是39，000人；社会主义劳动党成员大约是10，000～30，000人；社会主义政党成员大约是30，000～60，000人。假如他的估计基本准确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的人数充其量是全国成年人数量的千分之一，即使把三个党派加起来，也不过是千分之二。以这样的人数比例来试图掀起一场大众性的革命运动，恐怕是成不了气候的。想一想国内那么多骚乱其实都是围绕着占全国成年人口千分之一二的这些人进行的，我们真的不知该说什么好。

当我们在这里仔细研究人数比例会给激进运动带来什么影响的问题时，有一个美国商人却是例外，他可没有心思去琢磨这些比例大小有什么意义。曾经的战争激发了他的一腔热血和好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既有商人唯利的自私动机，又有战争激发出的满腔热情和空想主义，二者结合竟然让他产生了一股狂热的信念：他认为工会组织是拦路虎，为了国家的安宁、绝对美国精神弘扬以及开国先驱的教义，商人有权利踢开工会组织。现在战争结束了，他期待再回到他所熟悉的生意场上，继续商海拼搏，享受成功的喜悦。他要随时踢开一切妨碍他获取利益的绊脚石，而工会组织和劳工就是横在他面前的绊脚石，必须坚决清除。这个美国商人不仅狂热，而且还变得性格多疑甚至有些神经质。经历过战争的他不再信任国外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他曾听到许多关于战争期间的间谍和各种阴谋的传闻，他坚定地认为现在仍然存在着危险，比如网球场的某个角落里可能隐藏着炮台；有些同情德国的人在山顶上用灯光发射互相联络的暗号，甚至在医用敷料剂里掺入玻璃碎渣等等。当他看到劳工们为提高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斗争，就认为一场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色革命已经点燃了导火索，并为此紧张得彻夜难眠。更可笑的是，当他听说某个大学教授在课堂上为了向学生阐明人们对任何事物总会有赞成和反对的道理，举出社会主义这个例子时，他就固执地认为这个教授有问题，一定是受了某个东欧游民的唆使才这么说的。他还仿佛看到这个留有胡子的东欧人正不怀好意地盯着美国，一只手拿着鼓鼓的钱袋，另一只手举着冒烟的炸弹。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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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商人的心态在美国社会有一定代表性。1919年4月连续发生的事情也确实证明了恐怖威胁的存在。4月28日这一天，法国首都巴黎热闹异常，伍得罗·威尔逊总统正在这里进行签订和平条约的谈判，凯旋门下一队队回国的法国军人正在游行，夹道欢迎的人群在不停地欢呼着。美国西雅图市市长奥勒·汉森的办公室像往日一样，又收到了一大堆邮件。这天的邮件中有一个包装严实、沉甸甸的包裹，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后，发现里面竟装有一个药量多得足以炸毁半边办公大楼的邮包炸弹！这件事让汉森市长震惊不已，他回想起自己曾就恐怖问题在全国进行过巡回政治演讲，他在演讲中对恐怖深恶痛绝的态度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炸弹的出现印证了恐怖威胁的存在。这类恐怖事件还没有完结，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下午，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参议员托马斯·哈德威克家中发生了一桩惨案。这一天，他的黑人仆役照往日惯例打开各地邮给参议员先生的包裹，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仆役顿时倒在血泊中——他被藏在包裹里的炸弹炸飞了双手。哈德威克参议员之所以招致袭击，因为他担任参议院移民委员会主席，为了防止激进主义分子移民美国，他曾提出过严格限制的措施。

恐怖事件还在继续。4月30日凌晨2点左右，天气阴冷，在纽约邮局包裹部忙碌了一整天的查尔斯·柯普兰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途中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哈德威克参议员家遭炸弹袭击的消息，当看到“装有炸弹的包裹长约6英寸，宽约3英寸，是用褐色的纸包裹，落款上写的邮寄人是纽约的金贝尔兄弟”这段文字时，他愣住了，觉得这样的包裹他好像在哪儿见过，于是就绞尽脑汁拼命地回想，突然间他似有所悟，匆忙回转身向邮局跑去。他打开包裹间的门，发现自己昨天整齐摆放在木架子上的16个包裹还在，这些包裹的大小、颜色和报纸上描述的一模一样，邮寄人也都是金贝尔兄弟——当然这都是伪造的姓名。昨天之所以没有投递出去，是因为这些包裹邮资不足。他再仔细看看包裹的收件人，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司法部长帕尔默、邮政管理局局长博列森、芝加哥的法官兰迪斯、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劳工部部长威尔逊、移民局局长卡米内特、J.P.摩根、约翰·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收件人之列，还有其他很多政府官员和资本家们。如果这些包裹都投递出去……查尔斯·柯普兰不敢再想下去了，他赶紧报警。迅速赶来的警察将这些包裹带到附近的消防队进行检查，发现里面都装有炸弹。警察按照邮寄包裹的底单查对，发现以金贝尔兄弟名义寄出的包裹总共有36个，除了这16个还没有投递以外，其余包裹已经在邮递的路上了（当然也包括前一天在哈德威克参议员家发生爆炸的那一个）。这一事件经报纸传播，立即在全国引起极大恐慌，以至于人们谈“褐”色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在打开包裹，尤其是褐色包裹时都极其小心，生怕会发生什么不测。化名的金贝尔兄弟究竟何许人也？从包裹收件人都是国家政要或富豪显贵来看，充分证明这些装有炸弹的包裹肯定是那些外国激进主义分子干的。

人们还没有从连续三次的恐怖事件中回过神儿来，二十几天后发生在司法部长帕尔默位于华盛顿住宅的爆炸声再次震撼了人们。这次爆炸的威力很大，几乎炸飞了半栋住宅，庆幸的是帕尔默先生侥幸躲过一劫。爆炸发生的那天晚上，帕尔默先生先是在一楼的书房读书，后来当他准备休息、刚刚离开书房回到卧室关灯上床时，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住宅前门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中，接着就传来爆炸声和夹杂在其间的墙壁倒塌和物品玻璃散落声。帕尔默先生惊恐之余，发现自家住宅的前半部已被摧毁，大门外是一个男人残缺不全的肢体，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他还在附近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份名为《素语》的小册子，这是激进主义分子编印的刊物，由此这起爆炸案的始作俑者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期间在全国各地还发生了一系列炸弹爆炸案，只不过这一起是最成功的。

报纸关于激进分子肆无忌惮暴行的报道激怒了美国人，他们再也无法容忍，决定以牙还牙，向这些激进分子们展开报复。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在各地就发生了数十起这样的报复事件。在这里，我们选取发生在1919年劳动节那天的两件事讲给大家：第一件发生在劳动节那天下午，在一家由社会主义者办的报纸——《纽约召唤》（New York Call）的报社大楼里，聚集了男男女女和孩子们总共有几百人，大家嬉笑谈论着，气氛很热烈。原来今天是报社新办公室正式启用的喜庆日子，社长和员工及家属们正举行庆祝会。突然，一群面色冷峻的士兵和水手闯进大楼，他们呵斥道：“赶快撕下这些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海报！”楼里的人们没有理睬，这些士兵和水手恼羞成怒，冲进各个办公室，将室内物品统统砸烂，就连桌子上印好的报纸和其他宣传品也被撕碎扬散。这还不算，他们连推带搡地把几百人都赶出了报社大楼，在街上当众挥起拳头对这些人痛打。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因为暴徒们在大楼门外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圈，凡是看到有人从报社大楼里出来，就有两三个暴徒冲上去揪住拳打脚踢，导致7名报社员工被打伤住进了医院。

另一件也是在劳动节这一天，有一群社会主义者正在克里夫兰街头游行，他们打出标语，呼喊着口号，还在队伍前面高高地举着一面红旗。这时有一名中尉军官迎面走过来，大声地让他们把标语收起来，把旗子举低点儿，但是游行者拒绝了，依然行进着。这名中尉随即带领一伙士兵冲进队伍，与游行者发生了混战，更为严重的是一群警察也赶过来助阵，结果使游行者多人受伤。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蔓延整个城市的骚乱开始了并且愈演愈烈，受伤人数不断增加，一名男子甚至因此丧命。社会主义者总部也成了重点袭击目标，有一伙以维护美国制度为名的暴徒冲进这里，肆意打砸，把各种办公用具统统扔到了大街上，砸坏打字机和印刷设备，将这个总部彻底毁坏。

1919年这个不安宁的夏天终于过去了，人们的心绪也逐渐平静了一些，生活又恢复了常态。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和平条约条款正在参议院进行辩论；禁酒法令也被众议院通过了；国会批准的选举权修正案已开始在全国施行。还有人们感兴趣的R-34号进行了第一次在英国和长岛的米尼奥拉之间跨越大西洋的可操控安全飞行。看电影是美国人娱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时的人们坐在电影院里，一边笑着观看《年轻的来访者》，一边还蛮有心情地猜想着影片中的戴西·阿什福德究竟是谁？他真的就是詹姆斯·巴里吗？

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报业在对那些生活艰辛的人们报以同情的同时，也严厉抨击那些通过囤积居奇而大发横财的奸商们。举行飞机葬礼是人们不敢想像的，但这种令人称奇的举动竟然完成了，要知道这可是世界上的第一例。牧师们时刻没有忘记履行他们的职责，看到年轻人的道德意识日益衰退，他们颇感焦虑和痛心。虽然这个时期的国内局势相对平静了一些，但是由于物价持续上涨，劳工们对现实不满，罢工运动频发，而且他们的情绪显得比以往更加激烈和具有攻击性。整个欧洲显现出被红色革命所席卷的势头，对此，美国民众的心头始终被恐惧和疑虑所压抑，尤其是9月份在波士顿发生的警察大罢工事件，更让人们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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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警察大罢工发生在1919年9月9日。这是全国多起罢工中唯一的一起警察罢工，因此也更为国人所关注。说起来波士顿警察也是很委屈的，他们每月收入很少，最低只有1，100美元，这其中还包括购买制服的支出。按1919年国内的物价水平，每月的这1，100美元所能购买的东西极其有限，有不少人还要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因此过得很窘迫。他们看到不少行业建立了工会组织，也紧跟潮流成立了警察工会，并且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建立了联系。波士顿警察局长柯蒂斯是个极为顽固而严厉的人，他坚决反对警察工会的存在，更不准他们与外部组织有任何联系。他责令将参与工会的19名警员暂时停职，并对他们提出了指控。警察们对局长的这种蛮横态度极为愤慨，并以举行罢工相威胁。警方内部的矛盾冲突惊动了市长，市长担心这一事件如果处理不好会给全市安全秩序带来麻烦，就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调解。调解委员会竭尽全力劝说双方，建议达成妥协，但是没有结果，因为柯蒂斯局长坚决不肯让步，他认为让步就是屈服，始终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并声称要对不听招呼的警察严惩不贷。9月9日警方照例晚点名时，警察和局长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于是一大批警察愤而走上街头，开始了波士顿历史上影响颇大的警察罢工事件。

警察是确保城市治安的防线，也是为非作歹者的克星。这回警察们撂挑子不干了，整个城市就如同一座没有大门的宅院，小偷、歹徒们闻讯欣喜若狂，他们把9日那个晚上视为狂欢夜，三五成群地尽情地享受着放纵和自由。他们砸碎玻璃、掠夺商店、肆意破坏，吓得市民紧闭门窗，整个城市被一片恐怖所笼罩。波士顿的彼得斯市长焦急万分，紧急召来州地方军维护治安。第二天，州长又派遣州近卫军和一批志愿警察前往波士顿设法控制局势，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州近卫军和志愿警察主要是由退役警察、哈佛大学学生以及一些后湾区的棉花经纪人组成，并不像职业警察那样训练有素。他们仓促上阵，毫无经验，而歹徒们却对这些临时拉来维持治安的人的底细了如指掌，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继续兴风作浪。眼见形势无法好转，州近卫军在各方压力下被激怒了，他们在南波士顿向作恶的暴徒开枪了，当场打死了两人。这其间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中，要数发生在波士顿公园一个清教徒花园里的事件最严重。那天，一些暴徒正在花园里玩双骰子游戏，他们旁若无人，吆五喝六，前来维持秩序的近卫军出面制止，暴徒就对近卫军大打出手，结果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各有伤亡。像这样的暴力事件在波士顿断断续续持续了很多天，几乎每天都有伤亡。此时，代表这个城市商人工会成员利益的中央劳工联合会又来乱中添乱了，他们为了表示对警察的同情和支持，决定代表警察举行一次大罢工。他们的这一举动让整个国家都动荡起来，很多人猜测：“难道一直以来风传的红色革命就要开始了？”

后来，中央劳工联合会试图举行罢工的行为失败了，因为不仅是在波士顿，包括其他很多地方的民众都对警察罢工事件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警察们只能顺从民意，取消了这次罢工行动。局长柯蒂斯却毫不手软，很快解雇了先前已经被他暂时停职的19名警员，并招募新人充实警察队伍。

有一个人也关注着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他就是曾在华盛顿战时理事会中享有很大权力的劳工领袖老塞缪尔·冈珀斯。现在他意识到这场斗争将会无果而终，于是出面干预了。他给马萨诸塞州州长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柯蒂斯局长的所作所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专制行为，要求州长予以阻止。老塞缪尔·冈珀斯对自己的影响力充满自信，期待着事情的扭转，但是这回他错了。

马萨诸塞州州长卡尔文·柯立芝是一个城府很深、在官场沉浮多年的政客。他平时行事低调，一向说话不多，从政以来为了避免危害自己的政治地位，从不轻举妄动。接到塞缪尔·冈珀斯的电报后，他脸色阴沉，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沉思良久，最终他做出了正确的举动。他给冈珀斯回信说，“维护公共安全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无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没有权力进行罢工危害公共安全”。州长的鲜明态度掷地有声，是对那些热衷于罢工者的有力回击，于是一夜之间他成了维护国家利益的英雄，受到整个国家人民的广泛拥戴。这时候如果还有谁对持续许久的罢工事件的走向不清楚的话，那么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卡尔文·柯立芝州长的拥戴也就清楚了。在州、市各级政府官员的努力下，波士顿的形势慢慢好转，在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那些临时调来被迫执行紧急任务的业余警察们，终于可以喘息一下，晚上也可以回家睡个安稳觉了。虽然白天的工作不会让他们再紧张兮兮，但他们还总有抱怨的事情，比如感觉在街道上指挥交通要比在乡间俱乐部玩上一整天的高尔夫球可累多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无聊透顶的工作呢。招募新警察的工作还在进行，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新军总算是建立起来了，尤其是这些新人朝气蓬勃，经过训练已完全可以胜任维持城市治安的任务，波士顿又重新步入了正常轨道。

虽然有组织的劳工们重新回到了工厂里，但他们仍然带着罢工的情绪，就如烈火熄灭后，还会有余烬，一遇干柴还会燃起冲天烈焰一样。若干天后，就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美国钢铁公司总裁盖奇·加里是个与柯蒂斯局长一样顽固强硬的人物，当钢铁工会代表提出关于增加工人工资的谈判要求时，他傲慢地拒绝了，甚至连工人代表的面都不见。几十万工人愤怒了，他们离开炼钢炉，走出工厂，开始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罢工。

这次钢铁行业的工人罢工主要是反对低工资和过长的工作时间，在他们的行动和宣传中已经看不到任何激进主义的色彩了，这一点和前期的一系列罢工有明显的不同。罢工的钢铁工人中，确实有很多人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收入微薄，有的还患上严重的职业病，他们是在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战。对于工人大罢工，老板们并未放在心上，因为前些日子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所引发的一连串社会反响，让这些大老板们有一个新发现：这就是让红色恐惧搅得紧张不安的社会公众，此时心理非常脆弱，他们会对任何与罢工沾边的事件进行谴责。在这种社会舆论下，雇主、资本家当然也包括他们这些视罢工为洪水猛兽的钢铁大老板，毫不费力就能借公众谴责给这些罢工者钉上激进主义者的标签，使之受到公众的谴责，无形中转移人们对钢铁工人低工资、高劳动强度的注意力，达到借公众之口对罢工施加压力的目的。

有这样一个例子：威廉·福斯特被推举为某次罢工的组织者。他有干劲也很聪明，尤其是文笔出色，写出的文章极富煽动性，很多报社里都可以看到他编写的号召工人联合起来的小册子，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十足的革命者。当时，像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财团控制了很多行业工会。同业工会就是在其控制之下，工作平庸，效率低下，福斯特则试图用各行业组成的统一工会来代替同业公会，以此来扩大工会组织的影响和战斗力。他一提出这一主张后，报纸上就频频出现对他的负面报道，说福斯特是一个“来自内部的蛀虫”，而罢工也被认为是激进主义阴谋的一部分。报纸的宣传让公众非常害怕，尤其害怕和激进主义沾上边，因此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下子放在了如何击败来自内部的蛀虫上，而不再是那些迫于无奈、呼吁改变自己一天工作12小时现状的钢铁工人了。风向的转变就是这么简单。钢铁业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开始几个星期后，一场席卷全国煤矿业的罢工又开始了，矿工们甚至冒着被贴上激进主义者标签的嫌疑，打出了支持矿山国有化的宣传标语。钢铁业、煤矿业这两大行业的罢工强烈震荡着美国社会各界，人们迷茫了，恐惧了！不知道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民众读了报上消息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人们预测：如果政府对煤矿实行国有化，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猖獗泛滥，暴乱横行，投掷炸弹，民无宁日，甚至是国家的毁灭！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难道国家还要面临着新威胁？人们期待着政府马上采取行动，必须要做些什么，制止这种现象。

有一个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局势，他从纷繁复杂的局面中看到了出手的大好时机，决定对宪法进行拯救。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总喜欢被别人称为“战斗的贵格会教徒”的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以他为代表的政府行动终于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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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届政府组建时曾承诺给人民带来自由和繁荣，但是在接下来依然纷乱的3个月里，人们却看不到作为政府最高法律长官的帕尔默先生有什么作为。也难怪，正在白宫养病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还是对一切事务都充耳不闻，他唯一关心的还是他的国际联盟。

其实，帕尔默先生一直在谋划着，只不过人们一时还看不透罢了。在战争期间，国家曾颁布过一条关于控制食品燃料的法令，规定战时不得对煤矿业的生产有任何限制，这实际是鼓励生产，为战争提供急需物资，当时帕尔默就是严格执行了这条法令。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一年了，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要说明的是，当年哈斯廷参议员在宣布这条法令时曾经当众非常清楚地解释道：这条法令是劳工部部长威尔逊先生授权他宣布的，而且颁布这条法令并不表明政府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会禁止和平示威或罢工运动。帕尔默先生当时是政府要员，他应当完全清楚这一情况，但现在他对此却不置可否。（可能的原因无非这么几种：要么是他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解释；要么是他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这种解释；要么就是有什么不可告知的情况左右他，总之只有他自己心中清楚了。）在这次煤矿业罢工开始的前一天，印第安纳州的联邦法官严令罢工领导人不得有任何扩大罢工行为的举动，否则将予以严惩。司法部长帕尔默严格地执行了这条命令并迅速采取了行动，这样一来，矿工们的罢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了。第二天虽然仍有大约40万矿工走出了矿场，但是他们群龙无首，由于联邦政府的法令，罢工领袖们退缩了。

关于哈斯廷参议员代表政府宣布食品燃料控制法令时对罢工及和平示威作出的不予禁止的保证，公众可能会毫无所知，但即使是某个报社老板知情，谅他也不敢把真相在报纸上公布，因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人们普遍对罢工示威这些举动感到恐惧，他们担心这是激进分子爆发红色革命的前奏，政府对罢工活动的种种限制，也正迎合了民众的求安心理，试想哪家报纸还敢冒这样的风险与政府唱反调呢？很多媒体就像曾经对卡尔文·柯立芝表示支持一样，对联邦政府的命令大加赞赏，如《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就刊文说：“任何来自‘红色恐惧’或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危险并不可怕，我们相信，美国的普通警察就有足够的能力对付他们。”帕尔默这个“战斗的贵格会教徒”受到鼓舞，他继续发威，擒贼先擒王，对罢工领导人开始了一系列追捕行动。为逃避追捕，罢工领导人乘船取道芬兰流亡俄国。人们将他们乘坐的“布福德号”轮船戏称为“苏维埃方舟”，并为此津津乐道，成为饭后茶余的谈资，这时并没有人关心政府是否有权力将他们（按当年政府对罢工和示威的保证他们应是无罪之人）与家人拆散，使其亡命天涯。老谋深算的帕尔默先生又有了新的打算，他决定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继续进行新一轮的搜捕行动。事后证明，他确实创下了美国历史上行政部门侵犯个人合法权利的新纪录。

帕尔默的新打算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他要利用战时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与劳工部长联手出击。美国在战争时期出台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主要内容是：凡是身在国内的外国人，如果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如果与任何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或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发生联系的，劳工部部长有权将其立即驱逐出境。这个法案在战争期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现在帕尔默先生仍决定利用这一法案赋予劳工部长的权力，就未免有借刀杀人的嫌疑了。这一时期，他与劳工部长紧密配合，共同对社会主义政党里的外国成员进行大规模围捕并将之驱逐出境。他早些时候就派秘密特工混入了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充当内线，据说有一个还成了他所在地区的领导人。

一切准备停当后，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开始了。仅1920年新年当天及其后的几天内，被捕入狱的人数就超过6，000，这之中当然并不全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帕尔默先生采取的策略是“广撒网”。有一天，正当几十个城市的社会主义者按约定同时在各自总部举行集会时，被帕尔默先生派出的警察、特工和志愿人员迅速包围了各个会场。他们不管有没有集会许可证，也不管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将在场的人统统都关进了监狱。为了拿到这些人涉及违法的证据，尽管没有搜查证，也对他们的人身和集会的各个房间都进行了仔细搜索，凡是认为可疑或是想像中的证据，诸如印刷品、书本、纸张、人员名单、墙上的图片等，都收集起来。帕尔默除了指挥白天突然袭击式的围捕外，还连续几个晚上闯入不少社会主义者或是嫌疑犯的家中，将他们捕获。几千人在监狱里关着，没有任何让他们申辩的机会，有不少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的罪名究竟是什么，更不清楚要在监狱里呆多少天。还有更可笑的事情出现了：有一个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美国公民，也被误抓进监狱关押了很多天，甚至差点还被流放出国，后来总算搞清楚了，原来抓人时警察弄错了名字，张冠李戴，把这个与社会主义者压根就不搭边的人给弄进来了。不仅如此，由于监狱人满为患，其恶劣条件也让人无法忍受。在底特律的监狱里，一个长30英尺、宽24英尺的房间竟满满地塞进了100多人，这么多人在狭小的空间里足足呆了一个星期，其境况可想而知。这种待遇甚至都被该市市长形容为“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在帕尔默的指挥下，警方对已被关进监狱的嫌疑犯还采取了进一步的防范措施。还是在哈特德福，当局不顾法律尊严，将那些前来探监的人予以逮捕关押；他们还把嫌疑犯的家人或朋友打来表示问候的电话，也当成这些人与社会主义政党有勾结的证据。总之为了寻找这些人的罪证，他们真是不遗余力。

帕尔默先生尽管费尽心机，但还是没有找到足够证据证明这些被关押的人都是社会主义分子，为了向社会公众有个交代，不得已，只好在一两周后将大量囚犯释放出狱。后来据官方泄露出的内部消息说，这次全国性大规模搜捕危险分子行动收获甚微，警方缴获的武器只有3把手枪，至于事先官方曾宣称的社会主义分子藏有大量炸药、炸弹，预谋发动暴乱云云，更是子虚乌有，连个影子都没有见到。事实就是这样，但帕尔默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却与此大相径庭，他通过报纸不断发布又获取新证据的消息，而且一再强调这些证据足可以证明社会主义分子正在威胁着国家安全，人们不应放松警惕。这其中的内情公众当然不会知晓了，只能根据帕尔默和官方的宣传导向，依然相信红色革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恐惧之心没有丝毫减弱，尽管这时国内钢铁和煤矿业的罢工数量和社会主义红色革命的威胁实际上都在逐渐减少。

为了对社会主义者继续穷追猛打，帕尔默先生又换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了解相当一部分有产者的心理，就公开对全国2，000万自由基金的拥有者、900万土地的拥有者以及1，100万银行存款的拥有者提醒说：“你们要警惕了，社会主义分子发动红色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经济，他们会夺走你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这下可不得了，那些拥有自由基金、土地和银行存款的人整日惴惴不安，唯恐哪一天自己的财产会付之东流。帕尔默先生向媒体公布设计好的宣传材料时，还特意附上一些留着胡子、模样凶恶的人的照片，他指着照片告诉人们这就是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并常常以煽动性的口吻询问人们：“难道你们希望这样的人统治美国吗？”他的招数很奏效，让人们心生恐惧的同时，更增加了对这些红色革命制造者的憎恨。这时不少政客也相继发表对社会主义者仇视的言论，推波助澜。一些政客说：“可以在任何五金器具店找到对付红色革命者的合适工具。”还有的政客者甚至宣称说：“我对付红色革命者的原则就是不要理睬他们的SOS求救信号，让他们像遭遇海难的船只一样，任其沉没，或者干脆向他们开枪射击。”这个政客还心怀仇恨地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赶到石头船上，用铅来做帆。”大学里的学生们也受到社会气氛的影响，呼吁学校开除所有被挂上激进主义标签的教授，并且要求学校的老师人人都要进行效忠宣誓，否则也将受到诘问。假如你是个持有不够正统的政治和经济观点的商人，这时千万不要开口说话，你如果想保住自己的饭碗，最好学会如何保持缄默。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歇斯底里的状态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实际上，当时美国的所谓“红色革命”威胁远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只是人们的心理扭曲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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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近乎发狂的状态就像大海的波涛似的一浪接着一浪，难以消退，因为数不清的冠以超级爱国者的团体才刚刚出现，它们也要在美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上表演一番。这些团体都有自己的执行秘书，这些人可以称为职业的超级爱国者（不排除这里面有人是伪装成爱国者的特殊宣传人员），他们才刚刚投入到战斗中来，斗志正酣。还有无数绅士也发现，这时要想毫不费力地打败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最简捷的办法就是给他（它）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于是各色各样人的伪装表演开始了：无论是海军政要、信奉义务兵役的人、禁酒者、反对烟草者、反对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者、道德秩序的维护者、书本检查员、仇恨犹太人者、仇恨黑人者、地主、制造商以及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经理人们，无论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无论他们实际上是支持什么样的事业，现在统统都用美国国旗和爱国者的斗篷包裹自己，以此作盾牌把自己严密地保护起来；反之，则给他们所敌视的人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拼命将这些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列宁联系起来，借此表明这些人就是红色革命者，是国家的威胁。比如那些既雇佣工会会员也雇佣非工会会员的自由雇佣企业变成了红色革命者的“美国计划”，这也是很多演讲者和作家在多年里一直向人们讲述的“险恶而具有破坏性的颠覆者”的故事。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有不少老妇人是坐在自家华丽画室中镀金椅子上从执行秘书那里听说的，她们还从行政秘书那里听说政府特工又发现了新的激进主义阴谋，但现在还不便透露等等，执行秘书的探访让她们知道了不少外面的情况。还有她们的丈夫回到家中也会把在午餐俱乐部中听来的消息讲述一番。整个国家被一层怀疑主义的阴云所笼罩。

既然美国全社会都在关注着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社会主义者，那么这样的人究竟又有多少呢？据威廉·伯恩斯估计其固有人数大约有422，000人；国家安全同盟的斯坦伍德·门肯则估计在600，000左右（是前面沃特金斯教授估计人数的10倍）；联合爱国社团主席德怀特·布拉曼反映的情况就更惊人了，他告诉纽约州州长说每周在全国各地召开的社会主义者会议累计就有10，000次，而且目前已经有350家激进主义的报纸创办达半年之久了。

有人对某些全国性联盟组织中的布尔什维克或者同情者的人数也做过统计。全国公民联盟拉尔夫·伊斯利说在美国饥荒基金委员会里就有60个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成员。还有一个颇有分量的超级爱国者把矛头直接指向全国裁军委员会的弗雷德里克·利比牧师，说他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不仅在俄国接受了教育，还曾借出访俄国的机会去接受指令。其实这纯属是捏造事实，这名信奉和平主义的牧师与俄国没有丝毫联系，甚至都没有去过俄国，可见当时也是真伪混杂，有不少人无辜受冤。此外，各类出版物中也有不少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例如《民族》（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自由民》（The Freeman）杂志就被划入“革命性”出版物的范围，受到监视；《调查》（The Survey）杂志也因“革命团体曾感兴趣”，而受到《拉斯克报告》作者的猛烈抨击；还有妇女选民联盟、联邦基督教协会和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也都被拉尔夫·伊斯利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甚至是国家信息局中由罗伯特·德福雷斯特所领导的慈善行动组织也被列入怀疑的行列。德福雷斯特先生可以说是纽约最受尊敬的人，他大概平时工作太过繁忙，没有察觉到他周围也有人受到激进主义影响，像拉比·威斯、诺曼·托马斯、斯科特·尼尔林等等。在联合爱国社团的人看来，只要是由自由主义的公民所组成的团体，都有激进主义的色彩，它们的存在就会让公众感到恐惧发抖，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们还把目光瞄向了剧院、电影院和各类图书，认为这些公众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潜藏着危险。美国防御协会的惠特尼先生甚至对影剧界的名人指名道姓地说：“我们在社会主义者的文件中，不仅看到有诺玛·塔尔梅奇的名字，甚至还有查理·卓别林和威尔·罗杰斯的名字，他们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他们对图书也不放过，认为字里行间也会渗透罪恶，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审阅和管理措施。由加利福尼亚爱国者组成的优化美国联盟更是关注这个方面，其执行秘书赫敏·施韦德小姐就激烈地反对《布衣街》（Main Street）这本书，认为人们读了它就会“对传统美国美好生活形成一种令人担忧的嫌恶情绪”；提出要警惕“对年轻人影响最大的危险人物”，指出约翰·杜威和詹姆斯·罗宾逊就是代表人物。这些超级爱国者对社会主义分子的怀疑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到了有些神经质的程度。他们对中学和大学更不放心，总觉得学校里布满了更加阴险、影响更为深远的各种威胁，甚至对哈佛大学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扎克丽亚·恰费教授以及耶鲁大学的弗雷德里克·韦尔斯·威廉姆斯和马克斯·所罗门·曼德尔教授也产生了怀疑，担心这些“充满睿智”的教授在公开场合或是教室里说出来的话，也会对社会主义分子产生极大的煽动作用。他们要求主管教育的官员对中学必须严格控制；对学生课本必须仔细地梳理检查，以便找出任何轻蔑或歪曲美国的历史及英雄的内容。并且强调在教育阵地有发言权的是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分子是破坏国家安全和法律的罪魁，大、中学校都必须无条件地开设尊重宪法的课程。

这种压抑气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人们对激进主义的恐惧日益加重，唯恐自己也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而遭到排斥。这时假如你想进入商界，就必须被戈弗·普瑞或者是中心镇的圈子所接受，认同他们所处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你的言谈话语必须与盖奇·加里及帕尔默先生的意见相一致，若有一丁点儿背离，就会受到怀疑，不要说进入商界，恐怕今后都将永无宁日了。有一个印第安纳州人以前说话非常坦率，现在也变得谨小慎微了，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记者前去采访他，这个印第安纳州人吓坏了，实在拗不过，只好把记者请进屋，赶紧反锁上自己办公室的门，又将窗户关严。因为这扇窗户正对面是一个大约有50英尺宽的通风口，他担心通风口那边的屋子里可能有人正将耳朵贴在墙上偷听他们的谈话。等这些事都妥当了，他才敢与记者谈论政治话题，采访结束后，他还是先到门口张望了一阵才让记者离去。还有一个人曾在某个中西部城市生活过，后来离开了那里，当多年以后他又重返这座城市的时候，感到这里变得让他陌生了，他再也感受不到当年的轻松与和谐，“所有的人都在害怕、躲避着某些东西，人们之间的信任也淡漠了许多，他们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个人无限感慨着。有一位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道出了他的处境：公众舆论犹如钢铁般沉重，在这种让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下，他只能退让并被迫接受这种环境。他是做学问的，但却不敢公开发表自己的经济主张，因为只有符合全国退伍军人协会或扶轮社成员们著作的观点才可以，哪怕稍有一丁点儿偏离，就会被贴上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标签。为了逃避这个压抑的社会，他只能每日深深地埋头于自己的著述中。这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学者当时无奈的心声。

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这种社会现状一直没有改变。直到1922年凯瑟琳·富勒顿·杰罗尔德夫人给《哈珀斯》（Harper's）杂志的文章中写道：“现实让我们看到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国家了，人们期待的自由在这个国家正逐渐成为一个修辞学上的符号，因为任何一个理性公民都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诚实的信念（绝对不是包含罪恶的信念），他们自由发言的出口都被牢牢地堵塞了，唯一畅通的出口就是无处不在的怀疑。我认为在这种不正常状况下，如果一个人对国家所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感兴趣并想自由表达的话，他的唯一办法就是选择一个对他最为同情的犯罪团伙，然后躲在这个团伙的保护之下保持‘容忍’的美德，要知道，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可悲的事情啊。”

杰罗尔德夫人的文章对当时的现状带有明显不满的情绪，一经发表，犹如在湖水中投下一块巨石，顿时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要知道，1922年仍是超级爱国者们横行的天下，要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极大勇气和魄力的。《哈珀斯》办公室和她的家中收到了数百封来信，很多谴责者用粗俗下流的语言辱骂和诅咒她，说她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帮凶；当然也有些来信对她的勇敢行为表示赞许，认为她站出来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写这种信的自然是那些被无端怀疑的人，也可能是心存不满却又没有勇气说出事实真相的人。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美国竟然被超级爱国者们控制到何种程度。在后来的日子里，像杰罗尔德夫人这样敢于顶住压力，将强烈的不满情绪发泄出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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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国家，应当是以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为基础的。但是战后很多美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导致出现了很多无法忍耐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黑人、犹太人以及罗马天主教徒突然爆发的愤怒之情。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一方内部或敌对双方群体忠诚和群体憎恨的情绪得到了膨胀，战后的和平环境又让这种膨胀情绪遭到否定，很多人转不过这个弯儿，于是就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宣泄非理性的情绪：既迫害那些受到怀疑的激进主义分子，也迫害那些被美国白人统治群体认为是外国分子或者是“非美分子”的人，种族矛盾也凸现出来。在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北方工业区高额工资的吸引，数十万黑人纷纷涌入，他们在各种制造工厂辛勤劳作。随着黑人数量的不断增多，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工作岗位可供他们选择，于是这股黑色潮流继续朝着从前只有白人工作的地方涌动，与当地的白人竞争公交车和公共场所，竞争着生存空间，慢慢地，在多个方面打破了种族调节的微妙平衡。这时的黑人普遍有一种激昂的独立情绪，无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黑人，面对始终轻蔑他们的白人，他们坚定地认为：难道我们没有和白人一样应征入伍吗？难道我们没有为民主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而战斗吗？难道我们没有通过辛勤劳动为国家作出贡献吗？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作用，但是随着和平的来临，他们却发现自己的尊严再次受到了贬低，这个社会似乎不属于他们，于是有些黑人内心由激昂的独立变为愤恨不平。这在当时那种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同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种充满暴力倾向的情绪一旦失控，就会让隐藏在人性表面之下的种族暴力激情爆发，这是白人们最为担忧的。他们可不想两面受敌：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非常令人心焦，黑人如果也变得无法控制……局面将不可收拾。

当时，美国社会里的种族歧视很严重，黑人在很多公共场合受到严格限制。1919年夏天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一天下午，天气闷热难耐，人们纷纷拥到海滩去游泳。那时海岸活动区域是有严格划分的，一部分区域只供白人使用，严格禁止黑人进入，黑人只能在另外的一个区域活动，水中有一条分明却又看不见的界限，这一点白人和黑人都是清楚的。有一个17岁的黑人男孩也在芝加哥海水浴场的密西根湖区域游泳，慢慢地这个黑人男孩有些体力不支，发现前面漂浮着一块铁道枕木，他顺势抓住了，不经意间就游过了那条黑白不得超越的界限，湖边的白人开始向他抛掷石块，一个白人男孩也向他游过来准备驱赶，不知是否石块击中了黑人男孩，只见他松开了手中的枕木，挣扎着游了几下之后就沉入水里，不见踪影，他淹死了。一条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无论如何都让岸边的黑人们难以接受，他们认为白人向男孩抛掷石块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于是心中积郁了很久的怒火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虽然这起事件并不大，但却像一根导火索，迅速点燃了种族仇恨的烈火，芝加哥的大量黑人（数量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成群结队地涌进白人居住区，他们聚众滋事、横冲直撞，烧杀打砸，发泄着最原始的怒火。黑人街区更是混乱不堪，到处都有人在打架斗殴、群伙行刺，还有的黑人为了防御而开枪射击，他们对街区的房屋、商店以及各种财产肆意破坏着，整个城市都充满了严重对抗和失控的情绪，暴力事件比比皆是。芝加哥这种内战状况持续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稍后秩序才算安定下来。这场内战的代价是惨痛的：有15个白人和23个黑人在街头混战中丧生，有537人受伤，还有1，000多人的房屋财产都被毁坏抢劫一空，他们成了地地道道无家可归、穷困潦倒的人。

事隔一年以后，类似的黑人骚乱又在塔尔萨发生了，同样造成了很多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于种族关系的紧张，哪个地方只要有黑人，就如同有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火药桶，令当政者寝食难安。一些演讲者和作家在鼓吹白人至上的同时，也极力夸大黑人对社会造成的威胁，如《颜色狂潮》（Rising Tide of Color）的作者就宣称说：“与德国人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相比，黑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更严重，他们的存在会给这个社会造成动荡和不安。”这些论调也成了加剧这种种族对立情绪的催化剂。

此外，美国白人对犹太人也是“另眼相看”，虽然没有像对黑人那么歧视，但也对这个民族存有偏见。犹太人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群体，他们聪明、坚忍、执着，群体里充满了互相帮助的忠诚。犹太人中有不少都是著名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或美国激进主义移民者，这对许多具有纯粹美国精神的人来说也是难以容忍的，因此犹太人，尤其是“国际化的犹太人”也成了被怀疑和排斥的对象。亨利·福特在《迪尔伯恩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上发表言论说：“国际化的犹太人”对美国的威胁最大，他们不仅策划了对整个世界的征服行动，还为美国带来了无数的痛苦。为了给这种说法提供证据，他还牵强附会地把社会上出现的高额房租、农场劳动力短缺以及盛行的爵士乐、赌博、酗酒、道德沦丧等等这些民众厌恶的事情，一股脑儿地都算在了犹太人的头上，甚至还把穿短裙拿出来说事。福特的这番严厉谴责和攻击虽然夸张、荒谬，但反映出当时白人对犹太人的偏见和敌对情绪普遍存在：犹太人很难租到房子，因为白人房东不愿意接触他们；学校不愿意接收犹太人的孩子就读，在安纳波利斯还发生了一桩欺侮犹太男孩的丑闻；著名的哈佛大学竟然也围绕一个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阵双方各不相让，其议题就是该不该限制犹太学生的人数。总之，人们对犹太人避而远之。在这种不友好环境下，犹太人普遍感到很孤独，他们觉得仿佛有一道巨大的屏障横在他们与那些非犹太人之间，任凭你怎样努力都不易突破。不仅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是这样，即使在比较偏远和罗马天主教徒人数很少的地区，犹太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各种责难不时会落到他们头上。他们心里很郁闷，想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们，难道这里的教堂可以不听从外国教皇的命令？难道天主教徒们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而必须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才可以？难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非美”而不忠吗？他们虽然也很想为这个国家尽力，但是以白人为统治者的社会却怀疑和排斥他们。

对社会主义分子及红色革命的恐惧，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对像犹太人这样的“非美分子”的怀疑和排斥，给美国造成了一种不安和压抑的社会气氛。正是这种特殊环境为后来臭名昭著的三K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土壤，并助其最终掌控了权力。

以佐治亚州的威廉·约瑟夫·西蒙斯上校为首在1915年建立了三K党，他们是受到历史上美国南部重建时期的三K党的启示（早期三K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865年，当时在美国南部各州产生，其经费由大资本家提供。党旗是三角形，黄底红边，上有黑龙。党徒姓名严守秘密，集合时身穿蒙头的白色或黑色长袍），代表的是白人至上主义和伤感的南部理想主义。建党之初的5年间，这个组织发展得非常缓慢，只有几百名成员怀着“爱国主义”情绪在兄弟会中工作。但是到了1920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因是西蒙斯把三K党的组织工作交给了一个名叫爱德华·克拉克的人。克拉克来自南方宣传协会，他接手三K党以后，凭借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如同商品推销员一般摇唇鼓舌的天赋，完成了很多让人无可挑剔的重要事情，例如罗斯福纪念协会和近东救济工作，使三K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人数也不断增加。克拉克谙熟党的标志设计和故弄玄虚的言词以及幼稚可笑的仪式，都可以成为工具，诱惑那些潜在的成员，尤其是对那些生活在乡村存有偏见的人来说，使他们幻想成为生活在无形帝国中的骑士，激发他们去追求秘密探险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对所有注定要在单调环境里生活的成年人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因此，三K党徒的白色长袍和头巾、燃烧的十字形符号、党内秘密性质以及仪式上所使用的荒谬词汇等都出现了，还有刚刚被激起的人们对荒诞小塔的恐惧之情也都被他有效地利用了。经过一番努力，他清楚地知道，如今的时机对于三K党来说已经成熟了，不仅可以作为白人对抗黑人的力量、非犹太人对抗犹太人的力量、新教徒对抗天主教徒的力量，假如组织得好的话，三K党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盈利的组织。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克拉克居然还有着商人般的精明。

为了把三K党搞成一个盈利的组织，克拉克还设计出一套办法，总体来说就是以出售成员身份为核心，划分区域、确定负责人、按比例分配。他给各级人员都冠以迷人的头衔，其命名艺术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每个身份为销售人员的成员的头衔是“克利格”；整个国家被划分成若干领域，每个领域由“王者克利格”领导；每个领域内又被划分成不同的属地，每个属地由“大鬼”领导；克拉克作为最高组织者被称为“皇帝克利格”；西蒙斯上校则被称为“皇帝奇才”。凡销售一个成员身份收取10美元，其中4美元装入销售者克利格的口袋；领域的王者克利格和属地的大鬼从其余的6美元中抽取少量佣金；剩下的就全部归亚特兰大的皇室国库所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假如一个销售克利格非常勤勉卖力的话，他可以收入很多，不需要害怕任何债权人。在那10年中，做克利格是个盈利的行业，因而也成了那个时期不少人热衷于做的事情。

三K党经常使用私刑、绑架和集体屠杀等手段对敌人进行打击，开始时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后来有关这个组织的报告不断出现，同时《纽约世界》又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晓的关于三K党的秘密，促成1921年国会对三K党展开调查，最终将克拉克这个皇帝克利格驱逐；皇帝奇才西蒙斯上校的位置也由一名牙医取代了。这名牙医叫希兰·韦斯利·伊凡斯，是得克萨斯州人，他自称是“最普通的美国人”，或许这个说法也符合实际，但此时他麾下的三K党却不再普通，由于其旺盛的销售网已经形成，三K党继续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发展壮大，以致到了1924年初，它的成员数已经达到令人惊愕的近450万。随着三K党人数的急剧增加，他们开始涉足政治领域并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控制了俄勒冈、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阿肯色、印第安纳、俄亥俄以及加利福尼亚等7个州。虽然三K党的主要据点是在西南部、中西部和太平洋海岸，但实际上它的触角几乎遍及美国各地，甚至纽约市犹太区、天主教徒区及混合区的门口都有它的踪迹。克拉克不愧是“皇帝克利格”，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把这支队伍打造得如此庞大，他的天才和好客精神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三K党是个很奇特的组织。虽然在理论上对“纯粹的美国精神”作了表述，如在他们的党章里描述兄弟会的目标时是这样说的：“联合美国所有的成年白人男子和土生土长的非犹太人，他们对外国的任何政府、国家、组织、宗派、统治者、个人或民族没有任何性质的任何臣服义务，他们拥有良好的道德和堪为模范作用的名声和职业……将他们联合起来是为了培养和增加对政府的爱国热情；为了在成员之间施行令人尊敬的三K党精神；为了一个可以实行善行的表率作用；为了保护家庭的圣洁和女性的纯洁，为了永久维持白人至上主义，为了在高尚的仪式中体现并忠诚地灌输崇高的精神哲学；为了用实际的奉献来保存、保护并且维持富有特色的制度、权利、特权、原则、传统以及纯粹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

但实际上，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时期，这种目标的内涵又有着不同解读，如在南部地区，“白人至上”是三K党的首要目标，而其他大多数地区的克利格们则把矛头对准了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各地三K党组织大部分都是不受亚特兰大控制的自治组织，这些组织的头目不过是一些接受教育和训练都很少的白人新教徒社区成员。由于上面这些因素，他们的行为也就丝毫体现不出“崇高的精神哲学”了。印第安纳州某市的一个观察家曾这样比喻说：“只要看看他们游行时穿的鞋子，你就清楚那些所谓有影响的人是什么样的了，床单是遮不住鞋子的。”以诙谐的语言道出了这些素质低下组织者的形象。虽然亚特兰大的“皇帝奇才”伊凡斯对这种素质低下的状况很不满，并试图阻止，但是当地的三K党成员却依然我行我素，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投票反对允许孩子们进入该教区的学校或是天主教徒候选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类事了，也不再认为在城镇的小山顶北部燃烧血十字这种向黑人们示威的做法有多大意义了，他们要干更大的事情，以三K党的秘密性引起更多的直接行动。

其后他们屡屡制造恐怖，让人们极其紧张不安。他们仇视黑人，随意抓人滥施私刑，如果有人控告一个黑人男子向某个白人女子求爱，这伙披着白床单的家伙不管指控属不属实，就把这名黑人男子诱骗到森林里“接受教训”——一顿鞭打或是其他惩罚；他们还任意抢夺黑人的财产，如果一个黑人女子的土地被某个三K党成员看中，而这个黑人女子认为对方出的价格太低拒绝出售，就有可能收到三K党的最后通牒——要么出售土地，要么立刻滚开；另外一名黑人被打得直到他忍痛将自己的土地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了一名白人男子才算了事。

帕顿在《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杂志披露了一系列三K党在亚拉巴马州的残暴行为：一名黑人男孩遭到树枝抽打，尽管孩子苦苦哀求，但三K党成员还不肯住手，直到他的脊背上露出了一条一条模糊血肉；还有一名黑人女子遭到毒打后被抛弃在荒野，由于受伤无助最后感染肺炎而死去；路易斯安那州也发生了一起可怕的悲剧，5名男子遭到绑架后，三K党在他们身上缠上电线，将他们推进湖里淹死了。不仅对黑人是这样，对那些同情黑人的少数白人或是违反三K党规定的人，他们也加以迫害。如果在种族冲突中，一名白人男子对黑人表示了支持，他就有可能遭到绑架和毒打；有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也遭到鞭打，后背被打得皮开肉绽，原因仅仅是他娶了一位美国妻子；还有一名白人女子因离婚而受到三K党成员的忌恨，闯进她的家中把她打得不省人事。三K党还联合抵制犹太商人，拒绝雇佣天主教徒或是将房子出租给他们。

三K党的暴行遍及全国很多地方，即使某些地方没有发生这种暴行，但他们的恐怖威胁也让人们不寒而栗。夜晚当人们看到身穿白色长袍的队伍在行进，看到山谷间燃烧的十字架闪耀出的火光时，就会在黑暗中相互耳语：“这次他们跟踪的对象是谁？天哪！今晚不知道谁又要遭殃。”三K党投入人们心中的阴影就像鬼火一样，恐惧和怀疑如影随形，从这所房屋蔓延到那所房屋。更可恶的是当地那些流氓恶棍也学会仿效三K党，如果他们想焚烧某个谷仓或是袭击某些贫民窟，他们就照着三K党的样子，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恶却又不用担心被处罚；住宅的围墙上经常可以看到用粉笔写的K.K.K三个字母，这也都是那些流氓恶棍们任意涂画的，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中，这个责任难道不该由三K党负吗？这一时期三K党带给人们的梦魇，就像红色恐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歇斯底里状态一样，无休止的恐惧行动使得恐惧永久存在，随之而来的则是愈演愈烈的残暴与罪行。

时间可以消磨一切，慢慢地人们的战时情绪也淡化了，三K党的势力也从鼎盛开始走向下坡，直至在很多地区完全消失。在极少数地方，这个组织虽然存在，但也不过是受利益分肥者控制的政治小集团。三K党历史基本完结，可是在数百万人的心中，它已经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

7

转眼到了1920年初，天气依然很寒冷。这时帕尔默先生指挥的大规模袭击搜捕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对激进主义分子的追捕仍没有停止。在4月份纽约州议会上，根据审判委员会提供的情况，认为有5名议员是“一个完全由叛国者所组成的不忠组织”的成员，不容他们有任何申辩，当即就驱逐了他们。斯威特还在会上对年轻议员小西奥多·罗斯福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认为他反对这种驱逐行动是可耻的。他在发言席上大声朗读着小西奥多·罗斯福的父亲老西奥多·罗斯福曾说过的一段话，用父亲所代表的美国精神来批驳儿子所代表的非美国精神，由此形成对比，其间带给小西奥多·罗斯福的痛苦只有他心里清楚。在议会发言过程中，库维勒议员突然发现议员席位上还坐着两名社会主义者（当然他们都是通过选举而取得了合法议员席位），于是大声叫嚷道：“快看，那里还有两个小托洛茨基！别看他们脸上带着笑容，可那都是虚伪的假笑，他们都是苏维埃俄国政府的代表，混在我们中间，企图颠覆我们的政府。”库维勒的叫喊引起了会场里的一阵骚动，愤怒声一致响起，随后的投票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两个人同样被赶出了议院。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纽约时报》这次也一反常态，发表评论盛赞说：“议院的行动代表了我们的爱国精神，这是一次美国人的集体投票，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赞同并认可议院的这次行动。”可见，当时人们的标准情绪依然像《纽约时报》的评论这样。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绪还是在悄悄地发生着转变。纽约联合俱乐部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是议院很多人公认的共和党中才华出众的小伙子，前途远大，由于他对议院的这次行动表示了反对，差点使他那些老成持重的同伴们背过气去，他们这次倒没有别的举动，只是担心这样一位很有前途的共和党小伙子会转变成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1920年劳动节很快又要到了，对这一天人们是既期待又担心，真的到了这一天竟平静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人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在这之前帕尔默先生曾言之凿凿地告诫人们说，激进主义分子已经选定劳动节这一天作为发动大规模罢工和暗杀的日子，要求人们提高警惕。全副武装的警察们也集结待命，等待着一场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革命大爆发。帕尔默先生的这次预言失灵了。在后来召开的共和党大会上，曾经平息了波士顿警察大罢工的卡尔文·柯立芝几经拼搏，冲进了竞选副总统职位的候选人名单，耐人寻味的是民主党大会却没有给帕尔默先生这样的机会，他甚至连任何职位的候选人推举都没有，这让帕尔默备感失落。不仅如此，人们对他的反对声还持续不断，让他追剿社会主义激进者的战果也在这一片反对声中有些黯然失色。反对他的人幽默地称他为“颤抖的战斗者”“假冒的战斗者”以及“颤抖的胆小鬼”等等，美国人开朗幽默的天性似乎又在这一刻重新恢复了。

1920年的夏天到来了，虽然这时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还并不很安定，国会关于罢工、骚乱和反对激进主义分子的立法行动和审判规则也仍在继续进行中，但是人们的目光已不再只聚焦在这些事件上了，他们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其他事件：比如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总统大选，英俊潇洒、气度不凡的美男子沃伦·哈定先生正在自己住宅的前廊上洪亮地发言，试图在总统竞选中一搏；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建立国际联盟的行动也正面临困境，考克斯先生正在国内巡回发表演讲，试图帮助总统先生；还有一大堆难以处理的经济问题，如国内物价依然攀升，人们已经抗议好几个月了，包括举行游行、递交请愿书等；还有更加别出心裁的事情，费城乔治·埃尔斯布里牧师身穿工装裤进行布道，纽约举行的一场集体婚礼上，牧师和新娘、新郎全都穿着工装裤（为一家报纸副刊拍照片）；人们的购买力下降，百货商店打折降价等等，都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成为最为关心的问题了。这时的国内商业局势很糟糕，人们也顾不得罢工和激进主义分子还有什么举动了。

此外，还有不少事情让人们感兴趣。比如禁酒法令的实施就成了人们晚餐桌上一个议论最多的话题。那些天里，人们经常是屏住呼吸，心情兴奋地围坐在桌前，听说着各种新鲜而又让人激动的消息：像某某人在自己的酒窖里酿造出了非常醇美的杜松子酒啦，按照什么样的比例可以将葡萄干的效用发挥到最大限度啦，走私者是通过什么渠道将酒从加拿大运到美国啦等等，传播消息的人讲得眉飞色舞，围坐的人则是听得津津有味，因为好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没有议论这些事了，之前人们的神经总是绷在罢工、暴乱和社会主义者的红色革命上。还有波士顿的查尔斯·庞兹由于伪造了一夕暴富的计划而遭到追捕；以及妇女参政权者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成功争取到的选举权法案在8月18日得到国会正式批准的事情。虽然这一年夏天，国内又发生了一场无政府主义暴徒的骚乱事件，但人们不再惊慌失措，始终保持了镇定自若的态度，静观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置。人们的这个变化充分说明，几年来令人颤栗的红色恐惧对人们的影响已明显地开始削弱，人们不再为此而终日惶恐不安了。

下面再来说说当时另一个让人关注的问题。如果有人问你：“美国有哪个地方可以被称作这个国家的金融中心？”你能回答吗？那就是纽约百老汇毗邻华尔街的交汇点。在这个区域耸立着多个建筑，它们紧密相连，全部都是政府或私人的金融大本营。华尔街的北边矗立着国库分库大楼，旁边就是同样高大的美国检验办公室；这两栋大楼对面的东南拐角，有一幢朴素的三层石灰石小楼，你可能猜不到，那里就是举世皆知的J.P.摩根公司的总部，也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西南拐角处将要建起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附属建筑，地基已经开挖，一个深深的大坑摆在面前。百老汇街就紧挨在这个深坑的旁边，街上耸立着纽约证券交易所那柯林斯式的立柱。这个区域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神经，它象征着政府、金钱力量和商业方面“三位一体”的联合体系。而这样的体系一直以来就受到激进分子的猛烈抨击。

人们没有预料到，几乎就是在这个精确的地点，9月16日又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本来这天上午一直都很平静，在各个大楼里工作的职员们像往常一样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临近中午的时候，职员们停下手头的工作，正准备出去吃午饭，突然一道刺眼的蓝白色光闪过，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哗啦啦！大片大片的碎玻璃从数不清的房间窗户上坠落下来，发出刺耳的声响，混杂着男人和女人的尖叫声，人们奔跑着，呼喊着——“轰”的一声，又一声巨响传来，就在检验办公室的门前，也就是摩根公司的正对面，一枚巨大的炸弹当街爆炸，弹片四散，地上炸出一个深深的大坑，有30人当场丧生，数百人受伤，摩根办公室的内部也遭到严重毁坏。这枚炸弹的威力非常大，爆炸点相邻的好几个街区的门窗玻璃都被震得粉碎，还有一枚炸弹碎片在爆炸掀起的巨大气浪推动下，飞上半空，甚至穿透了位于公正大楼第34层的银行家俱乐部的玻璃。

爆炸过后，只见在摩天大楼之间有一团巨大的黄褐色蘑菇云缓缓上升，烟云下的空气中充满了灰尘，迷得人们睁不开眼睛，有些灰尘来自摩根公司和其他公司办公楼的破碎的窗户，有些灰尘来自弹片撞击的石灰墙，有些灰尘来自地面炸出的大坑，总之一片灰蒙蒙的。灰尘下的街道上躺着横七竖八的死伤者，地面被鲜血染得通红。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呆了，那些偶然逃脱了炸弹袭击的人们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后，立刻惊恐地四散逃跑，而这时被爆炸冲击松动的玻璃和石头、瓦砾碎片则如雨点般地从人们头上方的大楼里落下，又砸中了许多人。慌不择路的人群四处乱转，不知哪里是安全的地方，一时间呼喊声、呻吟声、尖叫声充斥在楼内外、街道上，现场的人试图帮助那些受伤者，眼前的情景令他们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反而被跑来跑去的人撞得头晕眼花，大喊大叫。直到消防车和救护车到了现场，警察和医护人员从人群中挤开道路，开始了紧张的救援工作，才慢慢地恢复了秩序。

从炸弹引爆的地点看，这次爆炸显然是针对像摩根这样的国家金融大腕的。但这次爆炸的受害人并不是这些大腕，而是普通的银行职员、经纪人、华尔街收款员以及速记员们。因为爆炸发生时，摩根先生本人正在国外，摩根财团的其他合伙人也都侥幸不在爆炸的中心，不是在大楼的另一侧开会，就是出城去了，只有一个人被飞起滑过的玻璃割伤了手。普通职员伤亡得就多了，有一个主任办事员丧生，数十人受伤，17人被送往医院。

距离爆炸点不到200英尺就是股票交易市场，当时这里正在进行着繁忙的交易活动。因为那些日子每天的交易额都能达到约50万股，所以人们以“大量”二字来形容每天的股市交易。这一天人们都很兴奋，因为股票的价格还在持续上涨，交易所显示屏上的指数已经升到了93.75，上涨了2.125点。鲍德温机车公司的股票价格为110.75，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价格是89.375，势头都相当不错，还有中部石油的股票交易也异常活跃。可是突如其来的爆炸震动了大楼，只见交易大厅的巨大玻璃顿时成了碎片，哗啦啦地就像雨点似的散落一地，靠近百老汇街道那侧的人们赶紧拉上了厚厚的丝绒窗帘才得以幸免，否则会有数十人被这从天而降的玻璃雨击伤。“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用探询的目光相互看着，片刻间愣在那里。瞬间，股票经纪人们四处奔跑起来，交易大厅的人们也就随着这股人流东奔西撞，寻找安全之地。在几分钟之前，地面中间的显示屏前还挤满众多的观看者，很快他们也意识到站在这里最危险，就都朝着大厅的墙边跑去，以防被坍塌的屋顶砸中。交易所的老板威廉·雷米克当时就在现场，面对乱纷纷的情形，他却始终保持了头脑清醒，对站在身边的朋友平静地说：“我想该是敲锣的时候了。”于是他按惯例敲响了结束当天交易的铜锣。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着实让人们受到了惊吓，不少人都猜测明天的股市会怎么样？告诉你吧，第二天股市的指数继续上扬，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爆炸过后，随着硝烟慢慢散去和伤亡者得到清理和转运，人们发现华尔街的街中央躺着一匹已经被炸成碎块的马，在它周围散落了许多小钢铁碎片、碎木头块和炸得稀烂的帆布片，不远处还发现了马蹄铁和全套马具。根据现场留下的这些证据，警方推测这是完全一场有预谋的爆炸案，是马车夫预先将烈性炸弹藏在马车里，把车赶到华尔街金融核心的摩根总部旁边后，自己迅速离开现场，随后炸弹就爆炸了。对于这样一场惊天大爆炸，人们议论纷纷，这个马车夫究竟何许人也？他幕后的指使者是谁？警方展开了全力侦查，侦探和联邦调查员们围绕着现场发现的各种蛛丝，仔细追踪着每一条可能的线索，他们把这个城市的每一辆马车都筛了一遍，对可疑的还实行定点追踪；专家们对现场周围发现的零星钢铁和锡也进行了研究，还把那些嵌在周围大楼的金属小块取下来进行了检查（后来搞清楚那是被割成碎片的吊窗锤，为的是增加杀伤力），他们甚至细心地找到这些钢铁制造商了解情况，并对销售记录进行了查阅。其中有一块碎铁片被证明是保险柜的把手，于是顺藤摸瓜，把保险柜是哪个制造商什么时候生产的也都识别出来了。这台保险柜一时成了警方关注的重点，派了一名经验丰富的侦探对这台保险柜的历史展开了调查：首先追溯到保险柜最初的制造者，然后查询到第一个买主是谁，后来又把无数个曾经是这台保险柜主人的人查了个一清二楚，最后发现这台保险柜竟然还在战争期间随着军队去了法国，后来它又回到了霍波肯市。说来真是令人称奇，这样一个小小的保险柜居然踪迹如此复杂。侦探查到霍波肯市后，它的踪迹就再也找不到了。警方还从现场发现的马蹄铁入手，但掌握的情况也就是有人发现在爆炸发生数天以前，有一个西西里人把它们钉在了一匹马掌上而已，其他再无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了。现场目击者、一些在爆炸发生前受到恐怖警告的商人等也都被警方传唤去进行测试、分析和追踪，但也都无果而终。甚至还逮捕了一些受到怀疑和监控的激进主义分子，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对破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也令人失望。虽然费尽了心力，但是几年过后，除了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爆炸外，侦查工作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唯有一个情况（不知能不能算点儿证据？假如是点儿证据的话，它究竟重不重要？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据说，几乎就在爆炸发生的同一时刻，有一名邮差在距离爆炸地点两三个街区以外的一个空邮箱里（这个邮箱半小时前清理过），发现了5张纸，纸上印着几行很潦草的字，内容是这样的：

听着

我们已经受够了

赶快释放政治犯

否则

爆炸声还会响起

你们注定是死亡的下场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

勇敢者

当警方和人们还都对是谁写的字条疑惑时，有一位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正巧到摩根财团拜访，当时正坐在办公室里的煤炭业著名人士宣布说：“事情明摆着，这肯定是激进主义分子干的！”在对爆炸事件进行调查的初期，全国民众都密切关注着，但没有像以前那样，遇有恐怖事件发生就会掀起大量反对激进主义的骚乱活动，如今的美国人民已经变得理性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制造恐怖，伤害无辜，使用这样野蛮而骇人的手段，除了一小撮狂热分子外，美国的广大民众是绝对不会支持的。这桩爆炸事件就如迷宫一样，在经多年调查后仍无结果，虽然众说纷纭，但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