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学东渐背景下“沙龙”概念的引入

已有的关于沙龙的研究著作，大多从沙龙与女性文化的关系着眼。据考证，沙龙的前身正是以欧洲贵族女性为核心的“文艺宫廷”，在这些小规模的“文艺宫廷”里，一些文人学士充做谈士以资娱乐。后来，当此类谈话活动由宫廷走向私家庭院时，真正的“沙龙”文化开始兴起。17世纪，沙龙最先在巴黎产生，这时候的法国，女性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可以和男士在客厅里自由交谈，而当时的英国、西班牙等国家尚不具备这样的宽松风气，沙龙的出现较之法国要晚许多。据欧美学者考证，最早的文学沙龙由德·朗布依埃夫人（Mme.De Rambouillet）创办，其沙龙自1608年开始创立，不少举足轻重的学者都曾出入其中，“1630-1648年是沙龙的最辉煌时期，每逢星期三，朗布耶公馆便成了社会风尚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活动中心”[3]，对后世法国及整个欧洲的沙龙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4]到了18世纪，沙龙在法国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社会沙龙林立，代表了各种类型的审美和思想流派，并在整个欧洲逐渐蔓延开来，德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沙龙亦步亦趋地模仿法国。[5]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沙龙象征着精神层面的欧洲，并被当作“妇女解放运动的排演舞台”，成为欧洲精神文化与女性文化的一个凝聚点。

“Salon”一词来自法语，从词源学上看，“Salon”一词最初指的是一种空间意义，意指城堡里的接待大厅。后来，沙龙由一个空间概念扩展到文化活动领域。1737年，罗浮宫方形接待大厅举行艺术展览，简称为“沙龙”。然而直到1807年，在德·斯塔尔夫人的小说《柯丽娜》中，才出现了对于“沙龙”这一概念的运用，指向一类文艺谈话活动，自此，现代意义上的“沙龙”一词逐渐普及开来，并被我们今日用以指代昔日的文学沙龙。[6]与此同时，“展厅”意义上的“沙龙”仍然流行。波德莱尔就专门写过针对沙龙艺术展览的评论。到了19世纪中期，沙龙展览仍然兴盛，并对艺术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文艺谈话意义上的沙龙对西方哲学、文学及艺术的影响更是深远。欧洲文学史上产生了许多描写沙龙人物的文学著作，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7]、屠格涅夫的《罗亭》[8]都是以沙龙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是在沙龙里产生的，至于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则是沙龙生活的最直接产物。

沙龙最早进入中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被动的输入，一是主动的引进。前者主要通过晚清来华的传教士或其他外国文化人。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大批来华，他们开办学校、编辑报纸、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中国洋务派也开办福州船政局等机构积极向西方学习。1877年，福州船政局选派35名学生出国留学，其中便有陈季同。陈季同在法期间，与欧洲政界人物多有交往，法国政治家莱昂·甘必大（Leon Gambetta）常邀请陈季同出席他的政治沙龙，[9]陈季同从中受到法国沙龙文化的熏陶是可以想见的。事实上，陈本人虽未直接提倡沙龙，但他写过专门提倡咖啡馆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陈介绍了法国咖啡馆浓郁的文艺空气，明确表达了对沙龙文化的认同。这篇文章后由张若谷翻译成中文，于《申报·艺术界》上发表。1891年陈季同归国，于1897年末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学堂，并倡议组织召开中西女子大会，以讲求女学，师范西法，开一时风气之先。据《新闻报》记载，当年参会者达122人之多，内中不乏博学多才之人（《新闻报》刊载的《闺秀诗钞》写道“艳闻盛会尽英才，宝马香车络绎来。难得中西诸姊妹，成城众志绝疑猜”[10]）。这次大会由陈季同的法国夫人赖妈懿主持，可说是法式沙龙传入中国的早期雏形，主要是以倡议女子教育为发端的，因其参加者全为女子以及偶一为之的性质，更多具有的是仪式性的意义。

到了20世纪，在接触到更广泛的西方文化之后，知识界对沙龙这一文化形式的思考有了新的进展。梅光迪的文章是目前我看到的国人较早提倡沙龙的文字。1917年5月，梅光迪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新的中国学者：一、作为人的学者》（The New Chinese Scholar：I.The Scholar As Man），公开提倡沙龙。

文学史家告诉我们，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学者之所以变得雅致（urbanity），主要是沙龙客厅里的女性的功劳。在那以前，学者总是邋遢的，言语也很粗暴，简言之，他们从前是枯燥，不登大雅之堂的学究（pedants）。然而，沙龙客厅里那些文雅的女性，把他们调教得文质彬彬，稳重练达，我们从近代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圣·博夫笔下那些名媛给予学者的优雅的熏陶，就可以知道女性的影响有多大。直到今天，法国女性在文化圈还是很有势力。法国学者也是世界上最优雅的[……]

歌德说：“与女性同游（society），是举止得体的初步。”我想我们都有目共睹。美国男人的温和的行为完全是靠女性来维持的。没有女性的熏陶，男人就好凌霸、欺压、倨傲，传统中国的学者向来邋遢、暴躁、古怪，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优雅的女性雅致的熏陶了。与女性同游，可以让我们学得温和之气，以及我们最缺乏的举止得体之礼。而我们跟她们交往绝对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只是一种社交上的乐事。那其实是一种严肃的磨练，是一种削去我们棱角的磨练。[11]

梅光迪主要从男女两性的性别特质上着眼，希望提倡沙龙，意欲借助沙龙里女性雅致的熏陶，使得中国传统的学者能改变“邋遢、暴躁、古怪”的性情。显而易见，梅光迪理想中的沙龙是由女性主导的。在此之前，留学生胡适也在日记里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贤妻良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为了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盖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12]

胡适意图造就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这样的女子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同时，这样的女子可以“化民成俗”。在中国历史上，高级妓女曾扮演过类似的功能，而其所处的青楼作为一个文人士子交往的公共空间，颇类似于西方的沙龙。试举两例。晚明名妓柳如是的风姿和善谈给后人留下了不少佳话，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无限感慨：“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13]晚清名妓胡宝玉曾在自己的居所内与客“茗话”，据记载，胡宝玉“乔为男妆，轻裘缓带，冠缀明珠，手持金质烟管，从容而出。向客一一致敬已，遂作茗话。偶及灾赈事，议论风发，动中肯綮。精神四属，不令座客一人向隅，仿佛堂属之相见于公署也[……]见宝玉正色庄语，顿忘为青楼”[14]。这里的“茗话”即几十年后现代文化人热衷的“茶会”。而胡宝玉之“议论风发，动中肯綮”，可谓善谈之女主人也。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一般被誉为名妓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高等妓女文雅风采以及技艺都很出色。姚民哀在20年代写文感慨道：“伎女下称校书，亦曰眉史，命名何等雅驯。岂黄毛丫头，学得三声游板荒腔，便得谓之伎女。在昔伎女，必有一技之长，方能存在于交际社会，不则无澉饭之地。”[15]姚民哀指出了“伎女”“校书”技艺的高超，同时指出了她们身处环境的交际特征。在男女身份地位悬殊的社会里，男性往往不能与家中的妻妾进行精神上的交流，当时也没有其他的男女社交渠道，于是妓院便同时充当了这一社交功能，[16]一些才貌出众的高级妓女往往被士人引为精神知己，当聚众闲谈之时，可谓颇类似于西方沙龙里的女主人。

然而，胡适期待的新女性和梅光迪理想的“沙龙客厅里的女性”自然不是胡宝玉这样的名妓，而是接受教育的新知识女性。[17]“与女性同游，是举止得体的初步”，歌德的这句名言对20世纪初期中国的留学生而言，无疑振聋发聩。这是较早的基于男女人格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对沙龙交际的倡导。在胡适、梅光迪两人的意识里，沙龙的光彩主要归功于沙龙女主人。

以上陈季同、梅光迪所谈的“沙龙”都是“文艺聚谈”意义上的，“展览”意义上的“沙龙”亦有人提倡。20世纪初，随着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关于法国文化和留法感想的文章也多了起来，这其中，就有法国沙龙艺术展览的消息。1921年，《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天马会员报告法国美术消息》[18]，此文中，天马会成员江小鹣、陈晓江介绍了法国艺术展览的情况，其中就介绍了沙龙：“散龙（注：沙龙）是很正派的！国家会（国家美术展览会）就有些古怪了，但是十分新奇的作品，这两个会里面是不能陈列的。”[19]“凡一个美术家，先经过散龙里最好的，可以到小画院，小画院之后到罗克省白而，然后分到各省的画院里，到美术家死了后，再选到博物馆，最好的还可选到罗佛而。”[20]由此可知，“沙龙”一词是由海外留学生率先使用，并逐渐传入国内。最初的译名并不一致，比如这篇文中就译作“散龙”。

根据现有资料，国内最早在展览意义上正式使用“沙龙”一词的是刘海粟，1923年刘海粟在《天马会究竟是什么》一文中提及天马会的成立是模仿法国沙龙的结果：“江君有鉴于此，建议于同志，创立常年展览会，每年春秋两季征集国中新的绘画陈列之，以供众览，其制盖仿法之沙龙、日之帝展也。”[21]这是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材料。1927年，《艺术界》也刊登了《林风眠发起北京艺术大会》[22]的通告。文中林风眠主张以“法国沙龙”的办法，倡办大规模的艺术大会。但大会的口号与“法式沙龙”的优雅闲适氛围颇不相和，而是充溢着激进的革命色彩。[23]此外，还有不少资料表明，民国以来在文艺展览意义上使用“沙龙”一词，主要集中在留法学生那里。到了30年代，“沙龙”这一新名词在中国语境中已经被广泛认可。刘海粟在《东归后告国人书》中就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作品入选法国著名沙龙的情况。[24]

除了“沙龙”这一词汇，关于“沙龙风”的巴黎文艺氛围的介绍文字也很多。早在晚清外交使节的笔记中，就曾出现描写法国巴黎文化空间的文字。当年流亡在外的王韬笔下亦曾出现咖啡馆的场景：“男女嘲笑戏狎，满室春生，鲜有因而口角者。”[25]而民国的留学生们，更是为巴黎浓郁的艺术氛围着迷，在与中国国情比较的过程中，巴黎更显出高雅迷人的色彩。1920年，《少年中国》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旅法的断片思想》，作者对法国国民的艺术修养之高深表惊奇：“巴黎的博物馆如Louvre和Luxem-bourg里面，许多的男女，抱着美术史，进去作考订生涯的，和带着画板，作临摹生涯的，都可以表现法国人艺术美的普遍化。”“反观中国的社会，哪里有美感的存在？”作者并将其提升到国民性这一层来，说“我爱这文艺思想熏陶出来的国民性，我爱这轻暖明媚的南欧气候风物”[26]。五年后，一位中国画家庞薰琴留法，在巴黎艺术氛围最浓郁的蒙巴尔拿斯区生活了两年，期间，他经常坐咖啡馆，感受着这里浓郁的文艺氛围：“咖啡馆并不是以来喝咖啡为主，而是文化界活动的场所，也不只是画家、雕刻家，还有文学家、诗人、文艺评论家、记者、交际花，例如‘琪琪’等等。”[27]而傅雷对巴黎文艺生活的描写更炫目多彩：“在巴黎，破旧的，簇新的建筑，妖艳的魔女，杂色的人种，咖啡店、舞女、沙龙，Jazz，音乐会，Oinema, Poule，俊俏的侍女，可厌的女房东，大学生，劳工、地道车，烟囱，铁塔，Montparnasse, Halle，市政厅，塞纳河畔的旧书铺，烟斗，啤酒，Porto, Comoedia，……一切新的，旧的，丑的，美的，看的，听的，古文化的遗迹，新文明的气焰，自普恩加来（Poincare）至Josephine Baker，都在他脑中旋风似地打转，打转。他，黑丝绒的上衣，帽子斜在半边，双手藏在裤袋里，一天到晚的，迷迷糊糊，在这世界最大的旋涡中梦着……”[28]这股巴黎文艺风对中国学生的熏陶是深刻的，并潜移默化到他们日后的人生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国人大多以“茶会”来指代“聚谈”意义上的“沙龙”。“茶会”一词源自中国传统文化，明代文人画大家文徵明就有一幅作品叫《惠山茶会图》。而晚清以来，“茶会”一词得到了现代化的重新应用。在梁启超的书信、胡适的日记中都曾出现“茶会”一词，他们参加或举办的茶会实际上就是沙龙。1912年11月1日，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开办“茶会”一事：“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得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政界在焉，报界在焉，各党在焉，军人在焉，警界在焉，商界各行代表在焉，蒙古王公在焉，乃至和尚亦到十余人。”[29]胡适日记1913年12月23日写道：“在假期中，寂寞无可聊赖，任叔永、杨杏佛二君在余室，因先煮茶夜话，戏联句，成七古一首，亦殊有趣，极欢始散。明日余开一茶会，邀叔永，杏佛，仲藩，钟英，元任[……]周仁，荷生诸君同叙，烹龙井茶，备糕饼数事和之。复为射覆，谜语，猜物诸戏。余拟数谜，颇自喜，录之如下[……]”[30]胡适这里所说的“茶会”，虽然形式上比较接近于传统文人的“雅集”，实质已然是西方式的“沙龙”[31]。而另一位留学生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多次参加外国人主持的“茶会”的记载，[32]这些茶会事实上也便是沙龙。中国留学生频繁地参加国外的沙龙聚会，对沙龙这一文化空间多有接触，获益良多。回国后不少人继续保持了这一生活和社交习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茶会”一词早于“沙龙”在中国文化人中流行。在30年代的文人公共交往中，“茶会”一词也更多取代“沙龙”成为众多文化人指代此类公共聚谈的一个常用词汇。

1898年曾朴与陈季同相识，在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法国文化和文学知识，对法国沙龙尤其着迷，从此便予以大力提倡。在曾氏眼里，沙龙成了他所向往的西方异域风情的象征。同时，借助沙龙交往，他欲引进异国文学（主要是法国文学），激发中国旧有文学的生命力。而留法学生李金发，则从沙龙功用的角度提出了别样的见解。李金发在他的《法国的文艺客厅》中写道：

法国的文艺客厅（Salons litteraires或音译作“沙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而很关重要的，且多为好客的贵妇人所主持，如现代之文艺俱乐部，其重要者如Deffand夫人Geoffrin夫人Necker夫人Récamier夫人Lespinasse女士之客厅，都红极当代的，任何文豪都出入她们的幕下，可是到了后来，报纸杂志发达了，作家聚会之处多在编辑室，或酒吧间，客厅渐随之而门庭冷落起来，到十九世纪末，已找不出几个重要的文艺客厅，一九一四年，还有几个次等的，到了一九二〇年简直消灭净尽。（当时还有许多咖啡馆，是大文豪来往的地方，以后有机会再谈这些。）这种风气是非常有趣，而值得提倡的，当代的作家，可以时常会面，联络感情，得切磋琢磨的益处，讨论问题，演讲，游艺，甚至组织政党，新进的作家亦可以有机会认识几个老前辈，不致埋没天才。可惜我们中国没有这样好客而有钱的夫人，女士，给我们大家认识之机会，不致再文人相轻，我笑你，你骂我，弄得大家以后不好意思，各筑壁垒。为今之计至好有一个文艺俱乐部，给各派文人聚集，则以后各报纸屁股必可少打笔墨官司，[……][33]

促进文人之间的友谊，消除文人相轻而致的笔墨官司，李金发的出发点在于促进文坛和谐局面的建设。其实在李金发撰此文的1934年，中国本土的情况并非如他所说“没有这样好客而有钱的夫人，女士，给我们大家认识之机会”，上海、北平、南京，各式沙龙已经风生水起，只不过完全类似于西方沙龙模式的仅林徽因一家而已。至于邵洵美，对沙龙则有着更为具体详尽且高远的理想，他意图通过文艺沙龙的倡导，把文艺打进社会里去，一面推广文艺风气，一面改良社会，从培育一个“小规模的好社会”开始，进而达到实现“一个大规模的好社会”的理想。在邵洵美眼里，沙龙不再是一种消闲娱乐方式，也不止于引进西潮，而是被赋予了更深厚的改造国民性和“文化救国”的意义。此时，沙龙成为了一种先进文化的象征，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所在。

“沙龙”这一新名词在晚清民国的引入和传播，自然和这一时期思想演进的脉络密切相关。正如学者章清所云“近代中国出现的诸多新名词、新概念也成为‘转型’的象征，甚至堪称‘重塑’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34]。沙龙的引入，与中国知识界理解、学习欧洲文化有关，也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沙龙是Salon一词的音译，当“沙龙”引入中国之际，同时出现了其他形式的译名。比如邵洵美就用“花厅”一词来翻译“Salon”，他说只是为了一种字面上的漂亮，但很明显，从这个译名上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古典趣味。这个翻译和华林将“咖啡馆”翻译成“佳妃馆”在趣味上是一致的，都试图将西方的外来词“古典化”“中国化”，从中都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西方文化大批涌入之际，希望“化西入中”的意图。此外，如上文所说，“沙龙”在中国语境一度有两个指称。一是指美术展览意义上的。一是文人聚谈意义上的。这两个意义在沙龙初进入中国之际，一度连用。但在实际的传播中，文艺客厅意义上的沙龙更为人熟知。另一面，“沙龙”一词的使用情况，也折射出中国思想界的分歧。一部分趋新的文化人，如曾朴、林徽因、徐志摩、邵洵美等对沙龙十分热衷，发文倡议并身体力行，而另一部分文化人却依然坚守着清谈雅集的传统文人生活，对现代化的都市文化持拒斥态度。

概而言之，“沙龙”一词既是对传统文人清谈雅集的一种新命名，另一方面，它还指代了一种新型的文人生活和交往方式。这种方式随着西学的流行和传播，在中国大都市快速地传播开来，并逐渐成为一种“现代”“洋气”和“摩登”的象征。由此，“沙龙”这一新名词所创造的新文化现象，以一种都会流行文化的方式，构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化风景，此后的中国，再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沙龙兴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