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赋予意义

我在中国台湾长大，之后来到中国大陆，那些曾在我身边的和我所见到的穷人从未带着高更在其画中所展示的悲观情绪去生活。作为二战后出生的一代，我的童年时代在满目疮痍的昔日殖民地上度过。经历了艰难而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动荡的年代，我通过历史和经济的镜头去理解人类最基本的尊严问题。是的，存在于中国社会记忆之中的饥饿问题正是人类苦难中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向他们的朋友打招呼时都会问“你吃了吗”，而不是说“你好”、“早上好”、“下午好”或“晚上好”。

从学校回家吃午饭时，如果家里的炉子是冷的，我的兄弟们甚至不会向我的母亲提出想要吃饭。我们那时仅有的正餐很微薄，通常只是几个甘薯而已。但我周围人们的群体心态中却从未表现出高更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悲观、幻灭和绝望。相反，我从童年时周围的人们身上看到：人类的无助正是其动力和灵感之源。而这也正是我这些年在非洲、南亚和其他许多贫穷的地方所再次看到的。它告诉我每个国家都埋藏着繁荣的种子。

在青少年时期，我了解到了两位我心目中英雄的平生，他们成为激励我奋斗的动力源泉，他们的故事有助于我做出人生中重大的抉择。一位是李冰，他是中国2200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蜀郡（今四川）太守。在目睹了他的人民常年被岷江的洪水所侵扰后，他修建了都江堰灌溉工程——“欧亚大陆东部最大、计划最周密的公共工程”（Sage，1992，p.149）。

尽管当时技术并不先进，地质构造也十分复杂，李冰仍然亲自率领数万工人，历时八年，在群山峻岭间开凿出了一条20米宽的河道，并在河岸两边修建了灌溉系统。而这一基础设施工程至今仍运行良好，它使得中国曾经最为贫困的地区变成了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富饶肥沃之地。在1979年夏天，我从中国台湾回到大陆后，最初参观的地方之一就是都江堰。当我立于悬崖绝壁之上俯览狭长的河道时，雷鸣般的巨响和脚下奔腾的河水令我感到眩晕和震撼。2200多年来这河水从未停歇，灌溉着下游肥沃的成都平原。

我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是王阳明（1472—1529）。他是明朝伟大的思想家、儒学家、官员和将军。如同其同时代的欧洲哲学家马丁·路德（1483—1546）一样，王明阳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心学”。这一思想体系通过革命性地重新诠释儒家经典著作，将人民大众从12世纪哲学家朱熹所提倡的传统儒家思想的苛刻行为准则中解放了出来。他最为著名的教导是“知行合一”，这一学说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他的哲学思想对东亚社会的影响长达数个世纪。王阳明还是一位杰出的官员和极具天赋的军事指挥官。由于他追求公正，倡导革命性的儒家教义，王阳明数次被朝廷谪贬流放。但他个人所受的磨难从未泯灭他内心的责任感。尽管他官场不顺，又缺乏军事支持，但是却平定了“宁王之乱”和数次农民起义，为人民带来了和平。他还在我的祖先250年前移居台湾之前所居住的地区发展当地教育。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该像李冰一样，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热土做一些促进繁荣、惠及千秋万代之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像王阳明一样，拥有独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这些努力为人生目标赋予了良好的含义。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于我在世界银行的工作很有帮助，因为世界银行作为一个知识银行，其宗旨就是“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虽然生活显然不是只有物质，但解决最基本的人类需求，给予每个人以经济上的机会是摆脱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绝好方式。为人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同时根据环境现实调整心智模式，正是李冰和王阳明曾经所做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帮助他们的同胞改善生存状况——并以此为他们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

我一直很幸运，能在中国海峡两岸和美国的顶级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更加幸运的是，我有机会目睹我的出生地中国台湾，伴随着我的成长，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富强的工业社会；我也有幸参与了中国大陆从贫穷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伟大改革。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多次到访贫困偏远村庄的经历，总是让我回忆起1980年我第一次从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出发去往四个新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的深圳的经历。这段旅程总共花了10个小时，我乘车在泥泞的道路中行驶了300公里，并数次换船渡过了多条河流才到达深圳。那时的深圳是中国香港特区边境旁的一个小渔村。而现在的深圳已发展为中国收入最高的现代化城市之一，拥有一千五百万居民。今天，从广州到深圳乘车走高速公路只需要两个小时，而乘坐高铁仅需要一个小时。现在，当我在世界银行的职位上到各地考察时，会遇见一些年轻天真的学生，我不禁想象他们是否也会和我一样幸运。从我曾经阅读过的文献来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比东亚国家具有更好的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机会。我想知道：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非洲、南亚以及其他地区的贫穷国家的命运是否也将改变？

回首具有显著的经济、军事甚至精神意义的都江堰，李冰的伟大成就是很难被忽视的。尤其是从英国出生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曾经的计算中得知：在18世纪之前，西方世界花了约1400年才使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Maddison，2001）。而且以今天的生活标准来衡量，在18世纪初，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贫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