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献综述

在金融“走出去”领域，现有文献主要是关于银行国际化理论的系统梳理，并没有专门以金融“走出去”为主题的理论研究，可供直接参考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本书主要对国际和国内银行国际化理论做一简要说明。

一、总体概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实践的不断总结，形成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解释理论，如“比较优势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引导效应理论”和“格鲁柏尔的三分类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银行国际化的新趋势，又出现银行体系重整论、放松管制论、效率差异论等。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定贡献，汪建和吴英蕴（2000）提出规避风险论，认为银行国际化是为了规避国别风险，通过托宾和马科维茨建立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证明以国际化资产组合降低风险系数；吴士君（2002）提出政策寻租论，指出中国存在金融抑制，在市场准入和价格管制情况下使得银行业拥有超额“政策租金”，吸引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这些理论为开发性金融“走出去”提供了基础的理论思考，包括利用比较优势、发挥内部化效应、加强特定产权效果、分散单一市场风险、组合管理需求及税收政策影响等，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对中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进行深入的理论解释。

二、逻辑认识

（一）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主要区别

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主要定义已经在上一章节中做了说明，下文主要从首要目标、运作方式和风控机制等方面说明两者之间的区别。

首先，首要目标不同。开发性金融的首要目标并不是盈利最大化，而是社会总体价值最大化，以保本微利为基本底线，着眼于开发性金融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如扶贫、发展支柱产业、支持民营经济、促进国家战略实施、提升国际化合作水平等，在“走出去”方面则以服务外交战略、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加强市场培育开拓等为主要的发展目标。商业性金融的首要目标是追求盈利最大化，从商业原则出发，立足于获得充分竞争之后的市场领先地位，不以社会公共价值利益目标为评价考核基准，在“走出去”方面则以获取市场份额、分散商业风险、开拓国际网络、提升股东价值等为主要的发展目标。

其次，运作方式不同。开发性金融的运作方式主要采取“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市场共建”的模式，围绕政府战略目标，增强市场机制建设能力，提升金融综合服务支撑能力等，对融资问题加以系统化解决，在“走出去”方面则以规划先行和重大项目为切入点，搭建市场化合作机制，提供中长期融资信用安排。商业性金融的运作方式主要采取“市场驱动、政府支持、利润为先、担保可控”的模式，围绕市场热点项目，加强定价与风控机制安排，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配套，但并不会主动推动建设市场的工作，在“走出去”方面则以“跟随”战略为主服务客户，逐步在全球开拓国际合作网络，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作为切入点，并不会优先“投棋布子”于一些商业条件尚不成熟的地区，以提供中短期融资信用安排为主。

最后，风控机制不同。开发性金融的风控机制主要采取以市场建设为主的驱动机制，对风险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不仅限于商业风险评估，还包括全局性的市场发展与机制建设等，在“走出去”方面则尤其强调大风险观的历史唯物辩证思维，认为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风险，更主要从经济贸易大循环角度考虑风险防范，将市场潜力内嵌于发展项目之中，以此解决根本性的不确定性风险。商业性金融的风控机制主要采取以抵质押品及现金流可测性为主的驱动机制，对风险因素进行单独判断，主要从项目本身的市场风险角度考虑，在“走出去”方面则主要排除一些存在一定国家政治风险的地区，优先考虑项目的商业价值及抵质押可靠性，并不会从大风险观角度评估整体风险水平。

（二）传统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主要特征

首先，以国际化作为“走出去”的初始状态。无论是世界银行这一类全球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还是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区域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基于其发起国的多边合作背景并服务于特定的任务目标，设立之初就以国际化作为“走出去”的主要方式。相比于这些传统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往往也会设立专注于“走出去”方面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如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等。

其次，始终服务于本国及跨国综合平衡战略。在一国或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走出去”服务过程中，国家对其力争实现本国的经济国际化战略及促进跨国合作的综合经贸平衡目标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意义，这种使命感以政策性法律框架为立身基础，在商业运作原则下开展多元化合作，始终不会偏离政策性目标，强调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些缺乏商业金融吸引力的领域，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撬动作用尤为必要和明显。

最后，坚持对政府与市场间作用的深入理解。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推进国际合作过程中，比较注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治理机制的改进，主张政府与市场之间应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关系，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包含一定的意识形态思维，需要在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走出去”过程中加以深入思考。实际上，从操作上看，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在“走出去”领域往往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文化差异及政策体制约束，对开发性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在综合协同能力方面需要深入理解并加强。

（三）一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理论动因

首先，开放型经济水平决定了国际化的内生需求。小国经济体的开放模型已经证明，只有不断提升经济开放度水平，才能获得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下的最大化价值。相比于传统的小国经济体开放模型，中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并非一个经济强国，因此，在国际经贸关系上仍然可参考一个小国经济体的开放水平。而从国家战略目标出发，一个在国际经贸关系上处于小国地位的国家有内生动力促使本国开发性金融机构“走出去”，以实现更高水平上的开放经济总量和质量，从而提升国际化发展的综合竞争能力。

其次，国际化合作领域依然存在较多的市场瓶颈。确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作关系是破解市场瓶颈的主要途径，只有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合适的引导作用，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这一层面来说，国际合作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局限性与瓶颈依然很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政府力量介入较多，使得市场资源难以得到有效配置。为此，从一国角度出发，有动力通过自身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国际上与相应国家共同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新型合作关系的构建，提升市场资源的参与意愿。

最后，从合作博弈的角度考虑，需要有一个新平台。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格局日益分化的形势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贸易规则与国际合作提出了不同诉求，国际经贸合作秩序与规则都要面临深刻变化，矛盾与冲突更为复杂化，急需一座以政策性目标与国家信用力量支撑的金融合作桥梁，与相关国际合作伙伴一起搭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从合作博弈角度考虑，一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走出去”过程中可以且也有义务作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发挥作用，将总体合作剩余在市场运作原则下尽可能最大化。

三、国外研究

在银行境外市场进入理论方面，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向发达国家扩张和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区别。

瓦西德和马瑟认为，向发达国家扩张通常有负的市场收益，相反在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机构可以获得很高的收益（Waheed and Mathur，1995）。在进行国际化扩张时，在单一产业进行国际多元化的收益，要远高于投资多个产业（Meric，Gulser，1989；Grinold et al.，1989）。

高斯和戈德伯格指出，在美国的外资银行绩效与其母国金融体系的规模、母国对外投资规模以及母国对美国贸易规模存在正向关系，但与母国与美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负相关（Grosse and Goldberg，1991）。

布雷利和坎普雷斯对世界上1000家银行的近2000家分行的设点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银行分行选址与东道国和母国的GDP、母国的贸易和FDI量存在正相关（Brealey and Kaplanis，1996）。

关于国际化经营效率与动机，多数研究认为，银行的规模是银行境外市场进入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Grosse and Goldberg，1991；Ursacki and Vetinsky，1992；Williams，1996，1998；Berger et al.，1999；Di Antonio，Mariotti and Piscitello，2002），且东道国的规模或东道国金融系统的规模也与此有关（Di Antonio，Mariotti and Piscitello，2002）。相比东道国而言，跨国经营的银行一般规模较大，其总部往往设在相比东道国市场更为发达、更有效率的国家，若一个国家银行部门规模都比较大，利润比较高，则在该国经营的银行都能向外输出高级技术，并很可能向外扩张业务以获取更多的市场机会，减少国内市场竞争压力。

上述研究也指出，东道国市场的利润机会是决定外资银行股权模式的关键因素，即决定了外资银行参与国内银行市场的方式，如完全收购、收购某特定业务或资产、合资或结成战略联盟。但对于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的银行到底是去其他银行系统缺乏效率的国家，还是其他银行系统更为高效的国家这一问题，则没有定论，如OECD国家的跨国银行喜欢向银行系统缺乏效率的国家扩张，而米勒和帕克却发现一些银行更愿去发达国家以改善自身的生产和分销渠道，而不是输出自身的渠道（Miller and Parkhe，1998）。

此外，马西森和罗尔多斯考察了15个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进入决定因素，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不仅受到其自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影响，更受到东道国当局政治经济战略目标的影响，如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进程等（Mathieson and Roldos，2001）。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上述研究对中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理论研究是很有启发的，主要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高收益高风险特征、地理距离对金融规模的影响、东道国经济政治战略对金融的影响等方面；当然也有不足，主要是缺少对发展中国家金融“走出去”的理论分析。

四、国内研究

中国学者对银行国际化的系统研究侧重于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效应及影响。

庄乾志（2001）在其专著《银行发展：市场化与国际化》中重点研究了银行国际化的历史、成因、环境、组织和国际化战略。

王金龙（2003）在其专著《金融国际化效应研究》中从宏观角度分析了金融国际化动因，分析其对全球经济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指出如何识别和化解各种风险因素以优化中国的金融国际化战略。

朱正罡（2004）在其专著《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战略》中通过案例比较提出了“双向对接”的国际化经营模式，即应遵循逐步推进的地域拓展策略、境内外机构联动策略和本外币业务一体化的策略，并指出风险管理是成败关键。

毛泽盛（2005）在其专著《跨国银行的进入、绩效及其管制》中侧重分析跨国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效应，尤其是管制对市场进入的作用。

李杰、满新程（2009）在其专著《商业银行“走出去”研究》中重点探讨了银行“走出去”的二元动机。刺激—反应式动机是银行面对环境变化为保持竞争地位而做出境外扩张决策的动机，资源—内驱式动机是银行在自身实力增强基础上面对良好外部环境而主动进行境外市场开拓的动机。通过构建基于网络外部性的追随客户两阶段博弈模型，支持不同动机会导致不同的境外市场选择导向，进而形成银行国际化第三次浪潮的三大区位导向，即欧洲、拉美和亚洲，其中发达国家是母国，新兴市场国家是东道国，跨国并购是主要方式。作者还对银行“走出去”的进入模式、进入路径、跨国并购机制等进行系统分析，初步建立了一个针对银行“走出去”的统一研究范式。

总体而言，国内对商业银行“走出去”的理论分析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尤其是在金融国际化动因、风险防控管理、追随客户战略、跨国并购模式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积累，对中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对于金融地理、战略博弈、协同激励方面的分析尚未有系统阐述，而这正是中国开发性金融实践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