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产业发展理论建立在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
（一）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独立地开辟了后来被称为经济增长理论的新领域。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到80年代初最终完成自己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过程。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家有关理论遗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和最终完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的科学体系，即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创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过程就是创立经济增长理论的过程。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 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1865）中写道，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它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体现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其基本观点是：
（1）资本家向工人支付工资，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以后，即强迫工人为其长时间地劳动，货币由此转化为资本；
（2）资本家的全部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称为“可变资本”，其价值量在生产过程中是可变的，能通过工人的劳动来增加；另一部分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等，称为“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其价值量是不变的，只是将原来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
（3）工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用来再生产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另一部分叫“剩余劳动时间”，用来创造新的价值；
（4）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新价值，就叫剩余价值；
（5）剩余价值本来是工人劳动的产物，应归工人所有，但是却被资本家凭借对企业的所有权无偿独占，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发财致富的秘密；
（6）资本家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所采取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或强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绝对地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这种方法叫“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技术进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即缩短工人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种方法叫“相对剩余价值”。
2.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认为，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一个不断循环运动而实现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马克思根据使用价值的最终用途，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相应地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第一部类Ⅰ）和消费资料生产（第二部类Ⅱ）两大部类。同时，又把每个部类的产品从价值上划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是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借助于工人的具体劳动，把原有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价值量没有发生变化。可变资本是指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要生产过程中由劳动力的使用创造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使预付资本价值量发生了变化。
社会资本再生产运动的核心问题是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的实现问题。而这两方面的关系，又是以实物替换为基础。只有实物上和价值上都得到替换和补偿，简单再生产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是在简单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第一部类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就不能全部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而去和第二部类相交换，必须有一部分转化为积累。这样剩余价值（即M）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仍作为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以M/X代表）；另一部分用作积累（即M-M/X）。而积累又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比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追加不变资本（以ΔC代表）；另一部分作为追加可变资本（以ΔV代表）。由于M有一部分留作本部类的积累，不能再和第二部类去交换，所以Ⅰ（V＋M）>ⅡC。同样，第二部类要进行扩大再生产，M也必须分为M/X、ΔC、ΔV三部分，留作本部类积累的可变资本部分也不能去和第一部类相交换，所以Ⅱ（C＋M-M/X）>Ⅰ（V＋M/X）。这两个公式正是表明了进行扩大再生产要有追加生产资料和追加消费资料这个物质基础。
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必须按一定比例，经过相互交换，才能全部实现。交换关系有三种情况，马克思称为三大要点：
（1）ⅠC或Ⅰ（C＋ΔC），是通过第一部类内部交换而得以实现；
（2）Ⅱ（V＋M）或Ⅱ（V＋ΔV＋M/X），是通过第二部类内部交换而得以实现；
（3）Ⅰ（V＋M）=ⅡC或Ⅰ（V＋ΔV＋M/X）=Ⅱ（C＋ΔC），是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而得以实现。
总之，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内部的交换关系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都是按一定的比例实现的。
3. 经济增长理论
第一，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应的变革。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经济增长具有永续性和递增性。由于知识的进步、由于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的累积效应，经济的发展有一种自加速的趋势。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永续性和递增性，因此，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具有永续性和递增性。
第三，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生产关系是制度的核心）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中组织和运行。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为后来的制度经济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主要包括经济生产能力、经济结构、体制变革等。
第五，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按比例分配社会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国民经济都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各产业部门组成的经济网络。各产业部门只有按客观需要的比例关系实现均衡增长，社会经济的总体才会稳定、持续发展。
（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主要是从定性的方式来分析经济增长，而西方经济学家更多的是从定量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增长，他们有的侧重把一些可观察的或易处理的增长要素（如资本和劳动）与增长实绩（如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联系起来，建立各种或繁或简的计量函数模型，用于解释经济增长；有的侧重从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的演进、转变或高度化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有的侧重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来描述经济增长及其条件；有的侧重从经济增长的要素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过程。因此，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包含了“模型论”“结构论”“阶段论”“因素论”等主要流派。
1. 经济增长模型论
就是把各种经济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收入来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以此来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用于解释经济增长现象。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文献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有3个，即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1）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即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Harrod-Domar Model），美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和E.多马分别提出的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基于凯恩斯理论之上，出现于1929—1931年大危机后不久。该模型包括以下一些假定：①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用于消费，又可用于生产；②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二者比例固定不变；③规模报酬不变亦即单位产品成本不随生产规模变化而变化；④不存在技术进步。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表达式是
表示法一
Gw=s/k=Sσ
式中，
Gw为经济增长率，并具有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均衡增长”之含义；
s为收入中的储蓄比率或储蓄倾向（I=S）；
k为资本产出比或边际的资本产量之比；
σ为资本生产率，表示每一单位资本生产的产品数量。
表示法二
G=S·V
式中，G是经济增长率；S是资本积累率（储蓄率或投资率）；V是产出—资本比。
表示法三
ΔY/Y=s×ΔY/ΔK
式中，
Y为产出，ΔY为产出变化量，ΔY/Y为经济增长率；
s为储蓄率；
ΔK为资本存量K的变化量；
ΔY/ΔK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可以增加的产出，即资本（投资）的使用效率。
该模型突出了发展援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通过提高投资（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资本转移（发展援助）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援助通过技术转移降低资本系数（k），即提高资本生产率（1/k）来促进经济增长。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美国的经济学家索洛和英国的经济学家斯旺。罗伯特·默顿·索洛1924年8月23年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索洛主要因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资本理论和增长理论的开拓性研究而著名，他的《对增长理论的贡献》（1956）和《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1957）是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同一时期英国经济学家斯旺提出了具有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经济增长模型，后世把他们的研究称为“索洛—斯旺模型”，即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他们把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作用综合在一起阐述经济增长。
其模型包含如下假设：①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②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率可以按需求进行调整和变化；③规模收益不变，边际生产率递减；④存在完全竞争，因而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分别决定工资和利润，资本和劳动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充分利用；⑤存在技术进步。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达式为
ΔY/Y=ΔK/Y·ΔK/K＋WL/Y·ΔL/L＋Δr'/r
式中，
ΔY/Y为收入的增长比率（经济增长率）；
ΔK/Y为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或权数）；
ΔK/K为资本的增长比率；
WL/Y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或权数）；
ΔL/L为劳动的增长率；
Δr'/r为技术进步的增长比率。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运用了变动的相对要素价格的生产率：外生变量包括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内生变量包括投资，从而可以改变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的组合比例，这是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所不能包括的因素。但是，假定自由市场能够完全实现均衡与实际情况不符。
（3）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又称为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它是现代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是由英国的琼·罗宾逊，卡尔多和意大利的帕森奈蒂提出来的。
琼·罗宾逊（Obinson John Violet，1903—1983年），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世界级经济学家当中的唯一女性，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应该获得而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一。1921年入剑桥大学，1925年毕业，后任剑桥大学经济系教授，1965—1971年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7年退休后转为名誉教授。1933年发表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因之闻名于西方经济学界，她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一起被认为奠定了西方现代价格理论的基础。30年代初，由她和卡恩等人组成“凯恩斯学术圈”，对促进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形成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后，当时已是著名经济学家的罗宾逊高度评价了这一著作，并写了许多阐述凯恩斯理论的著作和文章，成了一个重要的凯恩斯主义者，从50年代起，她投入了很大精力与经济理论界居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论战，有力地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分配论的根基，同时，使她成了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由于她提出了很多比较激进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素以“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著称。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也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甚至提出了“向马克思学习”的口号。但她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也做了不少歪曲或曲解。1973年她与约翰·伊特韦尔合写的《现代经济学导论》被认为是按照新剑桥学派理论观点阐述经济问题的一本入门书。主要著作有《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论马克思经济学》《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理论文集》《现代经济学导论》等。
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年），英国当代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提出与经济增长论相溶合的收入分配论和建议以消费税代替个人所得税著称。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包括以下假设：①资本―产量比率k保持不变，即常数；②均衡条件为I=S；③社会成员分为工资收入者（工人）和利润收入者（资本家），两者的储蓄率都是固定的，而且利润收入者的储蓄率大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率。
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Gw=S/k=P（Sp-Sw）＋Sw/k
式中，
Gw为经济增长率；
P为利润率；
Sp为利润收入者（资本家）的储蓄率；
Sw为工资收入者（工人）的储蓄率。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该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延伸，和后者一样，其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率决定储蓄率或投资率，而资本―产出比例是固定不变的。第二，该模型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以及收入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该模型认为，在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加剧了收入分配比例失调，收入分配比例失调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增长。要解决这一问题，重要的不是简单地谋求经济快速增长而是消除收入分配比例失调的状况。第四，该模型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思路，即持续稳定增长取决投入要素比例的变化和技术进步，而认为要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必须靠国家政策对分配比例失调进行干预。
新剑桥增长模型旨在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症结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因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途径不在于加速经济增长，而是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这种改良主义的观点和主张，使其被认为是“凯恩斯左派”。新剑桥学派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的、收入分配的结构分析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其分配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动态分析方式，力图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抛弃了新古典学派在分配理论上的辩护性，不回避分配问题上所蕴藏的阶级结构。它无非是用数学语言说出马克思早已道出的一个历史现象，即利润收入者所得恰好是工资收入者所失。
2. 经济增长结构论
经济增长结构论是从经济结构演进、转换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过程的经济增长理论，其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有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罗丹的“大推进理论”，钱纳里的“发展型式”理论等。
（1）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年1月23日出生在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的一个黑人移民的家庭，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W·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被认为是劳动力剩余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真理”，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生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现代方法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A部门）；另一部分是以传统方式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B部门）。A部生产率较高，而在B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甚至为零或负数。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取决劳动者平均分享的劳动产品的产量。B部门的收入又决定了A部门的下限。由于人口众多和劳动资料较少，劳动力相对资本丰富，以致把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产业，产业的产量也不会下降。也就是说，对A部门按现行工资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来说，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A部门将逐渐扩大，B部门将逐渐缩小。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将消除。这就是著名的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集中研究了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出了工业化带动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两大部门的主要差异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资本运用完全不同。现代部门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而传统部门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其二，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现代部门采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而传统部门采用手工劳动。其三，生产规模完全不同。现代部门生产规模较大，而传统部门生产规模较小。其四，生产率完全不同。现代部门因为生产规模较大，又使用再生产性资本，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规律，而传统部门因为生产规模较小，又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受土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其五，收入水平完全不同。现代部门生产率较高，因此收入水平较高，其中产出的一部分可以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传统部门生产率较低，因此收入水平较低，产出仅够维持生存。在刘易斯看来，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转移。现代部门扩张，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制度、相互贸易等途径，既使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又使传统部门获益并且得以改造更新而转化为现代部门，也使现代部门促成再生产性资本的进一步增长、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现代部门扩张为主，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互联互动并且循环往复，不仅推动和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而且推动和促进了不发达经济转变为发达经济。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它假定工业部门存在着充分就业，B部门劳动力可以向A部门无限转移，但现实中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也存在大量的公开失业，等等。
（2）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
美国的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1907—1959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纳克斯强调外部经济的重要性，认为所进行的投资越多，每项投资也就变得更加可行。
拉格纳·纳克斯提出了一个“贫困恶性循环论”。他认为，“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们穷”。这种同义反复的理论就是所谓“贫困的恶性循环”。当然暗含一系列循环作用的力量，它们趋向以这样一种方式相互作用并反复作用致使一个贫困的国家处于一种贫困状态。这种循环力量的特定事例并不难于想象。比如，一个贫困的人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由于营养不足，他的健康状态可能会比较虚弱；由于体力较差，他的工作能力可能比较低，这意味他是贫穷的，而反过来这又意味他将没有足够的食物；以此类推。适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这样一种情形可以用如下一个古老的命题来加以概括：“一个国家是贫困的，因为他是贫困的。”
这样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一种“贫困恶性循环”中。那么怎么样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这就引出了罗丹的“大推进理论”。
（3）罗丹的“大推进理论”
奥地利经济学家罗丹（1902—1985年，后移居到英国，再后来转到美国）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贫困，实现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变，就需要投资发展工业，而投资必须有一个最低的数量，如果低于这个数量，一点一点的投资，就不会取得成功。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做到在一定的数量之上、大规模的投资，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投资所实现的大推进，经济才会得到发展。
为什么必须要有个大推进呢？罗丹认为，只有大推进才能够克服生产函数、投资需求、储蓄供给三者存在的“不可分性”。所谓生产函数中存在的“不可分性”，简单的说就是工业基础设施、社会公共设施部门，如交通、通信、电力等部门必须要先于直接生产部门投资，而且这些部门必须配套地进行（不可分），同时，发展这些部门所需要的投资量大、收回投资慢，这些特点都要求有巨额投资，否则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所谓投资需求的“不可分性”指的就是各产业部门应该同时进行投资、平衡发展，不能一个一个部门单独发展；所谓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是指储蓄和收入不能按同一比例增长，只有当收入达一定程度时才能够出现储蓄。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有限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利息率的高低对储蓄的影响不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储蓄存在缺口，所以无法满足大规模的投资要求。罗丹认为，上述三种“不可分性”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必须采用大推进战略，投资数量要大，时间上要同时进行，实行所谓“一揽子”的投资政策。
那么，怎样实行大推进战略呢？罗丹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要获得资金。为此要增加税收，增加利润提成，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要通过接受国外银行贷款、国外私人直接投资的办法吸取国外资金；二是要制定全面的政府计划，因为巨额的同步投资仅靠市场是不行的，必须借助政府的计划实现各产业部门的均衡发展。
（4）钱纳里的“发展型式”理论
霍利斯·钱纳里，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经济顾问，1918年生于弗吉尼亚洲，195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68年获荷兰经济学院荣誉博士。他曾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国际开发署副署长、世界银行副行长等公职，1965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他还是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会员、美国文理研究院研究员。钱纳里长期从事经济发展、产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产业联系经济学》（合著，1959年）、《工业化进程》（1969年）、《发展计划研究》（1971年）、《发展型式（1950—1970）》（合著，1975年）、《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1979年）等。
钱纳里对经济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为经济学界熟知的是他提出的“发展型式”理论。在对结构转变和影响结构转变的多种因素的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基础上，钱纳里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发展型式”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在20世纪80年代，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发展型式”理论，将研究领域延伸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认为投资和储蓄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对发展，重要的是经济转变，因而强调对结构变动的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如收入水平、资源禀赋、人口规模、政府的政策和发展目标、国际资本、国际先进技术、国际贸易环境等，从而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标准型式”和各自的不同特点。
“发展型式”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独树一帜，影响很大。其主要论点或核心思想包括：第一，经济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这不仅表现为不同的收入水平、经济结构，而且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变，特别是非均衡条件下（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的结构转变，能够加速经济增长；第二，工业化是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阶段；第三，工业化（经济结构）的转变取决两类主要因素的演化，即总需求的水平和要素供给的结构。通过多国模型的综合分析，可以揭示工业化，或者说结构转变的标准型式。这里的主要观点有三个：第一，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间需求而不是国内最终需求的变动，因而必须对工业化主要源于恩格尔效应的公认观点加以重大的修正；第二，贸易型式的变化，比起国内最终需求的变化来说，对总产业中制造业份额增加的影响也更大；第三，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影响工业化的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
3. 经济增长阶段论
经济增长阶段论主要是指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经济增长理论。
罗斯托，美国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1916年生于纽约，1939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40年开始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史、经济学与历史。先后担任过欧洲共同体执行秘书助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帮办、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顾问和主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等。
罗斯托在学术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提出经济增长阶段的理论。他试图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历史的进程，把社会发展分为必须依次经过的6个阶段：
第一，传统社会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生产水平低，农业居于首位。
第二，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农业向工业转移，在这个阶段除了近代科学和它的运用及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外，经济方面要求保证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政治方面要求建立中央集权，社会方面要求建立法制保障私有产权。
第三，起飞阶段。这是建立以产业革命为动力的现代化社会阶段，是经济增长系列中最为关键的阶段，实际上相当于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产业革命时期。罗斯托认为要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积累率应在10%以上；二是要建立主导产业部门；三是必须建立保证经济起飞的政治制度和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经济制度。
第四，成熟阶段。从起飞到成熟阶段大约需要50～60年的时间。其标志是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迅速发展，农业人口减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产业部门大量发展。
第五，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标志是主导产业部门转移到耐用消费品生产方面上来。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这一阶段。
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标志是主导产业转移到服务业方面上来。人们不再满足对高档耐用品的追求，而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享受水平，如投资教育、卫生保健、城郊现代化建设、文化娱乐、旅游等。目前美国正处于这一阶段。
罗斯托用这种理论代替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他确信他的理论解释了西方各国已经历过的工业化过程，提示了一个国家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要遇到的一系列战略决择问题。在罗斯托看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在相同的阶段中出现一些共同的趋势和特征。“工业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4. 经济增长因素论
经济增长因素论是通过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来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丹尼森和库兹涅茨。
（1）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论
丹尼森，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1938年获布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布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任美国商业部经济局副处长，1962年任布鲁金斯研究所经济研究室高级研究员，1978年以后任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国民经济核算部副部长。
经济增长因素的分类。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地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八个方面：第一是所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其构成；第二是工作小时；第三是所使用的劳动者的教育程度；第四是资本存量的规模；第五是知识的状态；第六是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第七是市场规模；第八是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经济增长各个因素值的估算。根据丹尼森的计算，按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大小排序（以1948—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为例），依存为：第一，知识进展，即技术创新和管理、组织的改进占经济增长贡献率的32.7%；第二，完成的工作量，即工作小时、劳动力构成、就业率等占经济增长贡献率的29%；第三，资本存量的增长占经济增长贡献率的15.8%；第四，教育占14%；第五，资源配置的改进占经济增长贡献率的8.5%。根据丹尼森的分析，在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五项因素中，知识进展是最大和最基本的原因。
丹尼森经济增长因素论的评价。丹尼森以美国为样本所进行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开创了以因素分析寻求经济增长对策的先河，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丹尼森把知识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符合世界经济增长的新趋势。在当代世界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教育和知识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对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设计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2）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因素论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01—1985年），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经济周期研究中所提出的为期20年的经济周期，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库兹涅茨周期”。他在国民收入核算研究中提出了国民收入及其组成部分的定义和计算方法，被经济学家们誉为“美国的GNP之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引用的次数，在西方经济学界中无人能与之相比。
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知识存量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
知识存量的增长。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知识存量的增长。但知识本身不是直接生产力，由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通过科学发现、发明、革新、改良等转化过程。
生产率的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对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长期分析，库兹涅茨认为，以人均产值高增长率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亦即单位投入产出的高增长率。
经济结构的变化。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库兹涅茨对57个国家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主要部门在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所进行的分析表明，不同产业部门的产值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其中，农业的份额与人均平均产值成反比关系，农业在整个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渐降低；第二、三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与人口平均产值成正比关系。因此，库兹涅茨认为，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和经济结构变换率都比它们在现代化以前要高的多。相反，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动缓慢，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小，表现在：不发达国家传统经济结构束缚着60%以上的劳动力，并集中在农业部门，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阻碍着经济增长，制造业结构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增长对它提出的要求；需求结构变换缓慢；消费水平低，不能形成对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刺激；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结构也不适应现代经济增长的要求。
库兹涅茨经济增长因素论的评价。丹尼森和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相互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主要以美国为例和进行短期的分析；库兹涅茨以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为对象进行长期分析，其结论更具有普遍性。同时，丹尼森和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把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具体化、数量化了，这不仅极大的发展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也给人们在经济实践中正确认识总体增长中各个因素的不同作用，并以此为依据来调整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经济增长趋势等方面提供了方法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