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1368—1644）：纺织品和手工艺品

16世纪时，纺织成为与印刷和绘画等的关系更加亲密（尽管将画卷复制到纺织品上可以追溯到南宋，见图27）的门类。在明代，基于和纸本或绢本画卷同样的原因，私人收藏家一般将刺绣和编织画卷编入藏品目录中，但是现代艺术史对它们的看法完全不同，因为它们属于“装饰艺术”。性别问题可能在这里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尤其是刺绣被归入女性化的艺术，和女性艺术史在欧洲的看法一样，因此它被完全排除在男性化的“艺术”门类之外。晚明时期重要的刺绣师都是女性，在当时非常受人尊敬。关于此较好的文献记载的是韩希孟，她嫁给了上海的顾氏家族成员，顾是男方家族的姓，韩希孟和其他家族女眷的刺绣作品都以家族的姓命名，“顾绣”成为明代后期奢侈工艺品中最著名的品牌。图100选自一本图册，1634年完成的绣品复制了八幅宋代画卷，用丝线在丝绸上绣成，忠实地复制绘画的笔法是顾氏家族的特长。她们的作品是畅销商品，顾家女性用手中的针线支撑了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家族，并供给其在上层社会中的奢侈生活。17世纪初，商业化和纯粹社会化形式的艺术产品之间的模糊界限通过这样的事实展现出来，董其昌在这本图册的题跋中高度地赞扬了韩希孟的作品。董其昌艺术批评的中心试题为划分业余/职业艺术家的分界线，这方面他所做的比任何人都多。近代的学者强调17世纪文人士大夫对实际性别角色的不固定性，与儒家社会道德提倡的严格界限恰恰相反。将刺绣提升到被视为一种艺术形式后，一些男士也从事这一实践。这些人的自我认定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将曾经被视为上层女性手工艺的刺绣设定了业余/职业的界限。实际上顾氏家族是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作品，不知为何人们认为他们这么做完全正确，或许是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学识背景。

图100 刺绣，《洗马图》，韩希孟（17世纪初期）仿宋元册页，1634。

对另一件复制明代画卷的纺织品［图101］来说，同样的情况可能不那么单纯，这是沈周署名题跋的缂丝织造画卷。图中人物是汉代擅长占星术的东方朔，是传奇故事的核心人物，他从西王母那里偷窃不死之桃的行为使得他适合成为生日礼物画卷的主题。缂丝织造需要的高度复杂的技术将它置于出身良好的男女业余艺术家能掌握的范围之外，无疑署名“苏州吴堪”的人是职业工匠。最有意思的是作品已经有署名了。和这件瓷枕［图93］一样，这些器物在13世纪时都印上了商标，雕刻的漆器在14世纪出现了署名，而16世纪时署名的行为在陶瓷（最早出现在宜兴紫砂茶壶上，如图90）、玉雕、白蜡和青铜铸造器物以及其他奢华的手工艺品中广泛流行。对1600年左右的著述家来说这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制作者的姓名现在可以影响它的价格，这是在繁荣的商业经济中鉴别商品作者的现象不断发展的结果。正如当时任何类型的商业事业一样，艺术行业的继任者打算继承祖业。仇英的女儿和女婿是成功的职业画家。家族传统的设计师和木版刻工主宰了印刷行业，我们也能在青铜铸造、竹雕和其他手工艺中发现类似的世袭传统。

图101 缂丝，表现东方朔偷桃，图上部绣沈周的书法。苏州吴堪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作品。

17世纪典型的“明星”手工大师是竹刻家张希黄，他因为模仿书法和绘画效果的技艺而著名，他的技法是有选择性地切去竹干绿色的“皮肤”，风干之后就变成深褐色［图102］。我们看见，在岩石组成的山水风景中构筑的一座宅邸，完全于是绘画的传统风格，参照《顾氏画谱》之类的印刷复制品刻成，笔筒上明确地刻下了他的名字。在这个时代，绘画图样的使用更加广泛，成为许多工艺制作程序的基础部分。男女手工艺师运用绘画艺术作为设计的原稿贯穿了整个清代（1644—1911），当时很多重要的工匠都因为在其他材料上完全地再现了绘画作品而闻名。绘画超越其他艺术形式的支配地位与个别视觉艺术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之前漆器工艺采用的艺术形式。在18世纪以前没有任何漆器艺术家制作出这样一套雕刻漆板［图103］，上面有雕刻大师卢葵生的名字。制作漆板画的工艺和15世纪初期的漆桌［图30］没有丝毫的不同，但是如何运用这些工艺却完全改变了。

图102 竹雕笔筒，张希黄，17世纪作品。

图103 红漆雕板，款卢葵生，19世纪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