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必须采取“计算和监督”的措施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积极探索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途径。他们这方面的第一个思想成果是主张在所有的企业实施“工人监督”，即由工人组织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
（一）“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关于俄国社会改造的主要措施是“计算和监督”。所谓“计算和监督”，是指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如工厂委员会、工会等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账目进行计算。
二月革命以后，列宁不断地提出必须实施计算和监督的措施。1917 年3月他在《远方来信》中提出，需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只有以农民革命作基础，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即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1]。如前所述，他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提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7月下旬至8月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肯定了列宁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思想，在通过的《关于经济状况》的决议中提出，工人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应在监督机关中占多数；监督机关还应当吸收技术人员的代表参加[2]。
值得强调的是，“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思想。也就是说，在当时列宁的思想上，在实施计算和监督的过程中，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1917年5月，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及经济破坏，俄国的饥荒日趋严重。临时政府的劳动部长、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为了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必须把有产阶级的税率提高到利润的100%，即“剥光”资本家。列宁在批评这种“高调”和“空话”时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处理得更适当，逐步实行比较合理的税收，把小股东和大股东区别开来，对前者将征得很少，对后者才征得很多”[3]。他还说：“甚至对大多数资本家，无产阶级不仅不打算把他们‘剥光’……不仅不打算剥夺他们的‘一切’，而且相反，打算让资本家在工人亲自监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荣的事情。”[4]这里的意思是，不要“剥光”资本家，既不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也不对他们征收100%的捐税，而只是对少数大资本家征收较多的捐税。列宁说：“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摆脱灾难而应该向人民宣传的措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经取得政权的地区现在就应该部分实现的措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应该全部实现的措施。”[5]在他看来，只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才有利于俄国摆脱饥荒和灾难。
列宁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思想和口号，受到工人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在十月武装起义以前，在彼得格勒、莫斯科、顿巴斯、乌拉尔以及俄国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大企业中，已经展开了“计算和监督”的活动。
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起草《工人监督条例草案》，提出以下要求：在工人和职员数不少于5人或年周转金额不少于1万卢布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企业中，对一切产品的生产和原材料储藏以及买卖事宜，实行工人监督。在较小的企业，由全体工人和职员直接实行监督；在较大的企业，由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实行监督，代表应由全体工人和职员大会选出。非经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的许可，绝对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或生产部门停止生产。企业的一切账簿和文据，以及一切仓库和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应毫无例外地对选出的代表公开。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所做的决定，企业主必须服从，只有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加以撤销。随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列宁的草案的基础上，制定和通过了正式的《工人监督条例》。该条例宣称：为了调节国民经济，规定在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运输业、合作社和生产协作社，以及其他有雇佣工人的企业中，施行由工人监督企业的产品和原料的生产、买卖及保管事宜以及监督财务的办法。其中规定，工人监督由该企业全体工人通过其选出的机构实行，并且该机构应当有职员和技术人员的代表参加。每个大城市、省或者工业区均设立地方工人监督委员会，由工会、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组成。还规定，企业主必须将本年度以及过去各决算年度的所有账册、决算报告和各种单据提交监督委员会。企业主必须服从工人监督机关的决定。企业主和被选出行使工人监督权的职工代表，对国家负有维护严格的生产秩序、纪律和保护财产的责任[6]。该条例于1917年11月14日通过，立即实行。
可是，“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不顺利。有一些企业主不接受“计算和监督”，或者隐匿账簿和文据，或者造成企业停工、停产，力图由破坏生产入手，搞垮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对这些企业进行了国有化，即实施了“剥夺剥夺者”的措施。到1918年4月，列宁提出，必须停止国有化，即停止“剥夺剥夺者”的措施，重新将“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提到一切工作的首位。他在有关文章中写道：“在此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直接剥夺剥夺者的措施。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7]“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而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8]在这里，列宁是将“计算和监督”的措施与“剥夺剥夺者”即国有化的措施作为内容和性质不同的两种措施而提出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计算和监督”的措施与“剥夺剥夺者”的措施截然不同，它是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措施，或者说是以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措施。
在列宁的思想里，“剥夺剥夺者”即国有化是一种简单的办法。而且当时生产的条件很差，如生产原料严重不足，机器设备破旧，煤、电、水不能保证供应，加之工人缺少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验，在此情况下如果将许多企业进行国有化则难以有效地在这些企业组织起生产和经营活动。“计算和监督”则是工人群众力所能及的事，而且工人群众在实施“计算和监督”的过程中可以学会管理企业的经验，这就有利于他们以后担负组织生产和管理企业的任务。所以当时列宁主张采取“计算和监督”，而不主张过多地将私营企业国有化。
（二）“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是“渐进发展”的思想
所谓“渐进发展”，是指与“冒进”相对应的、速度相对较慢的、逐步的、有秩序的、平稳的发展状态。列宁在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初期主张采取“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在于他希望在苏俄形成上述渐进发展的状况。
如前所述，“计算和监督”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措施，是以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措施，所以是“渐进发展”的措施，或者说是力求缓慢地、平稳地改变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措施。对此列宁有过深刻的论述。
在1921年起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回想起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措施，即“计算和监督”的措施，肯定地指明当时采取的是渐进性质的措施。这年秋天，列宁看到了国内一份私营的《广告小报》，产生了对过去政策的回忆。适逢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举行，他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这件事。他说，“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9]。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列宁的思想。当时的措施是保留私有制，既保留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也保留私人报刊，将这些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1917年底1918年初列宁在论及“计算和监督”措施时加入了无产阶级国家对私营企业进行监督的内容）[10]。在列宁的思想里，保留私有制企业并发挥它的作用从而走向新的经济关系，是采用“渐进的办法”向新的经济关系过渡。可见，采取计算和监督措施的思想是非激进的思想，是采用“渐进的办法”变革经济关系的思想。
由于在当时的实践过程中有些资本家不服从“计算和监督”，不服从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展开破坏活动，迫使苏维埃政权同他们进行政治斗争。列宁说，由此看当时上述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及其指导思想是“天真的”。他在上述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同时强调：上述1917年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坏”[11]。这里的意思是，当时所实行的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最能适应当时的条件，是“渐进的办法”，是“不作大的破坏”的措施。所谓“不作大的破坏”，即保留私有制企业，在经济关系上引起的变动不大，对整个社会引起的震动也不大。这说明，这个措施是非暴力性质的、非激进的措施。同时也说明，列宁当时“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是非激进的、渐进变革经济关系的思想。
在上述报告中，列宁还就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措施做出如下具体评价：“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在1917—1918年在人民意气风发的条件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试行了一种经济政策，起初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打算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这一点也表现在我所举的那个小小的例子里。”[12]以上事实说明，在上述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列宁曾三次提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措施——“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是渐进的办法或措施。这证明他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思想以及十月革命时期他关于苏俄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造的整个思想是“渐变”的思想，证明他对此种思想是充分肯定的。
（三）“计算和监督”是苏俄走向社会主义的“初步的具体的步骤”
如本著第一章在论述《四月提纲》的内容时所指明的，在列宁的思想里，俄国由于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落后性，不能立即实施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它可以采取一些有利于以后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初步的具体的步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所以，二月革命以后俄国革命的进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苏俄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计算和监督”，正是苏俄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是有利于它以后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初步的具体的步骤”。这就是列宁1918年4月间所说的：实行“计算和监督”绝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持实现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13]。
“这项措施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过渡性的措施，但是由于有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实现这种措施就会使俄国一只脚踏进社会主义，说一只脚，是因为占多数的农民还支配着国家经济的另一方面。”[14]10月上旬他还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不怕革命越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我们一定要越出这个范围，我们要毫不畏惧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我们的道路是通过苏维埃共和国，通过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工人监督、普遍劳动义务制、土地国有化以及没收地主的农具和牲畜等等走向社会主义。”[15]（这里他说走向社会主义是把俄国社会主义同世界社会主义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下面的自然段他就讲到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以上援引的列宁话语十分清楚地指明了“计算和监督”的措施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即“计算和监督”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是“过渡性的措施”或走向社会主义的“初步的具体的步骤”，但是实现了这些措施则有利于以后俄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在实施“计算和监督”措施的过程中，列宁对实施“计算和监督”的意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提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16]“用加工工业的产品交换粮食，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计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开端。”[17]“社会主义就是计算。如果你们愿意对每一块铁和每一块布都实行计算，那就是社会主义。”[18]在这些地方列宁说“计算和监督”是社会主义的“开端”，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就是指通过实施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初步的具体的步骤”的措施或“过渡性措施”，做一些准备工作，以利于俄国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注释
[1]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4．
[2]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79：141．
[3]列宁．列宁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7．
[4]同[3]108．
[5]同[3]109．
[6]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79：143．
[7][8]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9．
[9]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2．
[10]列宁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内容包括由工人组织实施的“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在当时的苏维埃国家，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工人组织对私营企业的监督具有无产阶级国家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政治意义。所以这个时期列宁说到的国家资本主义，内容包括工人组织进行的计算和监督。
[11]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4．
[12]同[11]225．
[13]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7．
[14]同[13]437．
[15]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64．
[16]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2．
[17]同[16]57．
[18]同[1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