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教育实验的缘起

新教育实验的酝酿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

从1986年开始，我用近5年的业余时间投入《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一书的写作之中，阅读了大量中外教育思想家的著作，不仅系统研读了西方新教育运动代表人物的著作，更对从远古到当代的中国教育思想发展进行了梳理。与那些美好的教育理想相遇，激发了创造美好教育的冲动，我在完成了这部近80万字的著作时，冥冥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使命感。

1988年，我应约为广西人民出版社撰写一部《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的书稿。在写作期间，我收集了大量中国教育的资料，既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取得的成绩而鼓舞，也为越来越严重的教育经费短缺、应试教育等问题而焦心。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更驱使我要为改变中国教育做点什么。

1990年，我应邀去日本上智大学访学一年。虽然在德语文化圈的研究所工作，但是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考察日本教育。回国以后，我主编了一套十余卷的《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系统介绍了日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的教育发展情况，研究了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战后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情况。对近邻的研究，也让我对中国教育改革增添了若干深层次的思考。

1993年，我出任苏州大学教务处处长，成为全国综合性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处长。在任职期间，我先后在苏州大学推出了必读书目制度、激励性主辅修制度、学分制、文科改革试点班、理科强化实验班等，为书香校园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

1997年年底，我从苏州大学教务处处长转任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教育文化等工作。有感于全社会对应试教育的不满和批评、教育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现状，也出于对区域教育变革的期待，我开始系统思考理想教育的模样，先后在苏州市推出了改造相对薄弱学校计划、名师名校长行动计划、农村村小现代化行动计划、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等，并且在全国率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些行动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区域教育的品质，改变了教师的精神面貌，也激发了我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与实验的愿望。

1999年，我开始阅读一些管理学的著作，其中一本就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没有想到，这本书中的一则故事给了我强烈的心灵震撼：德鲁克父子去看望另一个管理学大师熊彼特。熊彼特对自己的学生说了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大意是“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我知道仅仅凭自己的著作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我能够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活”。我猛然意识到，这些年我虽然也写了许多著作，但是其实我并没有真正走进教育生活，更谈不上影响和改变我们教师的生活！我决定改变话语方式，改变行走方式，真正地去走近教师，走进我们的教育生活。

但是，从一个学者过渡到一个行动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在其中找到一个中介，不仅是理念上、情感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方式方法上的改变。我用了很多心思去琢磨、思考。正好在这一年的夏天，江苏教育报刊总社在苏州举行了一次创新教育笔会，邀请我为与会的代表讲述我心中理想的教师。这一次讲演，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教育话语方式，找到了走向教师与教育生活的路径。讲演结束以后，我应邀去江苏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授课带徒，系统地把自己关于教育的理想与年轻教师们分享。

2002年9月，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正式挂牌（薛晓哲摄）

2000年，我把在苏州和湖塘桥中心小学等关于教育理想的讲演集结出版，名为《我的教育理想》，书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理想教育的一系列目标。这本书点燃了很多教师对于教育的激情。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理想是天方夜谭，觉得应试教育的体制让校长、老师们带着镣铐，根本无法实现理想。但我认为，教育的智慧就在于从现实的教育空间中寻找最大的发展可能性。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尽管多数学校是波澜不惊，可也确实有不少学校做得风生水起，更有一些老师做得有声有色，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自己。所以，创办一所学校，为中国教育探索一条新路的想法也就水到渠成了。

2002年9月，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正式挂牌，新教育实验扬帆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