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当前的争议与本书论题的导出
1.2.1 当前的争议与问题的由来
中国奇迹与东亚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依靠大量的追加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始终存在很大的争议。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与东亚的这种经济增长几乎没有技术进步，因而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一个问题。
关于技术进步在东亚尤其是中国发展中的作用的争议来源于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观点。克鲁格曼1994年在著名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对东亚的增长几乎没有贡献。[1]克鲁格曼引用罗伯特·索洛的一项早期成果指出，美国长期人均收入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而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进步，亚洲各国的技术进步几乎为零。这种发展模式之所以缺乏可持续性是因为：一方面，就业率和投资比率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难以有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仅仅增加投入，却不提高这些投入品的使用效率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这与苏联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类似，但这种模式最终会导致经济的崩溃，因而亚洲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是个问题。因此他推断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
由于克鲁格曼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他的观点成为关于亚洲模式、中国奇迹与技术进步的主流，但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针对该观点，传统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进行批判。首先，部分学者是从投资与增长的关系入手，指出高投资率未必是东亚奇迹的原因。有些研究指出，如果以1960～1985年各国的投资率来看，某些拥有高投资率的国家，如希腊（26.3%）、西班牙（26. 5%）、波兰（36.8%），这一时期的资本积累率接近或超过中国台湾（24.3%）、韩国（26.5%），但是前者的经济表现远不如后者。[2]同时，很多学者指出，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也反映了东亚技术进步是确实存在的。易纲等指出，如果东亚缺少技术进步，很难说明东亚为何吸引了如此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外国直接投资是趋利的，如果缺少技术进步，投资回报率必然下降，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也会下降。[3]
其次，一些研究指出技术进步可以分为非体现式的、中性的技术进步以及与资本和劳动融合在一起的体现式的技术进步两种，东亚与中国的技术进步是一种以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技术模仿等为主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巴格瓦蒂认为东亚经济奇迹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如克鲁格曼所说的神话，东亚奇迹的主要表现就是私营部门投资增长得很快，这是其他国家历史上难以比拟的。这样一种基本面的突出特征产生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所采用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出口收入的增长使得国家有能力大量进口含有新技术的资本设备，在快速增长的投资中含有越来越多的技术进步的成分。这一结果导致了双重的收益：一方面是出口推动投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进口中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益。由于东亚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较高程度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新一代资本品的社会贡献大大高于相应的国际成本，因此进一步强化了进口中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益。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一样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反映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成功，而进口替代战略的不成功则是由于它们既不能吸引较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不能从这些投资中获得较高的回报。人们所关注的“产业政策”与东亚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大，甚至有负面的影响。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在其他一些国家得到应用并且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他特别指出，克鲁格曼把东亚与苏联相比较是错误的，苏联的增长依靠公共储蓄与投资，而东亚依靠的是私人储蓄和投资，二者在吸收外国技术方面也不同，因此亚洲的经济增长与苏联不同，是可以持久的。[4]
陈坤耀（Edward K. Y. Chen，1997）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作为技术进步代表变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核算中的残差，因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入要素的数据是如何测定的；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论，与所用的数据有关，也与相应的定义和概念有关。他认为克鲁格曼、杨（Young）和许多参与这场争论的人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的发展，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现了错误。陈坤耀同时清楚地区分了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区别，基于以上研究，他认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是一个误导。[5]
林毅夫、任若恩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具有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如何从概念上正确把握尤为重要。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评主要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没有正确把握，以及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不同表现缺乏了解造成的。因此，我们不要简单地根据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评来评论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并将其作为讨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依据。进一步地，林毅夫提出了对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而不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中国虽然应该多利用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但是，并不是不用进行自主研发。[6]郑玉歆指出：“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时间变化的，是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要素的性质密切相关的。”[7]
对于克鲁格曼的观点进行反驳的第三个方面是从批判克鲁格曼的观点是基于索洛残差测定技术进步的方法入手。有学者指出，索洛残差的测定方法把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外的所有因素均归结为广义的技术进步，但是数据样本的选择、对数据的处理方式、数据样本容量的大小均可能对测定的结果产生影响。由于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计是通过计算增长残差得到的，索洛残差中包括的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但这并不一定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故索洛把残差称为“我们无知的度量”[8]。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益后的残差实质上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并不能代表技术进步，而且估算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也是一个问题。斯蒂格利茨（Stiglitz）提出只要将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稍加改变，就会大大改变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因此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的结果与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关系很大。由于结果的变异较大，因此展开立论就比较缺乏基础。[9]易纲、樊纲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微观主体的转变、中国技术进步的状况、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以及不断走高的人民币汇率和不断增长的官方储备都说明，中国经济的效率几乎没有提高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来源是没有考虑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应该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而其最根本的是没有认识到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有所不同，这二者的技术进步机理也不同。”[10]
因此，关于东亚的发展模式中是否存在技术进步仍然是一个争议相当大的问题，尽管很多研究从各个角度对东亚的技术进步进行了研究和估算，但分析的结果差异很大，没有一致的结论。
1.2.2 本书论题的导出
有关东亚的发展模式和相关问题的争议的核心是这种发展模式有无技术进步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依靠高储蓄率的传统所带来的高投资率、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模式，东亚国家（地区）普遍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的典范和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但是也引发了东亚发展模式中有无技术进步的争议。尽管国内外的研究从各个方面反驳了克鲁格曼的观点，说明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是确实存在的，但无论是在引论上，还是在论据以及论证的方法体系上，这些研究均有一定的不足，并不能说明东亚国家（地区）一定存在技术进步。
首先，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的确可以反映一定的资本回报率，但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并不是均衡的，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地区均可能有差距。
不断增加的外国直接投资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即外资在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内，由于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资本的回报率相对较高，但是对东亚和中国的整体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大。另外，跨国公司大部分的高利润点产业以及研发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完成，甚至是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完成，只有劳动密集型的低利润点产业是在中国国内完成，这样并不影响外资的流向。最后，外资有时是投机性的，2007～2008年度中国的外资来源中有很大的比例是投机性的，这些与东亚国家（地区）严重的资产泡沫关系很大，这些投机性外资追逐短期利益，对实体经济的意义不大，中国资产市场泡沫破灭后大量的外资外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均比较低，并没有持续的技术创新，这样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更容易受到冲击。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广州、浙江、温州等地大批工厂倒闭，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仅2008年上半年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倒闭的中小企业超过1万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没有获得根本的提高。中国的设备投资，如光纤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石油化工设备、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大多依赖进口。可见中国的制造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没有标准的制定权，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利的地位。[11]因此，仅从外资的数量和东亚与中国当前制造业的状况来看，很难说明东亚和中国存在技术进步。
其次，虽然部分研究通过指出某些与中国投资率水平接近的国家并没有良好的经济表现，从而间接说明技术进步在东亚包括中国是确实存在的，然而这些国家并不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例如，希腊和西班牙是相对成熟的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落后于新兴市场国家，增速较慢很正常；而波兰在这个阶段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其投资率和增长状况与国家政策和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单纯以投资率和增长速度进行对比很难看出是高投资还是技术进步最终促进了亚洲奇迹的产生。
再次，尽管有些研究指出了中国具有特殊的技术进步形式，但是对于这种形式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界定和概念把握。大部分经济学家和以前的相关研究认识到了体现式技术进步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技术进步的两种基本形式。技术进步的一种形式是独立于生产要素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常见的形式是以技术研发、专利等为主的技术创新，它包含在索洛残差测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内，但是索洛残差反映的内容更广泛。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形式是与要素投入融合为一体的、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包括设备更新、技术引进、技术模仿等。整体的技术进步则包含了体现式技术进步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但是这个概念本身仍然比较模糊，并且容易与其他概念混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体现式技术进步和非中性技术进步的问题。因此，要准确和全面地反映技术进步，首先需要对技术进步进行一个严格的界定，这是分析的基础，然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就当前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体系和研究结果来看，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基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来论证中国的技术进步。就规范分析方面的研究来看，一些学者提出，亚洲的进步主要是来自体现式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之外的一种技术进步形式。易纲等认为，新兴经济体有其特殊性，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资本服务变化率将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被大大低估。另外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技术，从发达国家购买设备。事实上，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生产力的效益转移到了发达国家，而成本转移到了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由于引进的技术设备所支付的价款包含了技术进步的成分，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相同技术设备的账面价值，因此用这样的数据估算出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很有可能是负值。而发达国家在出售技术的过程中收回了成本，增加了收益，并且由于资本的账面价值相对较小，残差部分相对较大，可以计算出一个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了更准确地估计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有必要把引进技术、设备价格中的“技术购买费用”扣除。林毅夫也指出：“处于发展中阶段时，技术创新主要是靠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只有到了发达阶段各个产业的技术大多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时才转而以不表现为资本的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这些分析的一个核心是指出中国的技术进步的形式是特殊的，是一种体现式的技术进步，但由于缺少实证的支持，而且与很多事实不符，很难有说服力。
实证研究主要是从对索洛残差的批判与改进入手的。很多研究认为，用索洛残差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定过于简单，而且全要素生产率在测定的方法上没有一个严密的体系，争论较大。全要素生产率本身就是在各种要素投入之外的对于增长做出贡献的因素，这些因素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甚至包括由于数据样本选择的不同而产生的随机误差。另外，由于某些技术进步包含在了要素投入之中，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事实上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既不包括技术进步，当然也不是技术进步的一部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的贡献是不可行的。国内对技术进步研究的重点也就放在了对索洛残差的批判上，很多国内学者（易纲，樊纲，2003；郭庆旺，贾俊雪，2005；谢千里等，2001；张军等，2003；王志刚等，2006）进而采用西方现代成熟的方法体系对中国的技术进步重新进行了估算，但是采用不同方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定的最高结果与最低结果相差近5倍，很难有现实的理论和政策参考意义。
目前几乎没有文献对中国的技术进步进行实证研究，且研究方法基本上也是处于一种“模型模仿”阶段，即采用国外成熟的计量经济、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方法，仿照国外类似的研究对国内的技术进步进行估算，常见的方法涵盖从最早的索洛残差法到运筹学的数据包络分析法、随机前沿方法与价格指数法等，但是由于大多数模型过于复杂，对数据样本的容量和质量以及假设前提要求很严格，且大多数模型是基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同时受数据统计误差影响非常大，显然不适用于中国这种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的制度与市场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而不是既定的成熟的完全市场。而且由于数据样本的缺失，处理程序、统计体系的问题以及数据精确性的问题，这些模型的适用性不强。
因此，借鉴西方成熟的技术进步估算模型，基于中国国情建立适合自身的技术进步估算模型，并对传统的测定方法进行改进，建立一套严密、系统的技术进步估算方法体系至关重要。而且这种方法体系必须区别中国发展中各种技术进步的性质和类型，以及各种类型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尤其是必须反映中国特色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反映中国技术进步的性质。
注释
[1]Krugman, P., 1994: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Collins S. M. and Bosworth, B. P.,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 Accumulation versus Assimilation”. William C. Brainar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 Institution, 1996.
[3]易纲，樊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4]Bhagwati, J., 1996: “The Miracle That Did Happen: Understanding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at Cornell University on the Occasion of Conference 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Relevance of the Taiwanese Performance to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olicy in honor of Professor Liu and Tsiang”.
[5]Chen, E. K. Y., 1997: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ebat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11（1）, pp.18~38, 54~70.
[6]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7]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其增长的规律——由东亚增长模式的争论谈起》，《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
[8]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由东亚增长模式的争论谈起》，《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9]Stiglitz, J. E., 2003: “From Miracle to Crisis to Recovery: Lesson from Four Decades of East Asian Experience”, in J. Stiglitz and S. Yusuf（editors）,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易纲，樊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11]《中国制造业发源地陷危机 温州4万企业倒闭》，http://www.usqiaobao.com/2008-12/15/content_175474.htm，2008-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