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考察国内和国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的应用，以诺斯开创的新经济史学为例，分析其成果制度变迁理论，并尝试案例研究。书中“经济学”一词主要指“新古典经济学”。

第一章和第二章基于文献统计，分析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现状与问题。主要通过考察国内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的现状，发现经济学和史学界运用经济理论与定量方法已经十分广泛，并未影响史学家延续考据的传统。两个学科间运用经济学范式也存在结构性差异。经济学范式在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中占据了主导，但在史学界的运用相对滞后。这源于史学范式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家工作和史学家学习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上的困惑。通过分析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优劣，回应上述困惑。提倡两种范式相互尊重，史学界可以从基本概念、经济学理论、分析方法等具体层面，借鉴经济学范式，并注意处理好史与论、史与法、新旧知识、思想和工具的关系。经济学界和史学界通力合作，建设中国经济史数据库，共同推进国内经济史发展。

第三章“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展望：沟通、合作与机遇”，以经济学界的新经济史学为例，探讨促进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学科发展。认为新经济史学的学科定义应是开放的，涵盖经济理论、经济史和定量分析方法等内容。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学者要开展合作，应讲求理论观点兼容并包、相互补充。培养新经济史学的学术梯队，对推进国内新经济史学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新经济史学的精髓是尊重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新经济史学这个学科有助于归纳中外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共性，总结中国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特色，从而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历史依据。

第四、五、六章以新经济史学为例，梳理国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发展历程。这部分分析了新经济史学的学科内容、学科地位和作用，以及新经济史学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将新经济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方面，即新经济史学的萌芽及在历史科学中的发展，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新经济史学，超越新制度经济学的新经济史学。指出新经济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其主要特征是可以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的互动发展。这些特征在新经济史学发展的三个方面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在过去五十年中，新经济史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冲突和裂变，实现了从以史学范式为主向以经济学范式为主的转变，并孕育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第七章“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研究三种范式的比较分析：以诺斯、埃西姆格鲁和马克思为例”，分别以诺斯、埃西姆格鲁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三种不同范式。本章从理论前提、方法论、基本假设和具体内容等角度对三种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以埃西姆格鲁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派，通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做出了综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经济史学的努力，从理论体系和观点上表现出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靠拢的迹象，在分析方法和视角上兼备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特长。指出在当前的经济史研究中，运用计量分析的定量研究和博弈论等工具的逻辑推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值得我们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借鉴。

第八章“制度变迁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以诺斯和哈耶克为例”，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章认为诺斯和哈耶克的意识形态观点有综合的可能，并对制度变迁视角下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思考，探讨不同观点的异同。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哈耶克的道德进化论，都研究道德和伦理。两者的区别在于：意识形态概念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基本假设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意识性和自发秩序，意识形态的作用权重，不同的基本方法论等。前者对后者有明显的借鉴。两者的相似处有：理论出发点上均重视“文化”和“学习”的作用，基本假设上对“有限理性”认识的趋同，具体方法论都注意博弈论的运用，哲学基础均是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一致认为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系统稳定与变迁的重要因素，得出了正式制度变迁应在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的结论。

第九章“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与综合：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尝试从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基本假设、方法论和制度变迁动力与方式的异同的角度，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与综合。结论认为，可以坚持经济人基本假设，将经济理性作为个人学习与外部结构的互动来考察，将文化、伦理、社会性等作为结构和环境等制约因素，引入对经济人的分析中。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的制度变迁动力说，都表达出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两种制度变迁动力说，各有其所适应的层次和范围。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可忽视。

第十章“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研究的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与模型研究”，总结制度变迁研究两个视角的共同特点，并对各个研究方向的研究思路、分析工具、优点和不足进行了点评。制度变迁理论的两个发展方向，即第一，利用大量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寻找制度和经济绩效间相关性的实证分析，以论证制度对经济绩效至关重要这个命题，为制度变迁理论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可以称之为制度的实证分析；第二，利用博弈论等分析工具，模型化制度和经济绩效的作用机理，数理化制度变迁理论，较好地阐释已有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称之为模型化制度及其变迁研究。

第十一章“井田制兴衰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一个理论模型的应用”，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利用诺斯和托马斯的庄园制兴衰理论模型，分析井田制兴起的初始条件及其特征，探讨了导致井田制最终衰落的影响因素。将井田制与西欧庄园制分析的结果进行比对，分析两种制度衰落后中国和西欧历史的不同发展，以此寻找庄园制兴衰理论模型的不足，并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认为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契约理论，基本可以解释井田制兴衰的整个过程，但其部分观点，即人口压力和通货膨胀因素促使契约向自由化方向转变，在解释中国井田制衰落时是不成功的；诺斯的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分析中国井田制兴衰的历史时，要做部分修正。

第十二章“工农业关系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再考察”，研究发现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在处理工农业关系上存在失误。以农业支持重工业和工业化战略未必错误，问题在于实施这种战略的方式方法。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用人民公社体制来调节工农业关系，这种制度安排并不是加速工业化积累的必要条件，而且它还损害了农业生产效率。对工农业生产而言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是决策失灵的表现。决策失灵引发的代价是：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各损失了1/3的潜在收益，工业部门损失了多则8%、少则2%的潜在农业剩余支持。损失的社会剩余总量，至少是同时期转移给工业的农业剩余量的两倍。决策失灵的代价远大于推进工业化战略的成本。本章还揭示了改革之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带动整体经济增量改革的逻辑。

第十三章“游说、权力分配与制度变迁：以1978年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为例”，尝试将游说和权力分配，引入中国农村1978年前后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模型化分析中，利用新旧制度下生产收益差额的函数表达式，刻画制度变迁成败及地区差异性的临界条件，揭示制度变迁中游说、权力分配的作用。研究表明在存在游说和制度转换成本时，制度创新发生和持续下去的条件，受农村干部的合法收益、制度转换成本和农民的收益折现率等变量的影响。在既定权力分配格局下，贫困农民和农村干部组成的制度创新团体，可以通过赎买实现其地方性政策在全国层面的制度化认可，此制度变迁路径是农民、农村干部和中央政府的最优选择，从而说明由不同内容的地方性政策合并形成的中央制度是有效率的。游说、权力分配可以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并使其表现出不同的变迁结果和地区间的差异性。

第十四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业增长的再考察：来自面板工具变量法的证据”。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业增长。但近来这一观点受到挑战，有学者强调在这一过程中，集体化时期积累的灌溉设施和机械化发挥了积极作用。本章尝试处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并利用初始固定资产与天气冲击的外生变化来识别因果关系。通过使用1970～1987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改进灌溉、机械化、天气与制度变迁等关键数据后，面板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中国农业增长有显著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