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带一路”对文化传播提出的新挑战

尽管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开了好局，但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不足和国家人文学术能力的薄弱开始显现出来。

国家语言能力的不足表现在我国外语专业设置和发展与中文的全球传播两个方面。

从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来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除波黑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其官方语言外，其余国家都有明确的官方语言。其中50个国家只有1种官方语言，12个国家有2种官方语言。官方语言情况复杂的是新加坡，其官方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及泰米尔语4种。上述国家的官方语言中，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使用最为广泛，是阿联酋、阿曼、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也门、约旦、埃及、巴林、卡塔尔、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和以色列14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其次为英语，是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印度和新加坡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再次为俄语，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官方语言。马来语是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而斯里兰卡和新加坡则同将泰米尔语作为官方语言。排除上述同一种语言作为多个国家官方语言的情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不包括华语）共计54种，涉及汉藏、印欧、乌拉尔、阿尔泰、闪—含、高加索及达罗毗荼等主要语系。

从目前国内高校开设的非通用语来看，尽管北京外国语大学目前对外公布已经开设98个语种，但有的只是在教育部的备案开设语种，目前的教学并未展开。在如何应对非通用语快速发展，尽快满足国家的急需，深化教学体制改革方面，外语类大学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从经济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来说，非通用语人才稀缺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走出苏联模式的外语院校建设模式，开创中国特色的外语类大学的建设之路，从单一语言文化教学向地区研究教学转型，这仍是我国外语类大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至今尚无一个对全国外语能力建设规划和指导的统一单位。全国高校外语学科的发展由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但高中与初中的外语教育则由其他司管理。国家外语能力整体设计，全国外语人才的管理与使用，国家紧急事件外语人才的调集与使用，国家经济全球发展与国家外语能力之间的协调与战略规划，这些事关国家外语能力的重大问题至今尚没有整体性研究，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大体仍停留在外语教学这个层面，而且主要是英语教学层面。“一带一路”对我国外语能力的挑战是全局性问题，绝非仅靠增加一些语种就可以解决。

国强，语言强，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必须重新塑造自己的国家形象，经济的腾飞必须插上外语的翅膀，国家外语能力的整体设计与规划迫在眉睫。

国家语言能力的不足还表现在至今国家高层语言管理部门没有一个对国家整体语言能力统一规划、设计的部门，^[2]尤其是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如何从长远战略设计、规划外语的发展，以支持中国走向世界；如何在全球发展中文，以提升中国的国家文化影响力。将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对国家语言能力统一加以规划和设计，至今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尽管有一些研究机构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真正从国家语言能力整体加以研究的机构并不多。

国家整体语言能力规划和设计的缺乏，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不仅暴露出国家在外语能力、非通用语建设上的短板，而且在中文的全球发展上也产生了问题。应该看到，孔子学院作为中外合作的汉语业余教育机构，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仅仅依靠孔子学院这种模式来解决沿线国家的汉语高级人才的短缺问题已经不可能完成。因为，孔子学院只是在各国大学体制外的非学历教育，它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基础汉语的普及与传播，从它最初的设计到现在的实际运作，它都无法承担沿线国家对高端汉语人才培养的任务。^[3]孔子学院是汉语国际传播的一种成功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的汉学研究已经有400年历史，欧美高校已经有成熟的中国语言文学的培养系统，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不同。他们的中国研究刚刚开始，在大学设立专门汉学专业的寥寥无几，高端汉语专业人才奇缺成为这些国家的普遍现象。

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一新的需求，如何协助沿线国家使汉语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尤其是在各国高校设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高端汉语人才已经迫在眉睫。从一般汉语教学到汉语文化专业教学，从低端的汉语普及教育到高端的专业汉语文化传授，从高校外的业余语言教育到进入国民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汉学系的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汉语学科发展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这样一个急迫的任务，依托国家汉办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在国外高校设立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教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文学的多个门类都在其中。这些教学任务的设计都超出了当年所确定的国家汉办的职责。建议将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工作剥离，赋予国家汉办中国语言文学全球发展的战略设计和管理功能，孔子学院隶属国家汉办，但它只是完成汉语在全球传播的一种形式，并承担汉语教学任务。

国家学术能力的不足表现在全国各校的世界史研究专业绝大多数学者集中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凤毛麟角。目前所出版的关于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书籍，从西方翻译来的著作占了大多数。尤其严重的是我国宗教学学科至今仍在哲学学科中发展，尚未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展开。尽管这些年我国宗教学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学术界在沿线国家的宗教文化研究上的短缺明显表现出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聚集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宗教类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人口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80%，其中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民间宗教信仰人口数之比大致为16∶14∶10∶15∶15。文化特点、社会风尚、意识形态、教育模式与人才培育机制、政治集团分布与合作模式是我们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的指标。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国家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不同宗教在各国错杂分布，它既是各国文明发展多样化的重要来源，也是不少国家内部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在宗教势力与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国家的宗教人口及其社会影响力也处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专项研究报告的预测数据显示，在“一带一路”核心地带的佛教、印度教和民间宗教增长态势相对平稳的情况下，基督教势力与穆斯林势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显现竞争的态势，其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尤其明显。

建议在全国高校尽快设立宗教学专业，已经建立宗教学专业的几所高校，其宗教系尽快从哲学系中独立出来。历史一级学科一分为三后，世界史专业大都仍在原来的历史系中发展，建议国家加大对宗教学专业、世界史专业的投入，大力引进国际人才，为国家的腾飞提供智慧。面对如此复杂多元的世界文化，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此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没有知识上的支撑，没有学界提供历史、宗教文化的智慧，中国文化无法走进沿线国家民众的心中，文化的传播只会停留在表面的活动之中，热闹而不深刻，喧哗而文不对题。同时，建议在北京建设世界历史博物馆，通过世界历史博物馆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化的传播需要深入了解多样的文明，中国的民众要有世界的眼光。“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需要中国教育系统提供充足的外语人才，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通用语人才，中国教育系统无法满足走出国门的企业的需求；走出国门的中国民众，开展各种文化交流的文化企业，从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相关行业急需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现状的知识，知识界无法满足这些需求。

中国国家语言整体能力的不足，中国学术能力的薄弱在此刻明显地暴露出来，“一带一路”给我们的文化传播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困境并非从事文化传播的行业所致，而是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提出的挑战，也是对所有从事中国文化海外发展的行业的挑战。我们必须面对这一挑战，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中，不断改造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断扩展我们的视野，在向外发展中，不断推动内部的发展，把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