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男孩偏好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这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根源。传统的儒家文化使得传宗接代的思想固化为根深蒂固的生育文化，表现为生育具有明显的性别选择倾向，多育和生育儿子是最大的传统。这种严格的父系家族体系决定了强烈的男孩偏好，反过来男孩偏好又强化了父系家庭体系：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严格的父系制度（patrilineality）、父权制度（patriarchy）和从夫居制度（patrilocality）。父系制度（patrilineality）意味着男性在财产继承、居住安排、家庭延续、家庭权力结构上的主导地位，社会秩序由男性构建，只有男孩能延续家庭姓氏，一个孩子只能通过父亲获得其社会身份并融入社会秩序中，妇女的价值主要通过生育子女的能力，特别是生儿子的能力来评判；父权制度（patriarchy）使得妇女被限制参与家庭以外的经济活动以及对外交流，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地位十分低下；从夫居制度（patrilocality）意味着女儿嫁到其他家庭，她们婚后属于丈夫的家庭，与娘家只有感情上的联系，没有实质性的权利和责任，主要生产性资产由男系传承，妇女只能以嫁妆或遗产方式获得可移动物品（李树茁等，2006；Jiang et al.，2011b）。相比于女儿，儿子具有更多的优势，从经济方面来看，儿子能够提供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力，提供给父母养老支持，儿子将儿媳妇娶进门不但可帮助做家务，还以嫁妆的形式提高了家庭经济水平；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看，儿子能够传宗接代，延续家庭姓氏，儿子多能提升家庭地位，而女儿要嫁到别人家里。当男人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权力被男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拥有的制度法律建构、意识形态以及分配资源等方面的权力代替之后，社会秩序由男性构建，对妇女的生活控制就从私人父权制转向公共父权制，产生了一个将妇女置于从属地位的支配体系。这样，就形成了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

历史上，对女性的歧视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溺弃女婴是女性歧视的一种极端表现方式，广泛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前的中国社会（Wolf and Huang，1980）。这种对子女性别进行选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那时面对环境的压力女孩是溺婴的主要受害者（Croll，1978）。即使贵为皇室成员，一些女婴也被溺杀（Lee and Wang，1999）。溺弃女婴现象的直接影响是女孩数量的减少和性别比的失衡。就古代和近代中国而言，总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人口性别比较高（Ho，1959；葛剑雄，1991）。历史上经常性的性别比偏高，是溺弃女婴习俗长期作用的结果，这与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强烈男孩偏好直接相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直接溺弃女婴这种极端方式被禁止，但是间接溺弃女婴现象，比如在食物、医疗、营养、照料等方面对于女孩的歧视性待遇导致女孩死亡水平依然偏高。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在20世纪的中国一直存在，尤其在战争和饥荒等资源受到严重约束的时期，女孩死亡水平偏高更加明显（Das Gupta and Li，1999）。1950年之后，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和儿童生存中的性别差异存在时间和空间差异，与一些社会经济变量有关，同时也与儿童生存环境中的男孩偏好因素有很大关系（李树茁、Feldman，1996）。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对夫妻生育数量的严格限制，以及性别鉴定技术和流产技术的普及，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上升。在没有生育政策限制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多生来达到有儿子的目的，所以很少有夫妻求助于性别选择以保证家里有一个儿子，而且80年代之前也没有可靠的性别鉴定技术。而随着生育数量的限制，即使在允许生育二孩的情况下，依然会有大约25%的人口不能生育儿子，而比较严格的一孩政策以及其后调整的一孩半政策（即在大部分省份的农村地区，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还可以再生育一个）更是使得很大一部分家庭没有儿子。在性别鉴定技术可以获得的情况下，一些夫妻就会在某些胎次求助于性别选择以保证有一个儿子。Li et al.（2000）定义了性别选择处境（sex selection situation），即一个妇女可能会使用一种性别选择方法来决定下一个孩子的性别；性别选择压力（sex selection pressure），即一个妇女在生育过程中处于性别选择处境的概率。在定义性别选择处境、性别选择压力和男孩偏好强度的基础上，Li et al.（2000）建立了男孩偏好（son preference）、出生性别比和生育率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式，发现当存在男孩偏好时，中国生育率的明显下降引起了性别选择压力的显著增加，后者又引起了出生性别比的显著上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和9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是生育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严格执行的生育政策可以解释性别比上升中的绝大部分（Li et al.，2011）。

局部地区的数据分析表明多于25%的女胎以流产告终，而男胎流产的比例只有1.6%（Chu，2001）。用胎儿性别鉴定后的选择性人工流产可以全部解释我国1990年观测到的超常出生婴儿性别比（李涌平，1993）。人工流产和出生性别比时间趋势和变化模式的一致性，揭示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实现男孩偏好的主要途径，对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具有重要影响（韦艳等，2005）。男孩偏好影响了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性别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