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族谱叙事中的祖先定居史
在鄱阳湖地区，族谱的保存情况并不理想，目前发现最早的有清代康熙、雍正时期的族谱，以清末、民国和1949年之后新修的族谱为多。据当地的老人回忆，过去的老谱基本上都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烧毁。此外，当地修新谱、烧老谱的习俗，也是造成老谱消失的重要因素。所幸的是，在族谱之外，笔者还搜集到一些其他类型的民间史料，如墓志铭、渔课册等，可以与族谱资料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当然，本章并不能对查阅过的湖区族谱进行一一的详细讨论，只能选取其中若干个渔民家族的族谱进行重点分析，如鄱阳县的莲湖朱氏，都昌县西源曹家和北山邹氏，以及余干县的袁、王二姓。这些渔民家族都生活在鄱阳湖沿岸，过去主要以捕鱼为业，而且还保存有数量不等的明清渔民历史文书。
（一）鄱阳莲湖朱氏
莲湖乡位于鄱阳县城西南隅，属于滨湖圩区，地势中部高四周低。在明嘉靖《江西通志》“鄱阳县”下载有“莲荷山，在府城西彭蠡湖中，望之如荷叶浮在水上”。[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载有“莲荷山，南十余里曰表恩山，山滨彭蠡湖，每春水涨则山在湖中”。[7]此外，据《江西省波阳县地名志》记载，唐代以前，宋氏曾在今莲湖“宋山嘴”聚居，唐末村废。[8]据当地人介绍，如今莲湖乡虽各姓杂处，但朱家人口最多，建村历史最长。查阅《江西省波阳县地名志》，1985年莲湖朱家共有人口9620人，主要分布在莲湖朱家、山背朱家、朱家大队、箬潭朱家和大山五个自然村。[9]在1985年后，如以年均10‰的人口增长率计算，今天莲湖朱氏的人口约在11738人。[10]从人口规模而言，莲湖朱氏是当地的“大族”之一。
据明天启四年（1624）《朱氏重修谱序》记载：“介公二世，禹二公，讳誉，由金陵乌衣巷迁饶之鄱阳莲湖始祖也。”[11]由此可知，莲湖朱氏尊奉“禹二公”为始祖，其世居地是金陵乌衣巷。[12]这是目前所见莲湖朱氏自己最早的谱序，其他更早的谱序都是借自婺源的茶院《朱氏宗谱》。尽管“由唐以迄今，兹数百载，其间相继修谱者，代不乏人”，然而“自天启纂修以后，此举旷然，时值大清康熙戊寅，朱子含章惧其世远人遐，致罹苏子三世不修谱之讥，于是概然以修谱为己任”。[13]这些表述提示，在明天启之后，修谱之事暂被搁置多年，直到康熙戊寅年（1698），朱含章才重新提出纂修族谱的事宜。
在所有康熙年间的谱序中，都几乎毫无例外地提到了朱含章。有意思的是，在确定朱氏始祖迁入莲湖的时间问题上，朱含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据朱闵汶反映，正是“因（含章）出系牒以示，余犹知徙居鄱者，盖自唐仁和间朱公禹二始”。[14]至此，关于莲湖朱氏始迁祖誉公的故事似乎已经逐渐清晰。此外，朱闵汶还透露了另一个信息，即纂修于明天启四年（1624）的旧谱，是婺源茶院朱氏和饶州朱氏合在一起统修的谱。在此次的统谱过程中，徽、饶朱氏确定了祖先的共同起源问题，即“介公生子二，长禹一，家黄墩，为新安之祖。次禹二家莲湖，为鄱阳之祖”。[15]至此，婺源朱氏和莲湖朱氏同出于介公，而后分徙黄墩与莲湖的表述沿用至今。值得注意的是，统谱自序称：“余又按先牒与云帆先生世谱序，皆以介公为始祖，异日修谱者，当以此为式，然其间或有采摘之未备，世次之未明，后之来者，其遗缺则当刻心搜采而附益之，则子孙深有赖云。”[16]这显示，《朱氏宗谱》有个不断被添加和建构的过程。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莲湖《朱氏源流》中，把禹二公的迁徙信息直接添加在上段引文之前，从而实现了禹二公亦同出于介公的谱系“嫁接”，也实现了莲湖朱氏与婺源朱氏家族的关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如泾县的张香都朱氏也宣称祖先出自婺源茶院朱氏。[17]
在一个姓氏“宗族化”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谱系源流的考订和重建。上文表明，明末清初莲湖朱氏正在经历着迅速地“宗族化”过程。这个过程中，朱含章的作用尤为关键。经过清初朱含章等人的族谱纂修，莲湖朱氏的始祖被定为“介公二世禹二公”，并与婺源黄墩茶院名人朱熹的始祖建立了亲密关系。如此，莲湖朱氏不仅构建了与名人朱熹同宗的叙事，且二者的祖先还是同出金陵乌衣巷的兄弟，一个莲湖朱氏祖先由来的故事趋于完善。但是，“始迁祖”只是祖先定居历史的开始，比“迁居”更为重要的是“置业”。只有在迁居地置办了固定的产业，才可以真正称得上“定居”，否则依然没有完成定居的过程。因此，在多数族谱的历史叙事文本中，“置业祖”甚至比“始迁祖”更为重要和关键。
在莲湖朱氏的“置业”历史中，朱烈四（又名朱仕隆）是一个最为关键的人物。民国《朱氏宗谱》收录了明永乐十五年（1417）冬月朱烈四写的一份自叙和两纸分关书。
立分关人朱烈四，同弟烈五、烈八，夫分关之立何昉乎，盖礼以定分，书以纪事，利后嗣也。故上有史册之编，下有契劵之设，皆所以纪事定分，势虽不同，其义一也。今予兄弟三人见及乎此，因请族尊、邻右、公亲，将承受祖父并自置田地、山塘、湖港、屋基、坟山、园堑各项产业，审度斟酌，品配均匀，至公无私，当面派定阄分，以付二弟烈五、烈八管理。愧余凉德，乏嗣承祧，难堪鼎足，分析愿作二难……凡所在产业，土名、坐落、界址、疆理，下而价资，上而课税，逐一详志条号、来历开后，贻我嗣亲，庶鸿业悠远而有据，燕谋尽善以无危，所谓纪事定分，俾各蒙业而安，以承天庥，世世子孙无相侵夺，是予之志也。[18]
这次分关发生在朱烈四与其两个弟弟烈五、烈八之间，不同于一般家庭的父子分家。从“愧余凉德，乏嗣承祧，难堪鼎足”一句可知，朱烈四并无子嗣，难以继承宗祧，于是邀集族尊、邻右和公亲人等，将承受祖父以及自置产业分给烈五、烈八管理。至明永乐年间，朱烈四继承祖父或自置的产业就有田地、山塘、湖港、屋基、坟山和园堑等，且产业的土名、坐落、界址和疆理都有详细的记载，并向政府登记和课税。由此推测，起码最迟在朱烈四祖父的手上，即在元末明初莲湖朱氏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产业，完成了在莲湖的定居。
（二）都昌北山邹氏与西源曹家
都昌县位于鄱阳湖的北岸，东界鄱阳县，南界鄱阳、余干、南昌、新建四县，隶属于九江市管辖。邹氏与曹家，分别位于今都昌县北山乡邹家咀村和西源乡沙塘墈上村。其中北山乡位于都昌县城边上，西濒鄱阳湖，南接都昌镇。邹家咀村，原名“马船嘴”，坐落于矶山湖尾部的岗咀上，海拔仅17米，是北山乡的最低点。[19]西源乡则位于都昌县的东南部，其东、南濒临鄱阳湖，西接周溪镇。[20]沙塘墈上村以“沙塘湖”得名，地形上属于湖墈。
邹家咀村邹氏现今保存有四个不同版本的《邹氏宗谱》，依时间先后分别为清康熙末期、[21]民国丙寅年（1926）、民国丙戌年（1946）和2008年。其中两本民国版的宗谱内容基本类似，内容主要为“县市西街南邹马船嘴望仙派伯一公世系”，时间则相隔二十年。据说，邹氏谱牒的修纂，“始修于大宋之天福公，继修于大元之明鉴公，续修于大明之东武公，又接修于国朝之祥甫公”。[22]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宋季辽金兵灾，衍派失讳，无怪其然，但推其世数以接明时之传，旧谱所载固有明征”。[23]在宋代辽金兵灾的混乱时期，邹氏族人的“衍派失讳”，以致后来只能用推测世代的方法把宋明谱系勾连起来。但是，纂修者又怕人们不相信这一说法，于是用“旧谱所载固有明征”以表明“世数”的推测并非没有根据。
在《邹氏大成宗谱》的多个谱序中，都有这样一段类似文字来描述邹氏的由来：
邹氏始迁于东鲁莱州，继徙于南陵，复擢洪州都督，荐公之胤职饶州刺史者，肇基于湖口都村。迨至宋季之时，有曰德新公者，生子四人。长曰文甫，次曰文博，三曰文康，四曰文美，号东、南、西、北之房，由是而有四邹名焉。然甫、康之裔居湖口，博、美之裔居星、都，虽彼此异地，实同一体分迁。[24]
这个故事提供了三点信息，其一是邹氏来自东鲁莱州，几经迁徙才在湖口都村安定下来；其二是到了宋代，有个德新公，生子四，曰文甫、文博、文康、文美；其三是甫、康的后裔多居湖口，而博、美的后裔则分迁到了星子、都昌，但虽分居各地，实属一家。在世系中，虽然文博公及其二子的生卒年不详，但仍保留有简短的说明。“文博，乃南邹始祖，塟剑山西源”，其长子孝行“由湖口莲花寺迁居都昌五都荷塘，又分七都堑头”，其幼子孝宣“字世昌，乃都昌一都县市西街、马船嘴、望仙、南康、星子等处之始祖也”。[25]这告诉我们，文博是南邹的始祖，其幼子孝宣则是县市西街、马船嘴、望仙等地邹氏的始祖。
然而，在邹氏宗派分迁总图录中，又存在另外一套“迁徙”表述。由湖口莲花寺南迁都昌五都荷塘的却是孝行的长子之纯，孝宣的长孙若定始由五都荷塘迁居一都赤石庄，[26]而后钊公再从一都赤石庄迁县市西街。[27]很明显，世系中的信息与分迁总图的表述存在冲突，这种错乱很可能是在统谱过程中发生的，即需要把各支派关于自己祖先的故事整合为一个逻辑连贯且统一的宗族表述，但是这种后世的谱系重构不免有前后冲突甚至矛盾的地方。从宗谱本身看，邹家咀邹氏出自文博、孝宣这一支派，似乎是众多矛盾表述中的唯一共识。
然而，在邹家咀进行田野的过程中，笔者问及邹氏祖先问题，村里的老人一致提到了“道三公”。问题是，村民口中的“道三公”是谁？为何会被现今的邹氏奉为最为重要的祖先？在民国版《邹氏宗谱》中，“县市西街南邹马船嘴望仙派伯一公世系”属于其中的卷七。虽然该谱的“谱头”和“谱序”缺失，但“世系”依然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前文提及的康熙末期族谱，内容主要是文甫公派下族人信息，其中并无“道三”的任何记载。但是，在民国版《邹氏宗谱》卷七的第一页，即有关于“道三”的详细记载。兹摘录如下：
道三，（淑）五之长子，即祥三，字仲祥，号南明，生于洪武年间，人材举人，任湖广靖州之州事，事详县志……我祖祥公宦楚时，居官廉直，不惮权势，因爱民遭人谤归里，于洪武三十二年闸办矶池一所，连内湖、洲汊共登课米，板籍所载，买者卖者渐，永远不许遗易，历数百年。至近祖明週、明进、明遡、明迪、明千公，为小洲地与豪宦争构，亦不得而侵夺之。迨及元末屡经变乱，清朝定鼎，又经丈量查核，照旧纳课，是赞、孟等得以上沭皇恩，叩籍祖德，以诸昆弟守成之也。嗟我祖业艰难，因志之以示，后来可弗慎与。（裔孫德赞、德孟同拜撰）[28]
这段陈述提供了以下三点关键信息：其一，道三又名祥三，生于洪武年间，以人材举仕湖广靖州知州；其二，洪武三十二年，祥三因“遭人谤归里”，“闸办”了“矶池”一所，连同其中的内湖、洲汊一同入册登课，虽经朝代变更，照旧纳课；其三，到了近祖明週、明进、明遡等公时，邹氏曾因小洲地与豪宦发生过争讼，从而阻止了草洲被他姓侵占。同治《都昌县志》记载：“邹祥三，明洪武四年辛亥，以人材征，擢知靖州。”[29]寥寥几字，似乎可以与《邹氏宗谱》中的内容匹配，而且还提供了邹祥三出任靖州知州的时间，即洪武四年（1371）。同年的《南康府志》亦载：“邹祥三，都昌人，以人才举仕靖州知州。”[30]这些叙事显示，邹祥三应该出生于元代后期，而主要生活在明初，并“闸办”了湖池课业。
在更早的《都昌县志》或《南康府志》中，都没有“邹祥三”的记载。这就说明，“邹祥三”是在清代同治年间才吸纳到地方志系统。但是，关于邹家咀重要祖先“邹祥三”的故事，在清初就已被德赞、德孟所写的“道三公传”记述清楚。据族谱记载，上引“道三公传”中的“近祖”明週、明进、明遡、明迪、明千公都生在明嘉靖、隆庆年间，是道三的第六代孙。其中明进、明迪、明千出自祥三长孙永济派下，明週、明遡则出自祥三次孙永洙派下。值得提及的是，撰写道三公传的德赞、德孟分别生于万历癸丑年（1613）和万历丙辰年（1616），主要生活在明末清初。除了“道三公传”之外，这两个人曾于清顺治甲午年（1654）共同撰写了《南邹县市派下续修宗谱溯源序》。[31]这些对此后邹氏家族的祖先叙事影响深远。
与邹家咀邹氏不同的是，西源沙塘曹家比较完整地保存了清代雍正以来的族谱。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有雍正八年（1730）、道光五年（1825）、咸丰九年（1859）、光绪五年（1879）和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个老版本，以及1989年和2009年重修的《曹氏沙塘宗谱》。值得庆幸的是，与邹氏一样，曹家也留存了大量的明清契约和诉讼文书，涉及曹家与周边各族之间湖池、草洲的交易、流转和纠纷问题。通过上述资料，配合《嘉靖二十一年都昌县渔米课册》的记载，尝试对曹氏家族的定居历史和“入湖权”由来问题展开讨论。
在清康熙六年（1667）的两份谱序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及曹氏祖先由来和湖产登课的内容。在祖先由来问题上，两份谱序内容基本一致，认为丙一公是周溪、沙塘等地曹氏的始迁祖。第一份谱序称：“我祖丙一公，系长房恩公之后，上舍郎曹畿四世之下孝恺之孙，千十五公之子，自中堡长平徙居周溪，传至曾孙荣三公，避元兵进迁沙塘，适当先朝草昧，抄报湖课二百石，以遗子孙，迄今世享其利。”[32]简言之，丙一公从中堡长平迁居到周溪，为了躲避元代兵乱，其曾孙荣三继而迁居到沙塘。
对于清康熙的序而言，“先朝草昧”指的是明朝开创之初，荣三就抄报了湖课二百石。然而，在另一篇康熙六年的谱序中，又有“登课四百石”之说。当然，我们尚不清楚“湖课二百石”或“登课四百石”意味着多大范围的湖产，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份湖产是允许曹氏子孙继承，并从中世代获利。在道光五年（1825）《曹氏宗谱》中，对于沙塘曹氏的世系有如下表述：
距都昌治东南六都，去龟山八十里，安居周溪之东，虬门之北，强山之西南，界鄱湖。始祖荐公十四世孙丙一公，由中堡长平坂徙居周溪，越一传而为三八公（讳靖），二传而为允一公（讳平），秩至三传而为荣三公（讳万），复徙居沙塘，抄报湖产，承纳课米四百石，厥后十世繁衍，苗裔永昌，迁居各处，俱由此分。[33]
沙塘曹氏的始迁祖是丙一公，开基祖则是荣三公。迁徙的路径是中堡长平坂—周溪—沙塘。但是，最近新修的宗谱，关于祖先由来的叙述，与先前的表述有些差异，丙一公开始由中堡长平坂直接迁居六都沙塘，而不是先徙居周溪，而后再转迁沙塘。这可能与曹氏族内各支派的势力消长有关，即周溪曹氏逐渐失去了族谱修纂的主导力，而沙塘墈上曹家的势力不断壮大。实际上，2009年的宗谱就是在沙塘墈上曹氏主导下重修的。这表明宗谱文本的形成背后有着特定人群的推动，由此在不同时期关于祖先的表述也会发生变化。
（三）余干县康山袁、王二姓
余干县位于鄱阳湖的南部，隶属于上饶市管辖。在1966年以前，康郎山原是县北鄱阳湖中的一个小岛，而后随着康山大堤的建成，康郎山始与陆地相连。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其中一个重要的战场就是康郎山。下文讨论的袁、王二姓就是康郎山上的大姓，也即今天的“康山乡”。其中袁姓居住在康郎山的东北部，临近鄱阳湖，是今乡政府、村委会的驻地，称“袁家村”。而王姓居住于康郎山的中部，离袁家不远，称“王家村”。据《江西省余干县地名志》记载：“明永乐二年（1404），袁姓从丰城县迁此”，[34]而王姓则于“元至正年间，王云章由九龙瓜畲王家迁此”。[35]然而，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地名志》中存在很多的矛盾之处。于是，我们有必要对袁、王二姓的宗谱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
康山乡政府附近有一块不大的空地，除了几株稀疏的古樟树之外，还有一座1988年袁氏子孙新修的袁氏始祖墓，墓碑上写有“明故始迁祖考妣之墓”字样。这告诉我们，与《地名志》编纂者一样，袁氏子孙也把祖先始迁康山的时间定在明代，依据则来自《袁氏族谱》。但是，袁氏家族内部对此亦有不同看法，甚至导致有些族人为此拒绝参与宗谱的事务。嘉庆九年（1804）的一份谱序，对于康山袁氏的由来和迁居时间，有着如下的记载：
吾族之源流始自进仲，公生居丰邑之荷塘，迨传德远公，有四方之志，由荷塘迁居本邑之管枥，然佑启后人之心弥深且挚，又偕其子友明复徙康山而家焉，此德远公实为吾族肇基之祖也。今历四百余年，得以人烟接壤，生齿繁盛。[36]
按此记述，康山袁氏的肇基之祖是“德远公”，因“携子友明来游余干，喜邑北康山山水之胜”，[37]先从丰城荷塘迁居到余干管枥，而后复迁居康山。另外，从“今历四百余年”可以推断，袁氏迁居康山的时间当在明初。然而，时隔二十六年之后的道光九年（1829），袁氏再次重修族谱，对于德远迁居康山的时间，已精确到了“迄今四百二十有六年”，[38]以此推算在明永乐二年（1404）。这一说法被后世族谱纂修者一直沿用至今。
在“文革”和“破四旧”中，袁氏家谱遭到了破坏，仅有一部分老谱残存下来，成为2005年新修族谱的依据。[39]上文提到，康山袁氏的肇基祖是“德远公”。然而，“德远，字犬卿，行八四，由荷塘迁居余干管枥袁家垄，娶王氏，殁俱葬金钗股，生子一，友明”。经查袁氏世系，贤—鼐—志高—进仲—德远，其中贤被视为丰城荷塘袁氏的始祖，而德远则是贤的第四代孙。经过谱系世代的推测，德远擕子友明迁居康山的时间大概在南宋后期。
康山乡当地有个中学教师叫王茂平，是康山王家村人。他对袁氏于“明永乐二年”迁居康山的说法也存有疑问，于是就开始搜罗资料进行考证，并亲自跑到康山袁氏的祖籍地——丰城荷塘，找到了《荷塘袁氏十修宗谱》，且把复印件带回了康山。该谱保存了元明时期的谱序，并且有荷塘袁氏早期的世系，上引康山袁氏新修族谱的世系内容就是据此修成的。在《荷塘袁氏十修宗谱》中，德远有两个妻子，其子友明是第一任妻子李氏所生，迁居康山后复娶了王氏为妻。这似乎说明，德远迁居康山的时候，王氏就已在康山生活了。
相比袁氏，康山王家现已无族谱可寻。有村民反映，王氏本来还有一箱子老族谱存放在一个村民家中，然而该村民多年来一直声称这批族谱在“文革”中被毁，拒绝把族谱拿出来示人，甚至连王氏族人也无法查阅。于是，王茂平等人只得借用鄱阳乐亭、三庙前和双港等地王姓宗谱的谱头，打算重新嫁接、编纂康山王氏族谱。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王茂平家中，收藏了在当地出土的多块墓碑，其中就有康山王氏始迁祖“王正之”的圹记。在前文，笔者通过对圹记撰写者和圹记主人生卒年的分析，断定这是一块南宋末期的墓志。
兹将《宋故王公正之圹记》摘录如下：
公姓王，讳大中，字正之，大父旻，考珪，世为饶州余干福应人。公迁于洪崖，今为洪崖康山人。公凝状端凝，辞色温粹，畴昔闻公自谓，幼侍伯兄，从明远徐先生游，始来洪崖，见一乡善士，必尊敬之，惟其逮事前辈尊宿，耳目习熟故家典刑，故动与理暗合也。公始迁地以棠梨名，俄有睥睨其傍者，公委而去之，如弃敝屣，人咸称其见义而作。康山榷酤，额隶于官，比年授之匪人，名存实泯，有司曾不识一钱，贰令采之与议，下文册以畀公，公即其地而居焉，极（机）为经画，额解以时，居康山自此始也……公生于开禧丙寅九月甲辰，卒于景定甲子四月壬申，享年五十有八。[40]
上述资料提供了三点重要信息：其一，王正之原为余干福应人，因跟随明远徐先生游历，才来到洪崖，开始住在棠梨，而后因作康山“榷酤”，[41]于是就地而居成为康山王氏的始居祖；其二，王正之迁居康山的时间应该在开禧丙寅年至景定甲子年之间，即1206～1264年，也就是南宋后期。尽管王氏没有族谱资料可资参考，但这块墓志碑文却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甚至比之族谱更为直接和可靠。
综上所述，这五个家族的谱牒无一不是宣称自己的祖先在唐宋时期几经迁徙，然后才在鄱阳湖沿岸居住下来。然而，大量明末清初的“谱序”似乎表明，每个家族关于祖先定居历史都在那时经历了一次“重塑”，由此大体奠定了各族祖先由来故事的固定表述。虽然从族谱文本看，五个家族都将自己的祖先始迁鄱阳湖居住的时间追溯至唐宋时期，但是接下来的分析将表明他们真正的“置业”定居则大都出现在明初，才有了田地、湖港等的置办与纳税记录。在实地调查中，每当问及渔民“入湖权”的由来时，人们都会提到“自己的祖先比其他人的来得更早”，所以才有入湖捕鱼的权利，而其他后面迁来湖边居住的人就没有入湖取鱼的权利，但人们能拿出的关键凭证之一就是这类族谱中记录的祖先由来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