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清湖区的圩田开发

虽然今天鄱阳湖的大体范围最早在两宋之际的文献中才得以证实，但这块区域的历史却远早于此。春秋时期，今鄱阳湖所在的区域分别为吴、楚占据，故有“吴头楚尾”之说。秦统一六国之后，始有政区建置，今鄱阳湖区域较早见载于文献的是番阳县，属九江郡。至西汉，在此增设了南昌、海昏、鄡阳、历陵、余汗等县，说明该区域的人口和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秦汉时期，今鄱阳湖地区及赣江是中原通往岭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开发相对较早。然而，至南朝宋时，废除了鄡阳、海昏两县，对此大多数学者认为与彭蠡湖水体南浸有关。此后，北方的多次战乱，如安史之乱等，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府县数目不断增加。^[85]

除了前文提及的唐、五代时期的诗词，宋代也有不少的游记、诗词提及鄱阳湖。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鄱阳湖”并未进入大多数中国人的视野，也很少出现在各类正史文献中，只是部分在文人墨客游历或旅行过程中会偶有提及。反而，赣江作为沟通岭南与中原的重要交通线，却时常见诸早期的文献中，其在江西历史上的意义可能远比鄱阳湖重要。在近代铁路开通以前，赣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航运功能，而鄱阳湖中自然资源的价值却是逐渐才被沿湖居民发现的。至迟在北宋末期，鄱阳湖已经有渔民在从事渔业生产，杨时曾有一首著名的《鄱阳湖观打鱼》，生动描绘了秋冬水落时节渔民在湖上打鱼的场景。

秋高水初落，鳞介满沙脊。浩如太仓粟，宁复数以粒。

纷纷渔舟子，疑若挽可拾。横湖沉密网，脱漏百无十。

虫虾杂鲂鲤，骈首吐微湿。小人利口实，刀机污鳞鬣。

鲲鲸亦狼狈，风雨移窟宅。玉渊有神祠，变化在嘘吸。

胡宁饱膻香，忍视万鱼急。幽潜不足恃，感叹百忧集。^[86]

这首诗词不免带有一些夸张成分，但可以看到秋高水落时，沙脊上鱼鲜众多，渔民划舟甚至可以前去捡拾，而湖面上则横着密密麻麻的渔网，鱼虾大都落入网中，难以逃脱。宋元时期的鄱阳湖，不仅已是大水面湖泊，并有渔民在湖上从事渔业捕捞，虽然渔民生活多穷苦，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呈现“渔舟唱晚”的自然景象，并没有经历有文献记录的大动荡。直到元朝末年，群雄奋起，社会动乱，陈友谅、朱元璋和张士诚各据一方，并展开了武力兼并战争。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陈友谅围洪都八十五日，朱元璋率兵驰援洪都，陈友谅撤兵东出鄱阳湖，两军遇于康郎山，展开一场规模浩大的水战。此战朱元璋以弱势战胜强敌陈友谅，奠定了平定江南、统一全国的基础。^[87]因为朱元璋，鄱阳湖首次进入中国历史叙事。

张文业已指出，明清时期鄱阳湖地理演变的最大特点是汊湖的形成和扩展，尤其是鄱阳湖南部地区最为显著，如军山湖和青岚湖等的形成。^[88]与此同时，另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湖区周边大量人为圩堤的修筑，使得湖池水面大量被湖田化，进而造成湖泊面积的持续萎缩。这是该区域人口持续增长、经济发展必然的选择之一，通过圩堤的修筑新开辟出数以万亩的圩田，不仅增加了地区可耕土地面积，而且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税粮收入。学界关于鄱阳湖地区的圩堤修筑与圩田开发，已经积累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成果。^[89]与江南地区相比，鄱阳湖地区的圩田开发在时间上要更晚一些，至明代中叶才有大量圩堤修筑的记录。

史载：“豫章为八郡水之所会，地最卑下，故田以堤为命。”^[90]豫章即南昌，其东北临鄱湖，是江西通省各大河流汇集之地，地势也相对其他地方低下，水田必须倚赖圩堤才能免于水旱之灾。明代南昌邑人万恭写有多篇关于圩堤的碑记，提到沿湖地区地势低洼，“水溢则大潴，水涸则巨野，不可田”，^[91]很长一段时间内江河入湖三角洲都只是泥沙淤积而成的滩地，并不是“三壤故疆”。但是，随着沿湖各县“生齿日繁，则与水竞利，夺而成壤”，^[92]地方官与当地民人开始在河流入湖口附近的低洼三角洲修筑圩堤，成田计数十万亩。

从目前遗留下来的文献看，明代前期鄱阳湖地区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圩堤修筑。根据清初新建邑人赵日冕在《重修大有圩牛尾闸碑记》中称：“惟湖之有圩，由郡守祝公创始于弘治十二年，世因其利，厥后屡圯屡修。”^[93]也就是说，鄱阳湖地区的圩堤是由南昌郡守祝公创始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此后世人受其利，屡毁屡修。祝公，即祝瀚，字惟容，山阴人，成化中进士，历任刑部郎中，后擢南昌知府。祝在任期间，“筑圩五百余处，统名曰祝公堤”。^[94]史载，弘治十二年南昌“岁饥”，祝瀚发谷募民修筑圩岸，跨南昌、新建二邑，南昌境内圩堤六十有四，新建境内四十有一。^[95]其中比较大的圩堤有“大有圩”，“西始石亭庄，东抵牛尾坽，延袤四十里，北障大浸入鄱湖，而南垦平田数万亩”。^[96]清赵日冕曾称“大有圩”内有田数千万亩，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他提到“夏税秋粮几占邑册之半”，多少反映了新开发出来的圩田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了很大比重。明弘治年间是文献记载中鄱阳湖地区第一次大规模修筑圩堤，开发出了大量新的圩田，扩大了王朝的税粮基础。

此时的圩堤大抵由沙土堆积而成，掺杂少许的石块，如遇大水很容易坍塌或冲毁。地方官员虽一再教喻民人要小心看护圩堤，每年细心对旧圩进行补砌，但“随筑随溃，犹仅仅举十之三四焉，亦困甚矣”。^[97]这就不免出现了“各邑堤圩、陂塘，或一地而今昔异名，或一名而纵横分裂，别立圩号，新筑者亦多仍旧补砌，各建枧闸，以便水道”的现象。^[98]以明代万恭提及的五圩（余家塘、黄泥坽、双坑圩、万家塘和王甫港）为例，“下联四十八圩，则五圩成，四十八圩皆壤也，五圩败，四十八圩皆鱼也”。^[99]各种圩堤一起构筑了一道抵御洪水入侵的防线，相互之间层层相扣，一圩决口必会殃及其他的圩岸。嘉靖初年，“洪水决余家塘，再决双坑圩，其时县官困于财，水民诎于力，三载乃底绩”。^[100]圩民困于水患，无法耕种，越六十年至万历年间才恢复故壤。然而，万历十四年（1586）春，大水先后决了五圩中的三圩，“洪洞无涯，田殚为湖，庐殚为潴”，^[101]可见影响之广，饥民甚多。

万历十四五年，南昌知府范涞联合南昌知县何选、新建县知县佘梦鲤，请于院司道发赈灾银一共7600两有奇，在南昌县筑圩138处，新建县筑圩174处，并修石堤、石枧、石闸若干处。这是鄱阳湖地区第二次进行大规模的圩堤修筑，依然是由官方主导，以赈灾银募民修筑，不仅活饥民以万数，并且修堤扩土，一举两得，视为“永利”。在这次的修筑中，有许多是对旧圩的修复，如前文提及余家塘等三圩决口，就是在此轮修筑浪潮中采用了“卷埽”的办法堵塞了决口。此后，圩堤之修筑更为频繁，万历三十五年（1607）新建知县吴嘉谟发抚院义仓谷修圩160处，第二年南昌知县樊王家动用仓谷修圩185处。除了南昌、新建两县下游低洼地带大量修圩外，进贤、余干与鄱阳等县亦在此时期修筑了大量的圩堤，开辟出许多新的圩田。如嘉靖《江西通志》就记载：“刘涣，江陵人，成化间为鄱阳令，清慎廉明，爱民体士，治为江西最，筑圩堤以捍水患，长数千丈，得田数千亩。”^[102]由此可知，明中叶以降鄱阳湖区的圩田开发出现了一个高峰，圩堤的修筑数量不断增加，并有把分散的小圩堤逐渐联成大圩的趋势，形成大圩之中有小圩、层层保护的格局。至清代，湖区的圩堤还在继续修筑，并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圩堤修筑与保护的社会组织。

虽然唐宋之际，北部的彭蠡湖逐渐向南扩展才形成了今日鄱阳湖的大体范围，但是明清时期沿湖的居住人口不断增长，湖区资源却日渐匮乏，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主导下，大量的湖池水面被人为修筑的圩堤阻断，把江河湖水挡在外面，内部开发成可以耕种的圩田。明中叶以来，这一持续的人为湖田化过程，以及江河泥沙在湖区的堆积，加剧了鄱阳湖水面的萎缩。此外，大量圩田的开垦，使得农耕生产所需的肥料问题日益凸显，从而导致鄱阳湖南岸的新建、南昌、进贤和余干等县农人对湖草需求的持续增加，湖区采草纠纷日渐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