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张文关于“彭蠡古泽”和“彭蠡湖”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结论。其一，早期的彭蠡古泽，无论其地理位置和形成原因，都和今天的鄱阳湖没有任何关系；其二，六朝隋唐时代，彭蠡湖的范围仍然局限在今鄱阳北湖地区，今日的鄱阳南湖在当时尚未形成。^[3]现今这两点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然而，对于“彭蠡湖”越过婴子口和松门山一线，逐渐向东南方的鄡阳平原扩展，从而大体形成现今鄱阳南湖的时间上，却依然存在不同的理解。

最大的疑惑，源自张文所引《太平寰宇记》中的两条关键性史料，现摘录如下：

《太平寰宇记》洪州南昌县：“松门山在县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北临彭蠡湖”。在饶州鄱阳县下又载：“故鄱阳县在彭蠡湖东、鄱水之北；莲荷山在县西四十里彭蠡湖中，望如荷叶浮水面”。说明北宋初期，彭蠡湖溢出婴子口过松门之后，不但已进入鄱阳县境，而且距鄱阳县城很近。所以《寰宇记》在饶州余干县下明确指出：“康郎山在县西北八十里鄱阳湖中”，这是鄱阳湖之名首次见于史籍的记载。^[4]

众所周知，《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初期，^[5]是继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后又一部现存较早且较为完整的地理总志，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仅从文字上看，张文所引《太平寰宇记》中“莲荷山”和“康郎山”两条史料，确实足以证明北宋初期，鄱阳北湖已经越过婴子口和松门山一线，其东进入了鄱阳县境，到了离鄱阳县城不远的莲荷山，南则到了余干县北部的康郎山。这两条史料是“鄱阳湖”之名见于地理类史籍的较早记载。

然而，张文所引“莲荷山”和“康郎山”两条史料，均引自光绪八年（1882）金陵书局所刊印的《太平寰宇记》。^[6]在新近点校出版的《太平寰宇记》前言中，王文楚等明确指出了金陵书局版本存在问题：

金陵书局本是以乐氏祠堂本为本，乐史后裔“家祠藏本，世不甚重之，然视他刻差为完善，故今刻一用此本”。参正万廷兰刻本及清初朱彝尊所见之仁和朱氏影钞旧本，详加校勘，以万廷兰本陈兰森所补缺的七卷，为“己意补之，今并不取”，学风甚是严谨。杨守敬推崇备至，大加赞赏，称誉为“校订颇审”，是清代以来留传较好的版本，不仅优胜于万廷兰本，极少有优于宋版者，但错误难免，其最严重的弊端莫过于参糅混杂了数量可观的非乐史原作，而是后世，可能多为明清人补易窜入的伪文，几乎以假乱真，如不校核，难以识别。^[7]

上文告诉我们三个重要信息：其一，金陵书局所刊的《太平寰宇记》是以乐氏祠堂本为底本；其二，杨守敬对金陵书局本非常推崇和赞赏，认为是清代以来较好的版本；其三，金陵书局本存在着严重弊端，其中混杂了大量后人添加进去的“伪文”，甚至已到了可以假乱真的程度。很显然，这种后世“参糅混杂”的弊端，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其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在使用金陵书局本的《太平寰宇记》时，更需谨慎和小心。

正如杨守敬所言，在没有更好的版本出现之前，金陵书局本是所有版本中较好的，这也难怪乎张文的材料会尽引自此版本。其实，早在金陵书局刊印前两年，即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东渡日本，就在日本发现了宋椠残本的《太平寰宇记》，光绪九年（1883）重刊在《古逸丛书》中，但尚缺二卷半。问题是，杨氏只将原先国内刻本所缺的五卷半重刊，而没有把宋版残本全部重刊，以致国内大部分学者难以看到宋版《太平寰宇记》。直到2000年，宋版残本才由中华书局影印，原件则存日本东京，中日学者一致认定为南宋刻本。^[8]

对照宋版《太平寰宇记》，就可发现张文所引“莲荷山”和“康郎山”两条史料，在宋版中并没有记载。王文楚等在比较了其他版本之后，认定金陵书局本中“莲荷山”和“康郎山”条目，“宋版、万本、中大本、库本皆无，非乐史原文，为后人所窜入”。^[9]另外，余干县下包括“康郎山”在内，共有七条“窜入”。其中“五彩山”一条，称“接东乡县界”。“东乡县”之名，早在五代《旧唐书》^[10]和北宋《太平寰宇记》^[11]中已见记载。然而，这些文献中的“东乡县”主要指的是山南西道达州之下属县，与本处讨论之“东乡县”并不指代同一政区。明嘉靖《东乡县志》载：“正德七年分临川地建东乡县，割金溪、安仁、余干、进贤地益之”。^[12]又据《明史》卷四三《地理志》之记载，东乡县设于明正德七年（1512）八月，^[13]则北宋时并无此县，可证“康郎山”等条并非乐史原文，而是明清时人窜入的“伪文”。^[14]

由此，张文所引“莲荷山”和“康郎山”两条记载，并不能真实反映北宋初期及以前鄱阳湖的范围和位置，而是把明清时期鄱阳湖的范围误作为了北宋时期。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张文所引金陵书局本“莲荷山”和“康郎山”两条记载本身，即明显与“松门山”条记载相冲突。如果鄱阳北湖已越过松门山扩展到鄱阳和余干县境，那么“松门山”至少已有三面临水，而非仅仅“北临彭蠡湖”。然而，由于“莲荷山”和“康郎山”两条记载过于强硬，以致张文忽视上述的冲突和矛盾，也就放过了“破绽”背后的故事。

至此，读者不难发现，以《太平寰宇记》中所载“莲荷山”和“康郎山”两条史料作为论证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彭蠡湖越过婴子口和松门山一线向东南扩展到鄱阳、余干县境的证据，似乎存在不小的问题。在没有其他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北宋初期“彭蠡湖”已经拓展到了鄱阳、余干县境，即今天鄱阳湖的广大水体已经形成。

由此，有必要对鄱阳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进行重新地分析。本章将重点讨论两个问题：其一，对史籍中若干关涉“鄱阳湖”之名由来且相互冲突的重要史料进行考证和辨析；其二，通过对唐宋史籍中相关史料的重新梳理，进而对今鄱阳湖的形成时间进行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