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7年7月1—2日,德国史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在京举行。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法国加香高等师范学校等海内外高校的青年学子参加了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德国大使馆文化处、艾伯特基金会等中外机构的学者、嘉宾出席了论坛,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历史语境下的德国与欧洲”,力求借鉴吸收历史学、哲学、德语文学、国际关系、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理论和成果,实现跨学科的积极互动。青年学子们在会上开展了广泛的交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议结束后,我们收集、整理了30余篇论文,大致涉及以下五个论题,呈现给广大读者。
论题一“欧洲历史上的德国与法国”,共收录5篇论文。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研究生黄超然的《海涅“夜思”缘何:简析海涅眼中的德意志与法兰西》一文,结合海涅的个人经历及时代背景,探讨其诗作中表现出的对德意志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法兰西自由的向往。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管晓晨、宿永庆的《〈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中主人公戈哈斯自行审判的合法性问题——以反抗权和私战权为例》一文,以启蒙运动初期的德意志为时代背景,分析了戈哈斯自行审判的合法性问题,同时探讨了拿破仑入侵德意志对作者克莱斯特的影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李矛宁的《封建主义、法律传统、文化民族——浅论德意志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根基与叙事结构》一文认为,有别于英美模式和法兰西模式,近代德国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刘梦佳的《论普法战争对法国殖民政策的影响》一文,说明普法战争影响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精英们的民族主义观念,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殖民政策的态度。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徐之凯的《与敌同眠:论二战后法国在德占领者对德历史仇恨的认知及其演变》一文指出,法国为实现对占区的有效治理,缓和了对德的“非亲善”政策,向德国人灌输全新的“全体责任”理念,这为后来的法德和解创造了条件。
论题二“思想文化与德意志特殊道路问题”,共收录6篇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吴愁的《奴役与自由: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与纳粹主义关系辩驳》一文认为,路德思想不是纳粹主义的罪魁祸首,与纳粹主义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冯子龙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绝对真理观”》一文表明,黑格尔对绝对真理的推崇与其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是由哲学的特点决定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秦立志的《从大陆守成到海陆并重:德国的地缘战略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认为,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战略从大陆守成逐渐演变为海陆并重,这为一战的失败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栗河冰的《韦伯的方法论作品与德国学科争论》一文指出,韦伯方法论作品中的“机缘之作”文章,展现了那个时代德国学者关于学科争论的思想生活。北京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薄一荻的《布莱希特的寓意剧〈图兰朵或洗白者大会〉中的历史影射》一文认为,该剧讲述了布氏版本的中国公主图兰朵的故事,却充满了对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历史的影射,表达了作家对纳粹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以及对德国革命未成功的遗憾,旨在呼吁观众思考年轻的民主德国的道路。北京大学德语系博士生何雨露的《德国选择党缘何成为“眼中钉”?——从历史视角分析德国媒体对选择党的态度》一文,尝试从新的历史视角探寻德国媒体“过度正确”背后的深层原因。媒体对选择党的严苛态度不仅出自对二战的罪责反思,还跟一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对整个近代史的书写和记忆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论题三涉及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共收录7篇论文。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虎恩博的《从猎巫运动到纳粹大屠杀—一种基于历史共性的探索》一文认为,15—18世纪的猎巫运动,与20世纪发生的纳粹大屠杀,其思维逻辑近乎一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宋昊的《纳粹时期德国工人的欧洲旅行——以“欢乐是力量之源”组织的欧洲旅行为中心》一文,主要使用未发表的原始档案材料,展示了“欢乐是力量之源”组织德国工薪劳动者进行欧洲旅行的历史原貌。指出这类旅行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色彩,反映了极权政体对民众生活及观念的影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胡晓琛的《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培训与对民众战时生活秩序的操纵(1939—1945)》一文,主要使用未发表的原始档案材料,展现了纳粹党培训总局进行的各类意识形态培训活动。揭示了纳粹通过党员干部,逐步控制德国民众的战时生活秩序,促使民众奉行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并以所谓“族民共同体”理想塑造所谓的战时“生活秩序”。上海理工大学助理研究员徐璟玮的《“种族”一词在德国历史叙述中的演进刍议》一文,追溯了“种族”这个词的起源、发展和兴衰,着重归纳了该词在德国历史叙述中的演进,并总结了一些后“种族”时代发生的变化及其启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宋舒杨的《希特勒政治宣传中的普鲁士》一文指出,希特勒对普鲁士历史的宣传具有选择性,只强调了其中能够加强纳粹统治的内容,为此不惜扭曲史实。仅凭这些选择性宣传的内容,不足以论证普鲁士和纳粹德国之间的联系。山东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李屾的《从纳粹军队的欧洲志愿者看二战时期德国和欧洲的文化认同》一文认为,促使欧洲志愿者加入纳粹军队的文化因素有思想、宗教、历史传统以及这类人群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共识等因素,这些都可以反映出当时德国与欧洲之间所存在的文化认同。德国吉森大学大屠杀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房春光的《跨学科视野下的纳粹施害者研究》一文,追溯了不同学科中的施害者概念的不同,明确突出这一概念的认知对具体话语语境的依赖。
论题四“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共收录9篇论文。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王林的《对教派化运动解释力的争论初探——兼论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的特殊情况》一文,关注了教派化运动的历史和相关学术争论,对是否存在教派化、如何看待教派化理论等问题做出了回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祁丽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欧洲观”(1946—1966)》一文,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年鉴、党代会会议记录和机关报《前进报》为基础,分三个阶段,对社民党“欧洲观”的演变及其国际政治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豫洁的《二战后德国民族国家认同与欧洲认同的融合及其成因探析》一文认为,在历史因素与利益因素的双重影响下,德国民族国家认同与其欧洲认同呈现出融合特征。这既体现为德国政府欧洲政策的连续性,也反映在普遍舆论之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范继敏的《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个民族理论”的理论探索——以〈新德意志报〉(1971—1989)为基础》一文指出,“两个民族理论”是民主德国1971—1989年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官方意识形态背景,在分析、解读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时,应该被纳入研究视角。文章以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为基础,具体考察了“两个民族理论”的发展演变和理论探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程援探的《德国绿党对北约的批判(1980—2005)》一文以德国柏林绿党档案馆所藏原始材料为基础,分三个阶段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绿党虽有妥协,但并没有沦为“机会主义政党”。在思想观念上,它对北约的批判贯穿始终,少有改变。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孙嘉惠的《欧盟东扩进程中德国的“波兰代言人”角色解析》一文表明,联邦德国积极支持东邻波兰加入欧盟这一立场背后,有其安全和地缘战略、经济、政治、历史道义四方面的影响,是其国家利益和价值观要求综合作用的结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楚珂的《浅谈欧洲的“建军大业”——从欧洲军团的运作看欧洲的防务合作进程》一文认为,欧洲军团的能力和权力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内容上的有限性与地位上的辅助性,归根结底在于一种“欧洲安全特性”的缺位,取而代之的是对现状的肯定和对美国的依赖。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马伟军的《逆全球化视野下德国与欧盟的命运》一文,从德国与欧盟的历史出发,通过对当前德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分析,认为德国将继续与法国携手积极应对全球化并推进欧盟改革。南京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李强实的《英国脱欧背景下“德国问题”再思考》一文指出,“德国问题”的实质是,德国出于对在欧洲以及全球范围内被边缘化的恐惧,竭力追求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问题。
论题五“当代德国政经外交”,共收录7篇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孙怡雯的《以侨为桥:德国侨务外交模式探析》一文以德国对外关系学院为例,探究了德国侨务外交的演变及现行模式,并提出其对于中国侨务外交有效开展的可借鉴之处。中国人民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刘湘君的《论重新统一以来德国极右翼势力的发展特点及影响》一文,认为在与民主制度博弈的过程中,德国极右翼势力的成员与组织结构已开始逐渐告别“区域性”、“低素质”、“不科学”的标签,其意识形态与动员方式也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时变时新,越发具有欺骗性与诱惑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陈扬的《后危机时代的“德国问题”新探——地缘经济现实下的中等强国理论视角》一文指出,德国在地缘特性与经济实力的内外因素下,其外交主要呈现如下特点:以经济外交为核心,欧洲政策中的现实政治至上,重视灵活的双多边合作,不谋求世界及区域霸权,外交政策主动性提高,在特定政策领域国际影响力增大。中国人民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王丹妮的《默克尔政府与记忆文化建构》一文认为,默克尔政府在继承历代德国记忆文化建构模式的基础上,做出了一定的发展创新。默克尔任期下的德国,总体上营造了一种可资效仿且有利于国际政治的记忆文化氛围。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梅霖的《德国政府对土耳其政策的两难困境》一文表明,德国政府对土耳其政策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两国在新闻、言论自由和民主法制方面价值观矛盾深重,另一方面土耳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对德有重要影响,且“欧盟—土耳其协议”对缓解难民危机起到重要作用。武汉理工大学传播系硕士研究生魏立豪与该系副教授李银波的《中国公众对于德国的国家印象(2012—2016)》一文,以新浪微博作为中国网络公共舆论场的典型,研究了近五年来中国公众对德国的国家印象,构建出中国公众印象中的德国国家形象。武汉理工大学传播系硕士研究生王益嘉与该系副教授李银波的《中国媒体中的德国形象——以2016年〈人民日报〉关于德国的报道为例》一文,分析了《人民日报》对德国报道的数量、趋势、信源、主题、内容及语气等方面,从跨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官方媒体中的德国形象及其成因。
上述论文具有跨学科和侧重史学研究的特点。来自文学、哲学、国际关系等研究领域的文章,能够关注历史问题,注重历史背景的影响,注意到时间线索带来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跨学科的探索尝试。史学论文则展示了扎实的基本功,能够使用原始材料,特别是用大量未发表的原始材料,做科学创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知识方面,夯实了本学科的基础。这些文章虽未对当下德国与欧洲的问题提供直接答案,但时刻从自己的领域出发,关怀、思考着现实问题。正是这些具体的基础研究,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做好了细致、认真的准备,使之不至流于空泛。
本书收录的论文,代表了作者本人的学术见解。从论坛的召开,到论文集的出版,我们得到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大力支持,得到学界各位师长的关心鼓励,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宋荣欣、邵璐璐两位编辑老师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李维
2018年7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