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影响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的因素

除了业绩这一根本性指标外，很多学者研究了对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

1．环境因素（突发事件）

孙蔓莉等（2007）研究了外部突发事件对上市公司业绩归因的影响，选取受2003年非典疫情影响明显的78家医药行业和旅游餐饮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医药行业的公司是非典疫情的受益方，当年的业绩普遍较好；而旅游餐饮行业的上市公司显然是这一突发事件的受损方，业绩普遍较差。对比两类公司当年的年报，研究者发现，受益行业公司并没有太多地提及非典事件，反而更多地强调在管理层的努力下取得了优秀业绩；反之，受损行业公司则无一例外地大谈非典疫情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几乎将绩差的原因全部归结为这一突发事件。两类公司的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都非常明显，证明突发事件会对上市公司的自利性业绩归因起到放大的作用，使原本并不特别突出的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变得更加明朗。

2．文化因素

跨文化研究表明，东西方文化差异会影响自利性业绩归因，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人们有一种更加强调外部归因的倾向或习惯。

Mcgill（2000）直接比较了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美国管理者和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泰国管理者对不良公司绩效的业绩归因，及其对随后的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者以美国和泰国管理学院的大学生为被调查者，让他们设想自己是某个公司的经理，当自己或其他公司业绩不佳时，对其做出归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结果发现：美国的被调查者在对一个公司的失败进行业绩归因时，更强调管理者本人的思维方式、智力水平、决策能力等个人因素的作用，在作为旁观者对其他公司的失败进行归因时更是如此。泰国的被调查者在对公司的失败进行归因时则更强调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之类的社会因素。相应地，在应对策略上，美国的被调查者提出了一些相对积极主动的措施，如更换经理、进行公司改革、重新制定经营策略等；泰国的被调查者则提出了一些消极被动的措施，如向上级求援、申请优惠措施等。

Tsang（2002）通过对新加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与美国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不同，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可以被认为是信息处理过程的无意识偏差所致。对于这种结论，研究者给出的解释是：与西方人相比，东方人对于环境条件更为敏感，因此容易产生认知上的无意识偏差。

Reggy（2008）研究了美国公司和日本公司的年报，发现自利性业绩归因在美国公司和日本公司的年报中都是存在的。同时，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都倾向于将优秀的业绩归于内因，这与大多数社会心理学认为东方人不会强调自身作用的研究结论不符。研究还表明，与美国企业相比，日本企业在对不利业绩进行归因时会更倾向于外因。

3．惯性

有部分学者认为公司年报的业绩归因模式与该公司长期以来使用的年报披露语言有密切联系，即归因存在一定的惯性。在一般情况下，公司年报提及的文字信息会与上一年基本保持一致，只有少数语言根据当年业绩做了修改，但是整体业绩归因风格变动不大。

Aerts（2001）对传统横截面的自利性业绩归因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公司管理层在进行业绩归因时存在惯性，这种惯性取决于公司管理层的归因习惯、归因先例、公司传统以及程序化的业绩归因过程等。研究者以22家比利时企业8年间的年报为研究样本进行了纵向研究，发现同一企业报告的业绩归因模式是高度稳定的。

4．管理层特征

涉及管理层特征的研究有两项，但其研究结论正好相反。

Staw et al.（1983）的研究发现，个人因素——如CEO的年龄、任期、薪酬等都可能对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产生影响。

但Gooding and Kiniki（1995）没有发现业绩归因与管理层的职位、年龄、经历等个人因素有显著关系。

5．业绩稳定性

在Salancik and Meindl（1984）的研究中，样本企业被分为两类：业绩稳定的公司和业绩不稳定的公司。研究者认为，公司业绩稳定，意味着公司管理层能够掌控公司的发展方向；公司业绩不稳定，意味着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的经营缺乏控制力。一旦管理者被认为对企业缺乏控制，其管理地位就难保了。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对业绩归因的解释不同于心理学研究，管理层能否控制业绩就是二者的区别。研究假设：能掌控公司发展的管理层与不能掌控公司发展的管理者在归因模式上会有所不同。除了符合传统心理学理论认为的“他们更了解他们所做的努力”和“他们想保护自己”以外，研究者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即：管理层所进行的印象管理是为了表明他们了解当前不利的环境因素，并有能力控制和改善企业当前的状况。所以，业绩不稳定公司的管理层实际上对企业缺乏真正的控制，为了树立一个具有控制力的形象，他们会将好业绩归于自己，同时将差业绩也归于自己。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业绩稳定的公司，样本公司年报中有更多的正面业绩内部归因、负面业绩外部归因，符合自利性业绩归因假设。业绩不稳定的公司将好业绩更多地归于自身，却较少将差业绩归于环境。这些公司的管理层似乎不愿意将绩差推托为不可控的环境因素。在提到环境因素的同时，研究者还提到管理层的变动，以这种方式向读者暗示管理层正在采取行动以摆脱困境。

6．活动者视角与观察者视角

根据归因理论，作为活动者的归因者与作为观察者的归因者的归因倾向是有区别的。当归因者作为活动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归因时，更倾向于做出环境归因，将自己的行为解释成环境因素使然；而当归因者作为观察者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更倾向于做出个人归因，即将他人的行为解释为他个人的内在因素使然。在组织管理中，当员工的工作绩效不够好时，他可能抱怨自己工作中各种各样的外部不利因素，比如没有默契的合作者、供应不及时、工作任务不够明确等。而管理者常常对此完全不认同，认为是员工的消极态度或者懒散的工作作风影响了工作绩效。意识到活动者和观察者归因倾向上的差别，可以帮助双方改进沟通机制，加强交流，减少因归因差异带来的摩擦。为了证实这一点，李平等（2004）率先研究了活动者和观察者的归因差异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表现。该研究选择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的活动者和观察者，发现两者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作为活动者的内部董事往往将公司的绩效欠佳归为外部原因，作为观察者的外部董事则会通过所搜集到的信息来证明责任在于管理层。

7．公司治理

Luz and Pagliarussi（2009）研究了自利性业绩归因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圣保罗交易所，无论公司治理水平如何，自利性业绩归因普遍存在。但是研究未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与自利性业绩归因有显著相关关系。

8．股价波动

Staw et al.（1983）认为，股价下滑、股价剧烈波动都可能导致公司在年报的董事会致辞中的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