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容是文化创造力的根本所在

20 世纪90 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的结束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走向的论战，对不同文化间如何和谐相处也一直有不同观点。一方面，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他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认为，在不同文明下生活的人们，具有根本不同的思维状态和思维方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最大敌人、竞争对手来自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另一方面，几乎同时，也是来自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构成历史的最基本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当然，从表面上看，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与阿拉伯世界的中东文明一直处于冲突或对抗的状态，呈现出文明排他性的特征。不仅是西方文明与中东文明，就连中东文明自身内部之间、阿拉伯地区伊斯兰不同派别之间，排斥得也相当厉害。强大的一方总是以话语权压制不同的声音，为了达到绝对控制的目的，采取各种方式输出自己的价值观，甚至不惜以武力去颠覆别人。基于阿拉伯民族国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基于“伊斯兰信仰”的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相互交织激荡，甚至伊斯兰不同派别之间，也发生着此起彼伏的冲突，似乎找不到调解之路。更有另一种极端的冲突，就是在伊斯兰内部，极端主义者以不惜毁灭自己的恐怖行为伤害别人，走向了恐怖主义的道路，以恐怖行为弘扬所谓的宗教教义。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极端破坏，一种文明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径发展，世界将永无宁日。尽管中东的一些国家也曾经提出了阿拉伯世界大联合、实现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愿望，但中东各国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分歧以及阿拉伯世界呈现的乱局使得其短时间内不可能走向民族复兴。

诚然，这些冲突无不呈现出“文明冲突”的表象，然而其深层次原因，则在于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剧烈推进，传统的非西方文化的民族日益被边缘化，感到自己被世界疏远，因而有激进分子认为美国和西方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大威胁。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仍在于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之下，伊斯兰地区的穆斯林认为被西方压制得太久，渴望通过冲突和抗争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反观今日世界，我们正面临人类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形势。无论是“文明的冲突”，还是“历史的终结”，似乎都不代表新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姑且不论这两种观点所具有的广泛争议性，仅从它们对“文明”的理解来看，无疑仍是站在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和立场之上，认为文明之间天然是对立、冲撞和不可融合的，文明的发展是单线条的，并以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终归宿。这些看法无疑缺乏对文明之包容的基本认知。

文明的发展不只是走向趋同一途；文化因多元而可爱，不因单一而高贵。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应当持以包容之心来看待。面对人类文明史上新的“轴心期”的到来，人类文明的多元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文化创造的无限可能性，应是未来人类文明的基本走向。由于文化多样而必然形成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在国家之间、族群之间、人与人之间，乃至同种文化内部，文化选择成为一种必然的存在，需要相互尊重和吸收不同类型文化的优质元素，需要文化间的包容。包容并不是多种文化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各种优秀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选择、借鉴、吸收的过程。因此，尊重文化多样化的事实，让异质文化有选择自由，体现的是文化宽容的基本姿态。

包容意味着开放、平和、宽容和容纳。当我们提出世界和平主义这个梦想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实现各民族平等、文明和谐的时候，实际上就决定了我们对不同的文化必须采取包容的态度。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认为的，没有一种文化的边界是一成不变完全封闭的，不同文化带（区域）虽然相对稳定，但它们是相互传播、相互渗透的。【1】那些持有“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必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多元性终结”的观点几乎“是幼稚的”。【2】文明之间的包容发展是人类文明未来希望所在。因此，文化多样化和包容性发展才是世界伟大文明之间多元共存的必然走向。这一点，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有明显的体现。

世界东方的中华文明，对待其他不同文明，始终以包容之基本态度。包容正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秉性，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诚如杜维明先生所言，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它有助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和包容，使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发展成为“文明的对话”。一个包容的中华文明不仅会造福于民族，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会造福于世界。中华文明追求和而不同、天下和合的大同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睦邻善仁的精神价值，对于人生和社会常道，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对于世界的和谐、合作、和平，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比如，在人类社会理想方面，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世代的追求，也是和谐的大同世界观念，如同近代康有为在《大同书》提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展现的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恢宏气势。

中华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的原因，在于其开放与包容。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并非单一的汉族文化，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有机地吸收境内各民族、各地域，乃至异域文化后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明形态。从历史演变来看，今天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各种文化生态融合的产物，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通过包容发展，构成了统一的复合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向来主张有容乃大，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内含着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先秦诸子思想中均蕴含了丰富的包容思想。儒家倡导的“和而不同”、“仁义忠恕”体现的就是一种恭谨诚信、宽容善良的包容态度和精神。《尚书·君陈》：“有容，德乃大。”《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种巨大的包容性使得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诸子各家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道家提倡“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思想中“和”的特点就是无所不容、无所不包，无论是《老子》讲的“和其光，同其尘”，还是《庄子·秋水》所说的“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都强调维护多样性、丰富性的融合，这正是包容万物的思想精髓。中国的佛家，更讲求包容的智慧，有所谓“心如虚空”的说法，也就是说，只有能像宇宙一样，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万物，才能够见性成佛。又如《华严经》强调包容必均，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体现着人本价值的包容思想。

这些均蕴含着包容的理念，寻求并行不悖之道，拒绝偏激、排他和极端主义，彰显的都是中华文化多元开放的理念。如此，一方面，使传统文化能以儒学为主体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成其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理念内化形成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生生不息的传统。儒释道三位一体，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证明，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品格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包容性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机制和活力要素。例如，中华文化对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是包容性的最典型特征，而且这种包容性，在其他文明发展史上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佛教传入中国，尽管对本土的儒家文化曾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儒家文化没有被外来文化消融，反而因为吸收了佛学的因子，而使得儒学更加完整，“人性天赋的神圣观念，连同对于人性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贯彻的关注，使得儒学呈现出一种特有的面貌，她跨越了自我与社会、神圣与世俗、人世与天道以及政治事务与宗教关怀之间的种种藩篱”【3】。对佛家思想的吸收、消化、融合，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华文化达到了凝聚人心，超越现实社会的价值、理想和道德的新高度。

历史来看，开放和包容塑造了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所拥有的极强的兼收并蓄能力。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保证了中华文化体系的连续性与完整性，这种文化包容性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机制和活力要素。正是这种强大的包容性，使得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异族入侵，中国文化都能自觉地、不断地吸纳外来文化，借鉴其他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行文化更新，保证了中国文化体系的连续性与完整性。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就指出，中国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文化不断混融的历史，而这种混融是以外来文化与汉之前形成的华夏文化的不断对话来完成的。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动力：一是通过迁徙交通、人口流动；二是通过中国的文字统一和文明扩张。迁徙交通让定居社会走向流动社会，这里有主动因素，有对更好的生活的欲望，也有被动因素，例如人口压力和战争。中华文化虽然遭遇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在与草原游牧地区之间的包括血缘、宗教、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抗衡之中，增强和保持住了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没有消亡，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在挑战中进行文化更新，融会贯通以形成自身新的文化传统，激发自身文化创造潜力，保持文化发展的魅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灿烂的中华文明历史新阶段。

【1】参见[法] 布罗代尔：《文明史纲》，33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参见[美] 塞缪尔·享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70 ～ 7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3】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153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