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舆论动态
3.2.1 中国利用对外贸易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正如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2》中重点指出的那样，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是从跨境贸易计价结算逐步推开、逐步升级的。各国媒体上在作相关报道、分析和评论时，其中一个着眼点正是贸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
到2012年为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注18
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带动了很多资源出口型经济体的繁荣，比如澳大利亚。国际事务律师所Allens的驻澳矿产部门负责人Erin Feros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对外投资是如此迅猛，中国的银行业在这些投资中扮演核心角色，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的胃口非常巨大。就澳大利亚而言，它的大宗商品交易受制于美元币值的高估，而一个升值的、可兑换的人民币有助于减少第三方货币带来的成本并且便利中、澳之间的商品贸易。注19
HSBC澳大利亚分行投行部主管James Hogan说，对于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企业客户而言，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不但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提供了一种天然的货币对冲手段，从而控制了风险，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国商业伙伴那里得到更多的议价空间。注20按照该行的贸易供应链负责人Andrew Skinner提供的数据，通过用人民币计价和计算，同中国贸易的澳大利亚企业可以节省合同额七个百分点的成本。最初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都是经验老到的大公司，但是在过去半年中，大量的中小企业也加入其中。他认为，那些有在华业务的公司，如果不用人民币交易的话将会在未来数年中处于明显的劣势。注21
除了总量巨大之外，中国对外贸易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元化发展很快。很多学者，比如俄罗斯的Savinskiy和Andreev，都已经认识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将在未来的数年间明显下降，对西方市场的出口增速有所下降，但是对金砖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保持了高速增长。在Andreev看来，这一贸易领域的多元化战略将大大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注22
南非标准银行在其报告中表示：南非政府将力挺人民币成为新的全球货币，使用中国货币而不是美元进行对华贸易，有利于非洲企业在同其他金砖国家的商业交往中减少交易成本，消减贸易障碍。注23Jeremy Stevens,一位身处北京的南非经济学家说，非洲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肥沃土壤，预计2015年非洲各国的央行将把20%的储备放在人民币资产中。注24
货币的使用从交易计价结算向更高层次的投资需求溢出，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由于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稳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溢出到金融部门。
驻澳国际事务律师所Allens的银行和金融服务部门负责人Richard Gordon说，人民币国际化对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而言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事物，因为它创造了新的融资和投资需求。在当前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的国际金融环境下，这种新货币融投资需求对于商业银行业和投资银行业都尤其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币在如此短期内就获得了充分的市场信用，而且在亚洲、欧洲和美国中期票据融资中，人民币如今经常会被作为支付币种选项之一。澳大利亚储备银行Wayne Swan表示支持人民币计价的新金融和投资产品，并促使人民币银行和融资业务更加紧密联系。注25澳新银行亚洲部认为，其中国高净值客户的增长促进了人民币相关金融产品的增加。而那些参与了离岸人民币交易的企业客户受益于定价的透明，而且在同中国商业伙伴交易时享有更优惠的条款。注26
当然，依靠贸易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策略，在现实操作中，显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余永定教授在多篇英语文献中谈到进出口的不对称性，进口时中国企业乐于支付人民币，而出口结算中人民币比例低。由于国内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利率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谁也不愿意拥有人民币负债。注27他的相关观点在国际上广泛被引用。俄罗斯学者Andreev指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相当差，外国企业从中国进口货物时，它们难以用人民币支付，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在出口时并不乐于接受人民币支付。注28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外国商业企业既没有动机去支付人民币，也没有动机去承担人民币债务。注29与之相关的一种现象是，目前有不少人民币的持有者着眼的不是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实际使用，而是汇率升值带来的潜在收益。HSBC澳大利亚负责人Paulo Maia说，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客户持有人民币存款，以期从货币升值中长期获利。注30
也有专家指出，人民币国际化依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来启动，但是其国际化的后果又可能反过来改造中国的出口。一种货币的国际化会导致对该货币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均衡汇率的相对上升。当人民币(因为国际化而)升值时，原先依靠汇率低估而出口的中国企业，必须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投资研发，从而在价值链上向上爬升，要么在更高的汇率压力下消亡。
3.2.2 人民币国际化所需改革及伴随的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很多前提性改革，事实上，2012年度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那么具体有哪些方面需要改革？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和先后顺序？这些改革将伴随哪些风险？国际舆论对此着墨颇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期望，集中体现在拉加德在北京的发言中：“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路线图：更加坚挺和更富弹性的汇率，更加有效的流动性和货币管理，更高质量的监管与治理，以及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借贷利率自由化，以及最终开放资本账户。如果这些都能够做到，实在看不到有什么理由人民币不能达到与中国经济规模相称的国际地位。”
有很多学者和媒体都提到了中国的汇率低估和缺乏弹性，这是在国际经贸争端中最容易被提及的一个话题。Eswar Prasad和Lei Ye认为，严格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削弱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Vallee指出，政府控制汇率体制，汇率弹性小是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注31类似观点在Takatoshi Ito，TahsinSaadiSedik等人的文章中都有呼应。注32
另一个改革共识集中在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上。Simon Flint认为，汇率机制的改革要求外汇市场的自由化，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注33Prasad等人指出，尽管中国的资本账户在过去的十多年间逐步趋于开放，但中国至今仍然不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金融投资并不能自由地进出中国。Savinskiy和Minorenko等人提出，资本项目下的不可兑换性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障碍。注34中国政府目前似乎认为：即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完全可兑换，也是可以推进货币国际化的，因此打算以渐进方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但是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国际上仍然很难流通。注35Robert N. McCauley指出，离岸人民币自由地进入大陆市场有助于减少外币借款的风险。注36
马骏认为，如果资本项目不开放，仅仅依靠贸易项目下人民币输出的话，只能达到预估国际化的百分之十。放松跨境人民币的流量限制，同资本账户自由化(或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兑换)改革是并行不悖的，因此这两项改革应齐头并进。近年中国贸易顺差的迅速下降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升，以及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降低，这些因素允许中国政府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步伐开放资本项目。注37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是广受关注的改革要点。Garcia Herrera提出，市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与发展也是关键内容。到2020年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吸取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教训，并把中国银行变成国际化的银行。到目前为止，金融机构的内外分离确保了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之间的隔离。这种隔离有助于将国际化过程中的负面代价和风险最小化，直到中国内部的金融部门足够健康、完善。注38更多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金融部门的改革上，Prasad等人指出，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国内银行界提供的信贷总额远远超过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而且银行体系受政府直接控制。由于存贷利率和金融牌照都受到政府管制，银行的利润有了保障，而这种保障限制了金融业的竞争，扼杀了更广泛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并构成了有效监管的障碍。注39Garcia Herrera主张中国应尽快结束金融抑制和财政投资对经济的主导。同时，应当对管制规则做深层次的调整，增进私人部门对金融信贷资源配置的参与。注40当然，改革的先后顺序也有讲究，Richard W. Fisher认为，中国在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前，应当加快提高国内金融机构质量。两者顺序不能颠倒，否则可能会导致宏观经济风险。注41
美元之所以能吸引全球如此多的资金云集其中，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美国金融市场无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尽管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当前不断增长的负债将增强而不是削弱美元霸权和全球金融体系(Hackkausen, 2012)，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券提供了具有足够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而这正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关键差距。中国不必像美国那样借那么多债，相反，中国应该发展替代性的金融市场，并为人民币投资提供更加丰富的资产选项。注42Barry Eichengreen提出，中国必须建立更具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它的债券市场规模仍较小，而且大部分的债券持有者是国内机构投资者，特点是买入后持有至到期，很少交易。各国央行在决定把储备放在哪种货币中时，非常重视资产流动性，而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货币流动性的基础。注43阿根廷学者Stanley预期，中国政府将会考虑如何通过一些恰当的措施，增加境外人民币回流中国的渠道。中国政府可能创设更多的国家级资本市场以吸纳海外人民币。注44
除了上述内容外，TahsinSaadiSedik和Tao SUN还提道，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中国建立更强的金融监管框架，并建立恰当的机制应对潜在资产价格泡沫和不稳定的资本流动，以及适当规模的财政结余和贸易开放。而且当跨国公司投资到中国的时候，需要让它们确信政府将保护资本的安全，确保低通胀，以及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但是有些学者，比如荷兰的Knoppers，指责中国缺乏透明度，并且在此方面缺乏足够的政策意愿。注45
正是由于人民币国际化需要那么多艰难的内部改革，不少外部观察者对于中国政府能否坚持走人民币国际化道路持怀疑态度。澳大利亚学者指出，人民币国际化伴随的改革很有可能带来对宏观经济的冲击、金融业的动荡、国际收支平衡的危机。注46悉尼的澳大利亚政策智囊机构LOWY研究所发表的报告称，通往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道路要求中国政府几乎全面地变革经济发展模式：取消资本管制，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并使其内部金融市场自由化,当前的中国经济模式将面目全非。注47Barua说，目前仍然不清楚中国政府是否真的愿意采取如此步骤，因为这必将导致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失去控制。注48Vallee也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改革措施使其货币国际化，但是这些措施是否足以实现这一目标仍有待观察。注49
3.2.3 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地位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含义远远超出了财经领域，因为信用货币具有天然的政治含义。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催生了全球媒体对美元未来地位以及中美经济关系的辩论。对于学者们而言，人民币对美元的挑战似乎比起人民币国际化本身更加重要。
Hackkausen基于当前全球经济趋势，构想了三种未来可能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是美、欧集中于其国内经济，因而中国需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进而成为单极货币。第二种场景，美元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而欧元边缘化；美元仍是国际货币，而在亚洲内部人民币主导其贸易。第三种场景是，人民币与欧元也跟美元一样成为国际主流货币，人民币在金砖国家和亚洲国家中成为主导货币，而欧元保有和巩固其在欧洲的地位。
Arvind Subramanian等人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人民币地位上升体现出重要含义，这是经济主导地位从美国向中国转移的重要标志。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以及十多年来最大的净债权国，而且“人民币区”目前在亚洲已经取代了“美元区”。我们不能低估这一局面的象征意义及其历史意义，因为尽管东亚在地理上与美国相距甚远，但过去始终都是美元后院的组成部分。经济主导地位的转移凸显出东亚国家将会面临的激烈角力。经济、贸易以及如今的货币的吸引力正促使这些国家靠近中国。但中国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策略却把这些国家推入了美国的怀抱，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最直观地反映了这一现状。注50
中日两国在2012年开始货币直接交易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国媒体都予以报道、评论，而且其着眼点正是中、美、日三国货币在东亚地区内的合纵连横。
关于人民币与日元直接交易的必要性，日本媒体认为它有助于巩固东京在亚洲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避免被香港和新加坡边缘化，而且，有助于保护日元的国际地位，提升人民币影响力，而这都有利于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清迈协议》中，东亚货币安全网的美元储备规模将翻倍，如果在其储备中纳入日元和人民币，那么该计划的有效性将大大提升。扩大对华货币合作，对于实现履行日本在维护东亚金融稳定中的责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注51
“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携手，世界老大成为旁观者。”韩国《世界日报》这样评论中日两国的合作。报道称，有分析认为，中日此举将挑战美元的世界基础通货地位，今后美元的地位有可能动摇。德国《金融时报》以“中国和日本联手对抗美元”为题称，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货币直接交易将减少它们对美元的依赖。中国的目标是建立长期有影响力的世界货币，作为世界两个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和欧元的替代。德国投资网称，中日货币协定是“人民币世界货币小说的第一章”。注52中日之间的货币合作并没有让美国政府有所表态，倒是其他东亚国家开始担忧。《首尔经济》题为“人民币日元合作中没有韩元”的社论称，从东北亚秩序和均衡的角度看，中日两国排除韩国进行货币直接兑换，令韩国感到不自在。虽然两国各有所图，但问题是韩元怎么办？作为世界第7大出口国和第11大经济体，韩元的国际化水平还远未达到期待的水平。③
然而，2012年中期的乐观之声言犹在耳，冷峻的地缘政治冲突却在中日之间突然爆发，钓鱼岛争端的不断发酵升级，使得中日关系进入“政冷经也冷”的状态，显然大大延缓了货币合作的进展，从而延缓了美元被挤出东亚地区的进程。这一事态进展令人不由得想起年初某篇日本媒体文章的谨慎和远见。
“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原因，据说就是因为萨达姆试图把石油交易货币转换为欧元。日本当年试图把日元变成亚元，采取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之类的手段，但是由于遭到美国的激烈批判而放弃。……由此看来，中日货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政府已经启动了一个有趣的游戏。……美国对于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非常敏感，日本和其他相关国家要小心别踩老虎尾巴。”注53
中日货币合作关系的进展和受挫，提醒我们这样一句名言：“货币即政治”。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仍然处于弱势，所以许多观察者并不看好人民币对美元地位的挑战能力。
主流观点认为短期内人民币暂时还难以对美元形成威胁，这一进程至少要10~15年。注54Robert Skidelsky说，尽管中国在探讨人民币国际化，但现实进展不大，当前，美国同世界上最大的外汇持有国的政治关系仍然为美元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撑，包括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都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注55
Richard W. Fisher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一定程度上会威胁美元主导地位带来的特权，但不能忘记全球主导货币受益于人类行为的惯性，人们往往积习难改。注56Eswar Prasad和Lei Ye强调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资产流动性和安全性，如政府债券市场的规模。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未来十年不会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注57
IEXPROFS认为，尽管中国学者相信全球金融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机遇，但是事实上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仍然很高，而且很脆弱，换言之，人民币事实上依赖于美元的调节。阿根廷学者Stanley认为，恰恰是中国人自己确保了美元的老大地位，他们多年来把巨量出口盈余都投入到美元债券中，成为美国债券最大的外部持有者。Barua则声称中国把外汇储备从美元转移到别的货币或者资产类别中，将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行为，因为中国政府大笔卖出美元国债会导致价格暴跌，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持有者会受损。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机
中国政府究竟是基于何种动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也是一个热门话题。
有些学者把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机理解为对原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修正。根据Andreev的说法，中国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他们已经陷入了美元陷阱，而他们试图尽快跳出美元陷阱。中国试图将依赖美元的世界传统经济模式变革为多极货币体系，甚至是让人民币取美元而代之。拒绝对美元的依赖可以带来某些好处，比如，中国的进出口商将因此而降低其交易中的货币汇兑成本，并让中国的官方储备和私营部门不必持有那么多外汇，从而免于汇率贬值风险。Iglesias提供了四条其他理由：一是创造(对西方市场)具有替代性的外部需求；二是增加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三是把上海建成能与华尔街和伦敦竞争的金融中心；四是实现从制造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向服务与消费导向经济的平稳转变。澳大利亚Allens的技术传媒负责人Niranjan Arasaratnam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十二五”规划中所说的经济转型。注58
通过本币国际化，中国试图扩大对一些国家的出口，尤其是那些美元紧缺的国家，比如白俄罗斯、阿根廷、冰岛以及大部分非洲国家。尽管这些市场到目前为止仍然很小而且无法替代欧美大市场，但是中国希望能逐步将其贸易多元化，而且逐步提升自己同新型经济体贸易的比例(Iglesias, 2012)。在全球层面上，中国渴望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能够与美国和欧盟政府一起坐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决策桌边。其中一环就是把人民币在2015年的特别提款权构成改革纳入其货币篮子中。阿根廷的Stanley也主张，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增加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根据荷兰IEXPROFS的说法，人民币国际化背后牵涉到中国政府试图提升其国际地位的雄心。
英国财经评论家戴维·皮林的解释与上述观点不同，他从中国国内政治博弈的视角来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机。按照他的看法，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入世”谈判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改革一样，中国的市场改革派人士希望依靠国际化的逻辑倒逼中国国内的金融货币体制改革。这就像某种形式的“外压”(gaiatsu)——日本官员有时也利用外部压力来推进国内政策。如果确实如此，人民币国际化就有可能迅速发展，对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和汇率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这种博弈是否必然成功，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将保持牢牢的控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失去动力。注59
这种解释在澳大利亚Lowy研究所那里引起了共鸣，他们也认为：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并且将中国经济暴露在各种未知的限制条件和外部冲击之下。面对越来越多的本土反弹和批评声音，中国可能缺乏强有力的后续政策以支持持续改革。为了能够推进改革，中国央行的官员们不得不采取“特洛伊木马战略”，也就是强调货币国际化的好处，以此来打动最高决策者采纳其改革思维。注60
3.2.5 人民币国际化前景与预期
各国舆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是否看好，这种态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问题上，有一些媒体是比较积极的。
国际舆论意识到，即便没有强势的政策推动和改革辅助，人民币似乎已经获得了部分国际化的内在动能。Vallee认为，未来7~10年内，即便当前政策改动甚少，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必然会有较大提升。他建议中国政府把力量重点放在重新设计本土金融部门，而不是费力邀请外部参与。如果中国能够采取各种必要的改革，那么人民币将在15~20年内对欧元构成重大挑战，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极。当然，在欧元区，它还是难以取代欧元本身，因为缺乏欧元和欧盟与生俱来的包容和政治雄心。
Babacar Ndiaye是原非洲开发银行的行长，他认为欧债危机和美国“债务悬崖”所带来的投资风险，迫使非洲很多国家将不得不把它们的储备转入人民币资产。注61
澳大利亚商界的态度似乎最为乐观。HSBC澳大利亚负责人Paulo Maia预测未来三年内，中国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量中半数以上将改为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注62该行的贸易供应链负责人Andrew Skinner认为，尽管人民币短期内无法和美元抗衡，但是到2015年左右将成为国际上三大交易货币之一。“中国的银行也许不是那么老练，但是它们正在崛起。这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人民币国际化的动能良好，并且迅速扩展出去。”注63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观察者都那么乐观，东南非共同市场商务理事会的秘书长Trust Chikohora认为，“尽管在金砖国家中开始讨论使用人民币结算，但是我不认为现在就开始实施”，而且新兴国家目前阶段使用当前主流货币可能更合适。注64
显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取决于本土金融改革的进展。而本土金融改革是否实施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政策的演进和背后的政治决心。法国学者Vallee认为，中国决策层内部就此问题也存在分歧，比如在执政党和央行之间。中国新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还需要时间和更多信息来做出长远决定，因此相关政策环境并不是像学者们所想象的那样确定和可预测。Stanley(阿根廷)认为，中国政府何时会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完全可兑换，此事还是很难判断。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Barua认为，中国决策者一旦看到经济领域的严峻困难，就会退回经过时间考验的政策。所以，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政策在改革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段时期之后，发现了问题，人民币汇率重新与美元事实上挂钩。该货币的潜在持有者必须记住有此风险。Simon Flint提醒读者，汇率的自由化和政治经济自由化是具有双向作用的。注65Michael Schuman也认为，中国决策者生怕过早且过快地推进人民币自由化会打乱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结果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现阶段中国政府仍认为，资本控制是保证本国经济运作良好的利器，这会防止2008年由美国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冲击。注66
由于中日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日本当年的金融改革过程往往被人用来作为一个参照系。加藤隆俊提出，从日本当年的经验来看，日本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逐步实现进口自由化并取消外汇管制。未来中国将有充分潜力把人民币变成具有国际领导地位的货币，但是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让本国的金融机构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他认为日本并无能力阻止人民币的国际化，相反，日本必须思考未来在商业上同中国货币合作的可能性。注67戴维·皮林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改革步伐。与日本一样，中国的增长模式也建立在国内廉价信贷和本币被低估的基础之上。日本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敢于开始放松资本管制——当时，日本或多或少已赶上了西方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则要更加依赖自己在配置信贷和保护国有产业及创造就业的出口商方面的能力。注68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和质量将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成败，而且中国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步伐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此。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将在未来十年或十五年内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Knoppers, 2012; Mironenko, 2012)。但现实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堪忧，表面上充满动能，但是内部却非常不稳定。Chilo向读者描述了一个宏观经济成功而微观经济失败的图景。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元财政刺激和巨量信贷供给，大量资本通过银行信贷涌入亏损的国有企业，导致金融资源进一步错配，最终产生巨额银行呆坏账。过量的中国储蓄被引导进入房地产泡沫中而不是有效的投资中。注69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否能够得以“软着陆”？如果“软着陆”，那么可以预期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拓展，如果“硬着陆”，那么社会动荡加剧而最终导致中国满盘皆输(Barry Eichengreen)。
此外，Barry Eichengreen还从政治角度提出了对人民币国际化前景的质疑。他认为政治民主对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而言也是重要的。为什么民主制度那么重要？因为民主选举的政府对公众的承诺是可信的，因为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更不能剥夺资本，否则他们将被选民赶下台。所以，外国投资者尽管不能投票，但考虑到本国投资者能够对政府形成制约，所以大家有信心持有。当然，中国政治逻辑正在发生改变，其他中国政府机构的决策者也在面临着更多的制约。基于网络的社会运动迫使中国决策者加强劳动和环保标准，既然如此，贷款方的权利理应也会得到更多的保障。
3.2.6 2012年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舆论特点
与往年的国际舆论相比，2012年度围绕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国际舆论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有所变化。2009—2011年，人们主要争论的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条件、香港离岸市场的建设以及中国对外签订双边货币互换等议题。而到了2012年，人们讨论的内容更加具体、更加专业化，比如贸易中的人民币计价结算现象，资本项目放开的顺序和风险等等；另一方面，相关舆论的视野更加开阔，开始把地缘政治问题引入人民币国际化的探讨中来，尤其是中日美在货币上的竞争合作与纵横捭阖。
第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出现了变化，比如，Barry Eichengreen在过去几年一贯比较乐观，但是2012年的多篇文献中则显得比较悲观。整体而言，悲观者和乐观者之间的观点更加分化，乐观者受到贸易结算形势的鼓舞变得更加乐观，有人甚至认为未来三年内便有较大进展。而悲观者更加悲观，认为中国政府最终会难以接受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代价而打退堂鼓。
第三，对于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机，国际上的观察者们把握得更加精准、更加透彻。尤其是一部分观察者意识到中国国内的部门间博弈对于理解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的进退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比起此前把中国决策者简单化地理解为一个理性的统一整体的思维方式，这类新观点显然更加贴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