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新时期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时代背景与特征
1979—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实现了从18%到51.3%的快速增长，每年城市化率上升超过1个百分点，并且保持了30多年，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增长速度相对放缓、质量稳定提高的新阶段。因此，明确中国城市化的新任务、研究新举措具有理论与实践的迫切性。
1.1.1 新时期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环境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是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国际产业分工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高流动性的资本，还意味着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来临。由于存在缩短了技术创新周期，具有收益递增、循环累积的锁定效应等特点，在新经济时代，“引进、模仿、出口”的战略已经过时。在这样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城市化，必然会承受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双重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竞争力的提高成为关键。同时，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城市区域之间的分工将日益成熟，形成新的城市等级体系和城市群。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空间格局是扩散与集聚并存，城市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寻找自身的定位。在这样一个发展环境中，中国城市化的机遇和挑战并存。
对中国而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将推进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沿海地区将率先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向知识和技术密集的新经济靠拢，中西部地区则可以利用梯度差异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借此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国家间产业转移、产业链条延伸与重组，都是驱动中国城市化、影响城乡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信息化时代，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更加自由灵活，城市功能出现根本性改变，新的土地利用模式使传统产业的空间区位约束和影响力受到削弱，城市空间结构从层圈式生长结构向网络化结构转型，多功能社区将成为网络化城市的基本空间载体注2。在城市群落化发展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及，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发达国家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国家虽然整体向好但隐忧仍然存在。金融危机的“蝴蝶效应”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为了削弱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我国开始实行大力拉动内需政策，城市化进程也进一步加快。同时，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形势的恶化直接影响到了我国企业的经营状况，甚至造成了农民工的“回流潮”，导致现在沿海地区出现农民工“用工荒”，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内陆农村加快城市化建设增加了劳动力。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近10年来不断迈上新台阶，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万亿元，按平均汇率折算达到8万多亿美元，人均GDP达到6000 美元。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主要经济体均面临负增长或停滞困境，世界经济进入下行通道时，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速并率先回升，为世界经济的阶段性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在国际经济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整合国内经济资源、保证可持续增长也成为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加快，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也得到加强，区域发展协调性逐渐增强，收入分配结构更是出现明显正向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从产业部门看，工业生产能力全面提升，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稳步发展，服务业态日渐丰富。
与此同时，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跃上了新台阶。首先，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我国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达62186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46.6%，到2010年，城市化率超过50%大关，2011年达到51.3%。其次，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城市发展也出现了新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直接参与到国际分工协作中，特别是随着国际大都市目标的逐步实施，进一步加深了我国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各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影响力继续扩大。再次，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各地市积极应对，迅速调整，保证了财政收入稳步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加使城市能够进一步集中财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服务能力，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最后，第三产业继续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从2009年开始，地级及以上城市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代表着城市经济由以工业经济为主导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转变。
当然，除了上述宏观经济的有利因素外，我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发展也面临若干困难。
第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隐患。经济转型以来，伴随着史无前例的经济腾飞，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但这种飞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换没有给潜伏的诸多矛盾的解决留下足够的缓冲时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7.9%，但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的预测，中国城市化将在2045年超过70%，即，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在60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从25%到70%的飞跃。走完同样的阶段，美国用了90年(1870—1960年)，日本用了40年(1930—1970年)，巴西则用了60多年。注3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而言，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城乡结构调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较快的城乡结构变迁以及短时间内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容易造成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收入不平等、忽视城市化质量等问题，引发诸如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等矛盾冲突。经济增长需要以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为前提，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的融合也不能妨碍经济增长。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出现经济快速增长而城乡分割加剧的情形，对整个经济系统而言就是十分危险的，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隐患。
第二，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生态环境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紧箍咒”。随着人口的不断涌入，城市对食物、水、能源的消耗需求快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面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刚性约束。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四分之一，而且分布极端不平衡，南多北少，城市缺水现象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空间分布上的错位，制约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而耕地仅占全国的38%；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水资源不足全国的20%，耕地却占全国的62%。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自然资源方面，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约束也越来越突出。
此外，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国土面积的38%；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约占国土面积的27%，并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约占草地总面积的1/3。城市内部固体废弃物、工业废水、废气排放，气候变暖等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工业的繁荣，逐渐造成越来越重的生态环境负担，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程度与日俱增。中国城市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生态环境约束和资源集约利用的考验。
第三，面临城市化发展模式重大转变的挑战。过去的城市化主要是一种以土地为核心的粗放式扩展模式，依靠农业用地与非农用地的价差以及极低的要素资源成本进行城市建成区扩展，大量的农民工却不能在长期工作的城市落户，在创造大量经济价值的同时不能享受当地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伴随着这种城市化模式，一方面，由于资源和要素投入快速增长，政府从土地财政中获得巨大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户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体制因素的制约，抑制了人力资本和劳动报酬的提升，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居民部门获益比例明显下降。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导致过去10余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结构失衡持续存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城市化模式的内生机制驱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不符合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要求。
综上所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需要大转变。
1.1.2 新时期中国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时的城市化率仅为17.92%，到2010年已超过50%。注42011年4月底，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总人口13.4亿人，其中49.7%的人口生活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如果以人口城市化率作为城市化率的标志，可以认为，2010年中国已基本达到50%的初步城市化水平。
当然，学术界对中国50%的城市化率还存在争议，主要是对已被算作城市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究竟应该怎么看还有不同的看法。客气一点说是“半城市化”，不客气地说是“伪城市化”，因为这些农民工还没有实现市民化。对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从“这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个特点”的角度来认识，不能因为农民工还没有进入城市的社保体系，就将他们剔除在城市化进程以外。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看，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标志，否则很难解释中国这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比照教育上的毛入学率指标，可以把现在中国50%左右的城市化水平称为“毛城市化率”。这样，既肯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共性，也反映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特性。
如果就上述问题可以达成共识，那么另外的问题就是，这种狂飙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是否可以延续？我们的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今后不可能这样持续下去，其速度应适当放缓，质量要加以提高。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世界城市化历史与经验看。以工业革命为起点，根据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主要发达国家的不同进程，世界城市化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发展速度。中国也应该遵循分阶段发展的规律。
●1760—1850年：世界城市化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城市化水平达到50%的国家——英国，但全球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1760年，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圈地运动和大工业的建立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传统城市的规模扩大，并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英国城市人口的比重由1750年的25%左右提高到1801年的33.8%，1851年达到50.2%，基本实现城市化，所用时间为100多年。但是，除英国外，这一时期整个世界的城市化发展十分缓慢，18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3%，1850年提高到6.4%。
●1851—1950年：城市化在欧美发达国家快速普及阶段。这一阶段，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这些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城市人口比重大幅提高，1950年，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达到51.8%，基本实现城市化，所用时间大体上也是1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由1900年的13.6%提高到1950年的28.2%，整个世界站到了加速城市化进程的起跑线上。
●1951年至今：城市化在世界范围普及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全球的城市化水平由1950年的16.2%提高到1980年的30.5%，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快，成为该时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又借助在发达国家的稳步推进，全球整体上达到了高度城市化的水平。1999年，整个世界的城市化水平为46%，2010年达到50%左右，基本实现了城市化。
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规律显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往往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水平在20%以下为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50%为加速阶段，速度递增；50%~60%为基本实现阶段，速度逐渐放缓。60%~80%为高度发达阶段，每年的增长微乎其微。可见，城市化进程表现为一个S形阶段演进规律。
当然，这是一个大致的规律，具体到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差别的。相对而言，早期工业化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与速度比后期工业化国家要慢。英、法、德、美、日等国伴随着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先后实现了城市化。英国的城市化水平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840年(10%)开始进入增长时期，到1970年达到73%，用了130年时间，年均增长0.50个百分点，增长最快的时期是在1940—1960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65个百分点；法国用了130年时间，将城市化水平从1846年的24%提高到1975年的73%，年均增长0.38个百分点。而后期工业化国家，城市化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8~1.2个百分点，如日本仅用了50年时间就将城市化水平从1920年的18%提高到1970年的72%，年均增长1.08个百分点，这一数字是早期发达国家的2倍左右。
根据我们在2004年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这样算来，中国实现基本城市化大约用了40年。虽然整体时间比20世纪大国城市化的时间大大缩短，但还是要遵循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在经过快速增长达到50%后，发展速度将有所放缓。
第二，从产业结构变迁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律看。根据工业化、城市化及二者关系演进的特点，城市化发展还受到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也是如此。
就工业化国家产业变迁与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规律而言，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从加速增长至缓慢增长的特点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基本吻合，主导产业一般都经历了“轻纺工业(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资本密集型)——重加工工业(技术密集型)——信息产业”的发展历程。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化特征来看，在起步阶段，吸收劳动力的主要产业是工业，并且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消费品工业。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对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素质要求不高，便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化；另一方面，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数量大于服务业的吸收数量，工业与服务业就业增长率分别在0.4%以上和0.4%以下。进入成长期以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特征最为明显。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反过来，城市化也带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在这个阶段，经济快速稳定发展，非农化率、城市化率迅速提高。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消费品工业发展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资本品工业所替代，表现为工业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逐步下降，与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差距开始扩大(大致从城市化率达到50%开始)。恰恰从这个时期起，服务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表现为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的就业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同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日本和美国的这一特征比较明显。
作为后期工业化国家，日本在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就业年均增长率略高于美国。日本的工业就业增长率在1910年工业化起步时期基本上保持了年均1%及以上的增长速度，1920—1930年为0.4%~0.6%(美国同期为0.4%~0.5%。1860—1870年，二者的城市化率均为25%左右)，当城市化率达到70%及以上时，日本的工业就业年均增长率为0.2%左右，美国同期为0.1%左右。由于日本的工业就业总体增长速度高于美国，因此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所用的时间也比美国短。当制造业或者工业就业年均增长率下降到0.1%及以下，城市化率年均增长相应下降到0.1~0.2个百分点时，经济发展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
中国经济从“十二五”期间开始进入产业转型升级阶段。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必将影响和制约城市化发展的速度。
第三，从“刘易斯拐点时期”的来临看。2010年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增加幅度已经趋缓,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来临的区间。
近几年来，由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跨地区转移意愿弱化，东部地区的“用工荒”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时，全国各地普通用工单位的基本工资水平涨了两成左右。学术界目前对中国是否已到达“刘易斯拐点”有争论。我们认为，可以用“刘易斯拐点时期”这个概念，即以时期数代替时点数，说明和概括农村劳动力供应所出现的上述紧张现象的本质。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浪潮，将演变为在一个庞大存量基础上的细水长流式的增量增加。在以这部分农村进城人员作为城市化主要增加人口的条件下，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当然也将放缓。
第四，从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看，在“刘易斯拐点时期”来临之际，中国享受了30年的“人口红利”也将在近年逐渐消失。具体预测是在2015年达到最高点后逐渐下降。这将影响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年轻劳动力人口的供给。
虽然“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对城市化的影响效应和方向是一致的。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推算，中国未来的人口变动将以少年儿童人口相对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和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为特征。考虑到农村进城人员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农村可以进城的青壮年劳动力必然减少，城市化速度随之放缓。
第五，过去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过程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要求放缓城市化速度。
根据调查，这两年频发的社会矛盾，百分之七八十是由于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问题引发的。而且，快速的城市化过程还引发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人口迁移总量与结构的矛盾、农民失地与农村建设的矛盾、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社会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等都很突出。同时，社会道德体系的容忍度也已达到一个限度，这些客观上都要求放缓城市化速度，以利于统筹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过去的狂飙突进式的城市化过程应该告一段落，中国城市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发展速度而言，从前30年的年均增长1.08个百分点，特别是最近10年的年均增长1.38个百分点降低到今后10年的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是比较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