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项目负责人 葛晨虹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当下时代和社会给我们提出了诸多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就应该具有现实社会的“问题意识”。《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2011—2012》确定的若干问题，都是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道德风气如何建设提升？社会心态中的焦虑感、压力感、无意义感以及不公感和某些怨气，如何理解、如何疏导？食品安全中诚信道德问题出在哪里？如何保障食品等关乎生命、生活的基本产品的安全？引发社会不公感和民怨的公共权力腐败问题如何得到硬性、软性的进一步遏止？程序公正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正能量环境如何全方位营造？尤其是社会媒体应怎样在社会语境建设中，真正发挥出“中国好声音”，承担好社会舆论建设的主导功能，引导文化和社会舆论生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发展？这些都是民众关心的重要问题，当然也是社会和时代提出来需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说，理论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这些道理在中国语境中的表达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直面社会问题，关注民众忧心的热点问题，深掘并解析各种道德问题背后的成因，望闻问切，把脉社会道德问题的症结所在，给出初步药方，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而激发更多思考，为社会提供资政参考，这是任何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应有责任，更是作为重点研究基地的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必须承担的理论任务。
一
本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基地主任葛晨虹教授主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之一。《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2011—2012》旨在依托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平台，集人大多学科优势，整合全国高校和相关实际工作部门道德研究力量和成果资源，对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状况进行年度专题研究。报告以全面性、领域性、专题性、持久性社会问题调研为特色，既可对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状况进行宏观审视，也可根据不同年度不同社会热点锁定某领域或某些突出道德问题展开分析。如本报告就锁定了中国当前社会心态透视与伦理学分析、当前中国公务员道德状况及其伦理分析、政府公共权力治理的调研分析、他国伦理委员会建设经验及其借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伦理反思、当前中国传媒责任与职业道德状况研究等专题。报告期望以“年度报告”的形式为国家决策部门和理论界提供相关实证研究成果与理论支撑。
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课题组注重从“现实问题调研”、“问题成因分析”和“对策研究思考”三个维度交织展开。课题调研不仅强调对中国当前某些社会问题尤其是道德失范问题进行实证把握，更强调在理论—实践的分析框架中研究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具体原因，并在“怎么看”的评价分析基础上，针对问题应该“怎么做”展开探讨。就已发表的各类调研报告看：一类属于调查性原始数据的客观报告或展示，另一类是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性报告。本报告属于后者——研究性调研报告，即注重对调查现象进行成因分析和对策建议的研究。具体而言，首先是对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的重点现象进行扫描定位并展开相应调研；其次是着力探讨这些社会道德问题的症结何在，“成因分析”是本研究报告的重点所在也是特色之一；最后，报告从“问题意识”出发提出相关治理思路和具体对策。
课题组在前期做了专项的问题调查，采用了问卷加访谈的调研方式。在问题设计中，没有采用对所有社会道德问题做全面“模块式”普查调研，而是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侧重对一些受公众重点关注的问题如“社会心态”、“公共权力治理”、“社会传媒责任”等进行重点调研。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补充性和专题性较强的调研，重点在抓住近些年出现的新问题，或其他调研中涉及尚少的问题。课题组选取了北京等12个省市实施调研，对被调查者身份也做了合理分布，所调研数据为研究报告提供了最直接有效的资料数据支持，许多数据也对已有社会调研的内容作了相关补充与完善。
另外，在本报告研究中，课题组调研的第一手资料数据并不是我们分析研究的唯一依据，其他已公开发表的各个道德调研报告为我们研究提供了诸多数据支撑。本报告依据的调研数据与资料支持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课题组所做的调研数据；二是已发表的相关道德报告数据资料，如东南大学樊和平（别名樊浩）教授主持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清华大学吴潜涛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状况调查》，北京市委党校鄯爱红教授所做的专题调研数据等；三是有效利用信息时代的资料数据共享资源，本报告对网络、报刊、电视等媒体中的典型案例、道德热点现象讨论、民意调查结果、权威资料发布与系列数据结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采用；四是文献调研和采用，依托国内外的成果文献，为研究报告提供基本的学理支持。
图1
课题组选择了北京、天津、广州、浙江、江苏、河南、河北、山东、黑龙江、广西、云南、新疆等12地，对中国当前某些社会道德重点问题展开了调研。调研采用问卷和访谈结合的方式。本次调研在12省市共发放问卷5000份，收回4238份，其中有效问卷3826份。在对问卷的样本分析中，从性别分布来看，男性占59.01%，女性占40.99%。（图1）
图2
从年龄分布来看，18~30岁占34.18%，31~40岁占29.29%，41~50岁占21.94%，51~60岁占10.00%，61岁以上的占4.59%。（图2）
从职业分布看，国家机关公务员占10.31%，事业单位职工占13.98%，国有企业员工占13.06%，民营企业员工（含个体工商户）占22.65%，农民（含进城务工人员）占9.90%，学生占24.39%。（图3）
图3
从学历分布来看，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占39.29%，大专学历的占33.57%，本科学历的占22.0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5.10%。（图4）
图4
从月收入来看，1000元及以下占20.10%，1001~2000元占20.10%，2001~3000元占28.06%，3001~4000元占17.76%，4001~5000元占9.08%，5001~10000元占4.49%，而10000元以上者仅有0.41%。（图5）
图5
从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占35.61%，共青团员占12.96%，民主党派占2.55%，而群众（无党派）占48.88%。（图6）
图6
二
本研究报告在问卷调研基础上，就社会重点问题、难点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就社会道德相关典型案例进行了搜集整理，根据实地调查、数据采集和案例搜集情况展开了深入分析。课题组主要从精神追求与人生目的、社会归属感、满意度和幸福感、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素质、社会治理与媒体舆论建设等若干重点问题作了实际调研。
（1）在精神追求与人生目的的调研中，对于“您认为信仰对社会或个人重要吗”的调研中，认为“很重要”的占42.55%，“比较重要”的占27.45%，“不重要”的占5.71%，而“说不清”的占24.29%。（图7）
图7
调研中，信仰宗教的选项占19.80%，信仰宗教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传统及其宗教文化的影响”、“家庭因素及身边人传教影响”和“生活压力大，需寻求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分别占32.99%、27.15%和23.54%。（图8）
图8
在“您认为当前中国人在理想信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调研中，选择最多的三项依次是“社会价值观混乱”、“人们太重物质生活，轻精神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树立不够”，分别占84.69%、78.78%和66.33%。（图9）
图9
在“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的原因”调研中，86.22%的人选择“中国社会中腐败现象严重”，85%的人选择“现实生活中两极分化严重”。（图10）
图10
（2）在社会归属感的调研中，“在生活中遇到困惑和困难时，您是否想到找工作单位（学校）帮助”的问题中，选择“不会，依靠家人或朋友帮助”的最多，占37.65%，选择“不会，自己面对和解决”的占27.55%，选择“会找单位或组织”的仅占22.35%。（图11）
图11
其中，选择“会找单位或组织”的人中，国有单位人员（注：国有单位人员包括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国有企业员工。）占27.15%，而私企及个体人员（注：私企及个体人员包括民营企业员工（含个体工商户）和农民（含进城务工人员）。）仅占17.96%；选择“不会，自己面对和解决”的人中，私企及个体人员占37.13%，国有单位人员占27.45%。
问及“您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家庭、单位、某团队、某组织）归属感或依赖感怎样”时，选择“完全没有，感觉很孤单”的占22.65%，选择“越来越没有”的占12.96%，而选择“有归属感，不孤单”的仅有21.63%。（图12）
图12
其中，在“有归属感”的选择人群中，国有单位人员的选项比例（54.55%），要高于私企及个体人员的比例（31.82%），学生及其他人员占13.64%。在“很孤单”的选择人群中，私企及个体人员占61.54%，国有单位人员占23.08%，学生及其他人员占15.38%。
在“您和您的邻居相处怎样”的调研中，选择“相处融洽，互相帮助”的占36.02%，选择最多的是“认识，偶尔来往”，占44.29%，“基本不来往”的占12.55%。（图13）
图13
（3）在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问题调研中，问及“您对自己的当前生活是否满意”时，选择“满意”的占12.35%，认为“比较满意”的占28.98%，而选择“一般”的占43.27%，选择“比较不满意”和“不满意”的共计15.40%。（图14）
图14
在“改革开放以来，您的生活状况在下列各方面进步最大的是”的调研中，认为进步较大的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和“旅游娱乐等休闲生活方面”的，分别占51.53%和20.51%。（图15）
图15
在“与三十年前相比，您身边人的生活幸福感增加了吗”的调研中，认为“明显增强”的占13.88%，“有所增强”的占46.63%，而认为“有点降低”和“明显降低”的共占28.47%。（图16）
图16
在“请选择您当前的幸福感程度”的调研中，9.18%的认为“幸福”，18.27%的选择了“比较幸福”，选择“一般”的占29.07%，选择“比较不幸福”的占24.35%，认为“不幸福”的占9.09%，选择“说不清”的占10.04%。（图17）
图17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的比较，可看出，大多数人认为“身边人的生活幸福感增加”了，但对自己的幸福满意程度却没有那么高。
调研显示，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职业身份的人幸福感有一定差异，如我们选择了“幸福”和“不幸福”两端选档做了进一步年龄相关因子分析，在对选择“幸福”的人群进一步分析显示，年龄偏轻（40岁以下）的人群幸福感（占58.33%）要大于年龄偏大（40岁以上）人群（占41.67%）。而深感“不幸福”的人群中，40岁以上的占60.37%，40岁以下的占39.63%。
而在同职业身份相关因子的分析中，显示“不幸福”选项的比例，私企员工及农民工群体（74.82%），高于国有单位人群（25.14%）。
在对“当前一些人生活幸福感较低，您认为最主要原因”的调研中，选择“没找到人生意义，精神空虚”的占30.53%，选择“对社会不公现象不满”的占30.44%，而选择“物质生活没得到满足”的则占23.69%。（图18）
图18
（4）对“您认为当下影响人们社会公正感的主要因素”的调研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权力和金钱的腐败问题”（88.57%）、“贫富分化问题”（81.02%）和“机会公平不够”（63.37%）。（图19）
图19
（5）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满足后，您最关心和期待的问题”的调研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能有更多的精神、娱乐等休闲生活”和“社会公平公正进一步提高”，所占比例分别为83.88%、59.08%和58.37%。（图20）
图20
（6）在“您认为社会中人们存在焦虑感吗”的调研中，选择“普遍存在焦虑感”的占66.02%，“部分人有焦虑感”的占22.35%，仅有6.53%的人认为“多数人生活安定、幸福，没有焦虑感”，可见社会中大多数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感”。（图21）
图21
而关于“您认为当今社会人们焦虑的最主要原因”的调研中，排第一位的是“生存问题尤其是物质生活压力大”，占86.94%，其次是“人际关系和社会竞争太紧张”，占81.22%，而“精神空虚，缺乏人生意义感”位居第三，占63.78%。（图22）
图22
（7）在“您是否会为节省数十秒时间而闯红灯”问题中，选择“基本不闯红灯”的占55.10%，10.92%的人选择“其他人闯会跟着闯”，选择“偶尔闯”的占31.12%，只有2.86%的人选择了“经常闯”。（图23）
图23
（8）问及和社会归属感相关问题“您参加公益性的社会活动吗”时，仅有7.96%的人选择“经常参加”，33.06%的人选择“偶尔参加”，38.88%的人选择了“愿意参加，但没有方便的途径参加”，说明社会归属感和公益活动的建设还有更大任务和空间。（图24）
图24
（9）在关于“您做人的标准”的调研中，选择“多做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事”占45.61%，选择“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即可”的占36.53%，选择“利己但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占15.10%。（图25）
图25
（10）在“现在社会上有人为买房、分房获取经济利益，夫妻间假离婚，请问您怎么看这种现象”的调研中，选择“为了现实利益，必要时自己也会这样做”的占26.33%，选择“社会不能鼓励这种‘唯利是图’的手段和心态”的占37.65%，认为“政策和法律设计问题，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的占32.45%。（图26）
图26
（11）在“您认为目前中国人最缺乏的道德素质”的调研中，选择“责任和奉献”的占83.06%，其次是“诚信”，占81.94%，选择“爱心”的则占55.00%。（图27）
图27
（12）在对于“您认为近十年来中国人文明素质是否有提高”的调研中，选择“有一定提高”的占62.55%，有16.02%的人认为“没有提高”，而15.51%的人认为“有倒退”。（图28）
图28
（13）在“您认为，当前社会缺乏见义勇为的最主要心态原因”的调研中，选择最多的是“担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占45.71%，而认为“缺乏社会保障机制，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占44.08%。（图29）
图29
（14）在“您认为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的调研中，选择“社会舆论对社会道德风气营造乏力或不得法”的占53.98%，选择“一些领导干部不率先垂范”的占50.92%，选择“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的则占48.27%。（图30）
图30
（15）在“您认为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实际流行的价值取向”的调研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功利主义（84.80%）、个人主义（77.76%）和拜金主义（71.73%）。（图31）
图31
（16）在“您认为社会对其主体（如部门、企业、个人等）的行为最具约束力的因素”的调研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法律政策”（84.49%）、“社会舆论”（77.45%）、“媒体监督”（59.49%），而选择“家庭影响”的占45.71%，选择“乡规民约”的占17.76%。（图32）
图32
（17）关于“在您成长中得到最大道德影响的环境”的调研中，选择“家庭”的占46.12%，其次是“社会和身边的人”，占34.90%，而“学校”仅占13.47%。（图33）
图33
（18）在“您对我国社会道德建设前景的态度”的调研中，选择“非常有信心”的占7.96%，选择“比较有信心”的占39.08%，选择“说不清”的占5.10%，认为“一般”的占36.74%，选择“没有信心”的占11.12%。（图34）应该说大多数人对我国道德前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当然社会上下还需做更多努力，以使那些选择“一般”和“说不清”的人更多回归到“有信心”群体中。
图34
（19）在社会不公感调研中，关于“您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的调研中，选择“民生问题”的排在第一，占66.33%，选择“腐败问题”排第二，占58.06%，选择“政府公信力”的占了55.71%，选择“社会道德风气”的占48.88%。可见，民生问题和权力腐败仍是公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图35）
图35
在“您认为现在社会不公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哪个领域”的调研中，选择最多的是“经济收入的分配”，占46.84%，其次是“公共权力的分配”，占26.32%。（图36）
在“您认为如何改变社会不公现象”的调研中，选择“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类制度建设”的占82.24%，其次是“加强舆论监督”（67.65%）和“加强程序公正建设”（65.31%）（图37）。从中可见人们对制度规制的期望，也说明在人们心目中，许多问题是由制度不够完善和管理不严格等制度机制造成的。
图36
图37
在“您认为是哪些人群在社会道德风气方面起了不好的影响作用”的调研中，选择“部分有特权的官员”的占86.43%，位列第一。（图38）
图38
（20）在“您对当前我国媒体履行社会责任和公信力状况是否满意”的调研中，认为“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仅为24.69%，而选择“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则占75.31%。（图39）
图39
（21）在“您认为目前我国媒体的问题突出表现”的调研中，选择“媒体公信力不够”的占66.22%，选择“商业广告太多”的占64.69%，“关注民生不够”排第三，占50.31%。（图40）
图40
三
（一）关于中国当前社会心态的透视与伦理分析，是本报告的一个重点
民众社会心态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新问题。社会心态由于潜在于深层，又长期未受到应有关注，在今天主体性越来越彰显的时代，民心、社会心态的正向建设力和负向破坏力都非常强烈，所以社会心态问题已经成为必须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决策者高度关注并着力纠偏、弥补和建设的问题。本报告关于社会心态调研的重点：一是“望闻问切”，摸清社会心态状况；二是“把脉诊断”，分析“社会心态”的背后成因到底是什么；三是提出对策性思考。
课题报告把测定社会心态的指标论域设定在如下维度：（1）压力感。在网络语境中也被叫做“亚历山大”或“鸭梨山大”，压力来自物质层面也来自精神层面，还来自攀比后的“计较性”对比。（2）安全感。多数人对食品缺乏安全感，不仅生活质量安全方面存在隐忧，人际关系也有不安感，不同阶层都有不同的安全感节点。（3）心理失衡。集中体现在网络语言中的“羡慕嫉妒恨”，更普遍的还有“仇官”和“仇富”心态。（4）质疑心态。逢官必疑，老百姓成“老不信”，与之相伴的是普遍的防备心理，折射出社会中存在着相当的信任危机。（5）无意义感。生活目标不确定，人生意义迷茫，许多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甚至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自杀率”问题，都和生活中的“无意义感”相关。（6）孤独感。社会归属感缺弱，“身份”失落和焦虑，阶层自我认同偏低，无助、抑郁或偏执，自发“找组织”现象，都表明市场经济下社会中“原子化”个体的社会组织归属需要。（7）焦虑感。与“鸭梨山大”、社会信任感低、无意义感、孤独感同源，上述原因都会引发焦虑感。（8）社会怨气。表现为激愤、怒气与泄愤，不仅表现在网上抱怨、牢骚盛行，还有现实中的各种冲突，有人问：“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生气？”网友说：“网上戾气太重”。（9）幸福感。“幸福指数”成政绩关键词，说明社会生活目标已开始向“幸福”进发，但许多人的幸福感并未同物质生活水平同步提升，这反映出又一种复杂交织的社会心态。
课题组通过各种调研资料和数据，对上述各类心态分别做了现象扫描和实质解读，如关于幸福感，调研显示多数人对生活的满意度相对较高，对身边他人的幸福感在增加的认同率也较高，但在另一对照问题“请选择您当前的幸福感程度”的调研中，对自我幸福的“主评”和对他人幸福的“他评”，存在一定差异，在比较评估中得知，人人都有不同的幸福标准，“但在彼此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
调研中，绝大多数人认为社会普遍存在焦虑感，而“生存问题尤其是物质生活压力大”是人们焦虑的首要原因，位列第二的选项是：“人际关系和社会竞争紧张”，位列第三的选项是：“精神空虚，缺乏人生意义感”。
我们对孤独感和社会归属感也做了专门调研，在相关题目测定中，12.55%的人和邻居“基本不来往”，6.12%的人和邻居“关系不好，有过纠纷”，44.29%的人和邻居“偶尔来往”，22.65%的人自认“很孤单”，12.96%的人感觉自己的归属感“越来越没有”，42.76%的人对归属感选择了“有时有，有时没有”。总体看，人们的归属感比较缺乏。而人非常需要社会归属感，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群体组织容纳他的归属需求，他就会产生孤独、无助、苦闷、焦虑甚至无意义感。当人不能平衡实现对生活环境的适应时，心理学称之为心理失衡。人们在这样的心态感觉上，很难有安全感、幸福感和人生意义感。当下诸多社会心态问题，如人生方向感不明、抑郁低迷、焦虑不安、怨气充斥、暴力冲动、高自杀率等等，和很多因素有关，但和上述社会归属平台失缺、孤独感陡生关联更加密切。课题还对“无意义感”、社会怨气、信任危机与质疑心态做了调研。
报告着力在“为什么”的层面发问，努力找出问题症结所在，重点对造成这些心态问题的根源做了分析。一是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引发了多样心态。转型期各种经济发展变量变化剧烈，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快速变化和重新组合，此时期贫富分化矛盾开始凸显；二是公民也在转型，人们具有了更多个人利益的追求和竞争，也对社会公共事务以及自我生活有了更多新的自觉，生活主体性、个体性表达开始强烈，精神领域也有了更多样的价值取向和诉求，所以，当下社会矛盾多发，社会心态焦躁而复杂，和客观社会改变、生活压力有关，也和公民主体的觉醒有关；三是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解构了传统血缘社会和计划体制，随着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碎片化”，个体拥有了更多独立和自由，同时许多人也成为原子化了的、无所归属和依赖的个体，一些人的孤独、不安和不适感也会相随而生，产生碎片化后的“身份焦虑”和“自由的焦虑”，报告还对现实中存在的“找组织”现象和人际孤独做了相关分析；四是社会不公及腐败问题引发民众心态失衡；五是“鸭梨山大”下的心态失重问题；六是“精神世界”失落带来的无意义感问题；七是社会制度缺失和失序环境带来的某些心态问题；八是理论文化环境跟进不力等问题。
报告在“怎么做”的环节也做了积极思考。一是解除生存焦虑，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二是让制度“hold住”公正与秩序，刚性规导要给力，公序良俗还须制度“扶住”；三是必须重塑政府的公信力；四是社会归属感的交织构建，注重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建设：家庭归属感建设，社区归属功能建设，单位组织的归属性建设，社会组织的归属功能建设，还要注意“心理社群”的建构；五是积极建造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六是幸福心态建设；七是反思并建构社会价值文化生态，价值观生态从社会理论建构开始，理论大众化是一种必要的国家能力，“树德莫如滋”，要借鉴他国润物无声的“隐性教育”方式，主流价值观还要注意接大众文化之“地气”，在舆论规导方面，公众媒体应多双“慧眼”，在社会价值文化建设中，在社会心态的引导和建设中，发挥更多的正能量。
（二）关于当前中国公务员道德状况及其伦理分析
报告从四个方面对当前中国公务员道德现状进行了调查，即公务员道德价值观、公务员道德品德、公务员道德规范与公务员道德文化。调研显示，在公务员行为选择中功利主义占主导地位，一些领域道德感、荣辱感、是非观念模糊成为当前公务员道德价值观念状况的基本事实和基本问题。关于公务员道德价值观的影响因素的调查说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会对道德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风气和腐败是对公务员道德产生负面影响的两大因素；权力腐败与贫富分化被认为是影响人们社会正义感和道德信念的主要因素。现实生活中，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较大反差，使公务员在道德选择中陷入冲突和困惑之中。
目前现有道德规范虽然比较完善，但可接受性和执行性并不是很理想，执行效果并不显著。调查显示，大多数公务员赞同对违反公务员道德规范的行为给予惩治，但以法律和行政命令的方式颁布伦理准则并不被公务员认同。把伦理领域的问题转到法律领域，以强制的手段解决伦理问题，这种策略不利于培养公务员的责任感。伦理准则并不仅仅要求简单遵从，还要求公务员在现实中作出判断，并为自己的决策担负主观和客观的责任——这是伦理准则与法律的区别所在。
在公务员品德层面，层级较高的公务员在行政活动中考虑道德因素较多，层级较低的公务员考虑道德因素较少。调查显示，对公务员职业道德的评价，公务员与公众的评价也存在差异。
在公务员道德文化层面，组织文化与社会文化主流是健康的，但一些不健康、不利于公务员道德培育的文化正在侵蚀健康道德文化。组织文化中集团利己主义、作秀、唯上不唯下的文化正在取代传统的集体主义、谦虚谨慎、服务人民的文化；公众的监督意识、社会期望等有益于公务员道德文化养成的环境也正在改善。
公务员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研究、综合治理、综合提升。报告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分别提出了公务员道德建设应加强的制度和文化培育机制。在组织策略方面，强调应重点发挥领导的榜样作用和正面激励方法，把道德管理、伦理培训与公务员发展结合起来。
（三）关于政府公共权力治理的调研分析
报告在各种资料和数据基础上，总结出当前我国权力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层面：“一把手”腐败现象；腐败主体趋向集团化或链条化；权钱交易与买官卖官；权力寻租与权色交易；高官落马与大案要案现象；基层政权腐败与乱作为现象。
报告从多维视角分析了权力腐败的成因。一是“官场文化”侵蚀公共权力机制机体，官本位思想严重，公共权力滥用误用获得了官场文化的支持，使腐败等用权方式渗透到了某些权力行使者的观念和行为中，加之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功利心态，个别无德官员甚至以腐败作为默认价值观，羡腐心理膨胀。二是某些权力主体的自由裁量权限模糊，自我认知错位，而权力自由越位又缺少应有的监控和程序机制保障，造成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或误用，形成某些“特权”。而在调研中大多数公众认为正是这些“特权”对社会道德风气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制度存在“漏洞”与缺陷。很多权力运用问题可能处于法规制度的“漏洞”和罅隙，对应于社会万象变化，完全依靠立法与制度解决公共权力行使的一切问题显然不够。四是机制存在“僵化惰性”与不足，对公共权力的使用与执行缺乏一个长期监控和反馈的机制，权力腐败和官员德性相关，但关键是社会制度的正当与严密。报告着重讨论了权力体制中存在的用人机制和监督机制的薄弱问题。五是结合公共权力具有的公共性、人民性、强制性、责任性、服务性、异化性，以及扩张性、交换性、工具性、等级性等特征，提出了公共权力治理的实践模式。
报告对公共权力治理提出了初步思考：一是以权力治理权力，提出政府内部的权力制约和分权制衡思路，使多主体之间的权力相互约束。二是以社会治理权力，发挥社会不同领域的力量，如民众、网络、媒体、其他政党团体等社会力量，对公共权力构成非强制性制衡，加强对公共权力运用的社会大众监管。三是以道德治理权力，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并通过道德教育、人才道德评价指标等方式，提升公共权力执行主体的道德自律。四是以制度治理权力，建构法制化、体系化与程序化的政府公共权力运行与治理制度。五是以责任治理权力，强化责任理念与建立问责机制。六是以制度程序治理权力，政府应以严密的制度程序设置对公共权力运行过程进行控制和监管，通过设置程序规定保证公共权力运行的正当性和规范性。
（四）关于他国伦理委员会建设经验及其借鉴
报告对其他一些国家建设伦理委员会的状况进行了总结研究，对我国构建伦理委员会及其程序正义建设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目前世界上最典型的伦理委员会有医学伦理委员会、行政伦理委员会和企业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委员会发展最早，功能相对突出，组织相对完备，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医院伦理委员会，它为医患间在医疗实践和医学科研中发生的伦理问题提供教育、咨询和指导；二是医学科研机构中的伦理委员会，主要对相关科研、试验计划的制订实施、成果发表等问题进行道德审查；三是政府及国际医学机构中的伦理委员会，主要对某些重大医学科研、卫生政策、法规从伦理方面加以讨论把关。行政伦理委员会没有确定的模式，是政府内外部成立的针对有关政府官员的道德制定法规和标准机构。以美国为例，有三种行政伦理委员会：美国的“政府伦理办公室”，旨在行政运作中防止政府雇员的利益冲突和不当作为；立法机构伦理委员会，分为众议院伦理委员会和参议院伦理委员会；司法机关伦理委员会，制定司法机关公务人员行为守则，并提出咨询和建议。企业伦理委员会始于20世纪80年代，就机构而言，主要是公司的伦理委员会和伦理办公室，企业伦理委员会的设置要考虑到企业各自的不同情况，大型企业设置有公司伦理委员会，下面再设置相应的伦理办公室。规模较小的企业一般只在人力资源部设立伦理职位，由专门的伦理管理人员来处理公司员工守则的制定和执行，提高员工道德水平的培训以及处理有关公司不同级别的员工包括领导层的利益冲突问题等。
报告总结了伦理委员会的四大功能：咨询建议功能；审查监督功能；教育培训功能；规则制定功能。报告以科研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为例，探讨了伦理委员会成员要求。伦理委员会由三类人组成：专家、普通民众和相关利益人代表。成员必须具备三种道德能力：无偏私、规则意识和责任心。在伦理委员会审查程序中，当事人应包含如下具体程序性权利：参与权，信息知情权，要求审查者中立的权利，平等对待权，要求审查者为决定说明理由的权利等。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领域引进伦理委员会机制，经多年发展有的领域已具较成熟形态，但整体看，中国伦理委员会的建构还有不少缺陷：一是发展不均衡；二是伦理委员会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缺少制度性保障；三是伦理委员会建构机制的研究在我国还没得到充分重视。
伦理委员会是程序公正建设的一部分，也是民主法制社会必要的机制环节。我国应尽快关注伦理委员会的建设问题，通过制度设计与创建，逐步建立起伦理审查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制定专门的伦理审查法律，规范伦理委员会的设立和运作，让伦理委员会在各个领域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
（五）关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伦理反思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的一个重大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道德状况的一个缩影。报告从伦理角度分析了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以及其他产品安全问题，同时提出如何解决我国产品安全问题的参考建议。
食品安全问题是世界性问题，我国目前的状况尤应引起关注。报告重点分析了食品安全道德问题产生的成因。问题成因是多方面的，从食品原料到消费，每个环节都存在道德缺失问题。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转变激发了人们对财富追求的动能，从而加速了经济社会发展。但同时，在现实层面和价值观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偏移和错位，如价值标准、评价体系趋于功利，诚信缺失普遍化等。这些现象一定程度导致道德与法律在人们行为规范中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和约束，食品安全以及其他道德失范问题也表现出多发状态。企业社会伦理责任缺失、政府行政机制中伦理缺失、科学技术市场化过程中的伦理失范，某些媒体市场利益与道德责任的失衡等，这些都是必须重视的社会道德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和市场主体有关，只有企业、政府、消费者、科技人员以及媒体等利益相关者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加强制度监管链条的建设，自觉履行食品安全的道德责任，才能杜绝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也要加强制度监管建设，政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从伦理层面健全行政监管体系，发挥法规扬善惩恶功能；还要提高消费者的道德主体意识，形成强大的大众市场监督力量，积极维权，督促、引导企业生产追求质量安全，提高科研人员的道德职责意识。总之，发挥各方制约力量，积极发挥第三方力量的作用，如公共媒体、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社会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监督的民间组织等，在全社会食品等产品安全问题中构建层层监管防线，食品安全才能得以确保。
（六）关于当前中国传媒责任及职业道德状况研究
直击当今传媒领域道德问题，挖掘问题成因，理性面对发展困境，为打造负责任的传媒业提供某些思考是本报告的目的。
媒介化社会给社会带来诸多福音，也带来诸多问题，表现如下：媒体政治属性式微；媒体在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权利异化；媒体政治宣传不能与时俱进，且媒体政治责任感不强，其政治宣传缺乏“受众观”；传媒“双重体制”身份，不仅导致传媒改革陷入瓶颈，也会因路径依赖产生更多既得利益集团；过度市场化带来道德风险和媒体公信力缺失；传媒消费主义对消费文化的过度传播；“愚乐世界”——“三俗”风盛行；传媒后现代主义对传媒价值观的消解；一些传媒“助推”风险化社会感受；传媒公共利益角色的缺位，传媒职业道德状况令人担忧。
反思当前大众传媒责任失范成因：一是媒介化社会来临，新媒体如“双刃剑”，如推动了民主政治进程，也易诱发网络群体极化；加强了舆论监督，也促使了网络暴力；加快了网络商务发展，也形成了灰色利益链条；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也造成了低俗文化的泛滥；带来了社会交往的便利，也出现了侵犯权利的现象；拓宽了信息获取的渠道，也导致了虚假信息的滋生和蔓延；培养了公众主体意识，也形成了部分极端人格。二是改革中出现的某些传媒转型代价，政府、市场、社会、媒体责任关系的某些失衡，影响了传媒市场化发展。三是当前中国传媒发展存在缺陷，如责任制度机制和相关法规缺失；传媒主体角色不清，出现责任推诿或责任多头现象；传媒经济形态的改变使传统监管陷入捉襟见肘的局面；传媒责任伦理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四是传媒主体道德素质缺失，表现为主体责任意识淡薄、道德责任缺位等。
如何对媒介主导地位准确定位，怎样构建传媒责任，报告认为应从以下层面重点构建：深化传媒体制改革，创新管理体制；回归公共属性，明确传媒责任目标；加快和完善传媒法治建设；加强传媒责任制度构建；激活媒体内部问责机制；建立受众监督反馈机制，拓宽受众反馈渠道；加强公民德性的培养，新媒体环境下每个参与者都应对自身公民责任和社会义务具备清晰认识，并在媒介互动中发挥责任等德性力量。
结语
无论在报告中集中捕捉了多少问题，我们都必须在宏观思路上有一个清醒的判断。目前存在着诸多包括道德失范在内的社会问题，有些问题还很严重，但要看到，许多社会问题已进入“触底反弹”的阶段，社会改革也渐渐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的举措建设被提上国家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议事日程”，道德呼唤和道德实践者也越来越活跃，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理性和制度体系基础，全社会上下尤其是决策层及社会理论层面已具有了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清醒的“问题意识”，十八大报告中也表达了执政党和国家深化改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决心、态度和承诺。在我们调研中设置的“您对我国社会道德建设前景的态度”的问题，被调查人群选择“非常有信心”的有7.96%，选择“比较有信心”的占39.08%，“说不清”的占5.10%，认为“一般”的占36.74%，选择“没有信心”的只有11.12%。应该说大多数人对我国道德前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当然社会上下还需做更多努力，以使那些选择“一般”和“说不清”的人更多回归到“信心”群体中。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十八大报告已经根据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新的“五位一体”发展布局思路，可看出中国上下越来越具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觉，当然也有越来越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不仅要有不断增长的GDP，也要有合理的CPI（Consumer Price Index，物价指数），还要有“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更要有加强道德建设，提升社会风气的信心、努力和具体举措。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目前，新一届中央领导已从新政新风开始为全党全社会带了好头，相信在“五位一体”发展思路总体部署下，在全社会上下的齐心努力下，诸多社会问题会得到综合解决，包括伦理建设在内，唯有如此，社会道德现象才会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