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复辅音说辨正(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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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古音必须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

孙玉文

1876年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发表《汉字研究导论》,提出上古汉语可能有复辅音声母的假说,影响深远,赞同者和反对者都大有人在。上个世纪,赞同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者发表的论著更多。为了证明古有复辅音,有学者一方面试图搜集更多类型的材料,另一方面竭力避免凑合不同辅音以构拟复辅音的简单做法,试图仿照民族语给上古构拟出规则的结构形式来作构拟。

他们搜集到的材料主要有:谐声字、重文、联绵词、古文字、通假字、同源词(即同族词)、声训、读若、异文、异读、古今方言的分音词、汉语与其他语言的译音、汉藏诸语言同源词等。谐声字、重文、联绵词、古文字、通假字、同源词(即同族词)、声训、读若、异文、异读等可算汉语的内证材料。這些材料是否都是同一性质,是否都反映了周秦两汉时代的语音现象,本身还需要证明。严格地说,它们都是用汉字书写的,不能直接证明古有复辅音;古今方言的分音词是不是复辅音的遗迹,也需要论证;上古译音材料极为有限,很零散,在论证古有复辅音方面难以作为力证。

因此,赞同古有复辅音者,汉藏诸语言的同源词实际上是他们的主要证据。郑张尚芳在《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既说“常对上古有复声母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是“囿于见闻”,希望从学识上打击、贬低反对上古有复辅音的学者,从而彰显自己高明,借此调动人们的情绪,赞同古有复辅音的说法;这当然不是论证古有复辅音的证据,也彰显了他缺乏应有的科学态度。又说:“既然同为汉藏语系的藏缅、侗台、苗瑶各语族都是复辅音丰富的语言,惟独汉语例外没有复声母是说不过去的,不然汉语就成了与其他兄弟语言都不一样的怪胎了。”(76页)也是希望通过使用“兄弟语言、怪胎”这样的字眼,争取读者从情感上认同其说。言下之意,如果不赞同古有复辅音,那么这些学者就见识有限,构拟出来的上古音系就是“怪胎”。为了避免有“囿于见闻”“怪胎”之讥,那就只好接受他构拟的复辅音。郑张还利用人们普遍存在的舍故求新的心理,将反对古有复辅音学说的先生定性为“旧派”,他们是“新起各家”,可谓巧立名目,用心良苦。《上古音系》一书材料分析粗疏,论证粗糙,错讹极多;他将自己列为“新起各家”之首,既有替自己的错误打掩护的成分在内,也表现出他对引领群雄的渴望。

但是学者们并不在乎被讥讽为“囿于见闻”、贬为“旧派”,也无惧给上古构拟有“怪胎”之嫌的音系,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去研究第一手材料。很多学者都坚信:汉藏语系的说法目前只是一种假说;即使将来论证了汉藏诸语言同源,也不能证明汉字出现以来的汉语就有复辅音声母。道理很简单:汉藏诸语言即使同源,汉语从原始汉藏语中分化的时代也应该在仓颉造字以前。至于在此之前多少年,无法论定;分化之后还要考虑不同语言的接触。因此,即使汉藏诸语言的同源关系得到证实,即使刚从汉藏语分化出来的汉语有复辅音,也没有理由推定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现代北方话从中古汉语分化出来的时间总比上古汉语从原始汉藏语分化出来的时间短吧,中古汉语有一套全浊声母,我们无法推出今天北方话也有全浊声母;同理,怎么能根据汉藏诸语言同源,根据原始汉藏语有复辅音声母,就能推出有文字记载时期的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呢?历史观和系统观哪里去了!

仿照民族语的复辅音类型给上古汉语构拟出规则的复辅音结构形式,也不是科学的作法。郑张尚芳说:“有些热心于复声母说的学者根据声训、读若、谐声等不同材料构拟了大批复声母,可惜结构庞杂、拼凑因素过多,以致有些形式太不习见,尤其系统性不强,到中古的演变规则不清,因而未能取信于人。所以在构拟时必须突出复辅音结构规则及系统性,并辅以相关兄弟语同源词比较作佐证。”(78页)他以为在坚持古有复辅音的前提下,只要将复辅音构拟得规整、有系统,就能确信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这看不出逻辑性何在。郑张不知道,或者是忘了:即使构拟的复辅音声母再规整、再有系统性,如果不去踏踏实实地摸材料,构拟的音系不能接受上古内证材料的检验,那只是空中楼阁。构拟一个复辅音,实际上是在给一类声母拟音,如果不能证明上古有这么一类声母,而采取取巧的办法,越过这关键性的一步,通过一些声母的极少的特殊相通,就勉强地定一个复辅音,自难取信于人。因此,对于上古内证材料的搜集整理、求真辨伪永远是构拟上古音中第一要务,音值的构拟必须符合音类。这是必须要坚持的学术方向。

在2002年6月开始的汉语音韵学方法论的大讨论中,上古汉语是否有复辅音的问题成为热点。与上个世纪不同的是,学者们不断搜集整理材料,从微观到宏观方面,都对材料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考察。因此,此时开始,反对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并作出明确论证的学者占绝对优势,发表了多篇极有价值的论文和多部极有价值的著作,有力地推进了上古音的研究。十多年过去了,学者们经过艰苦的论证,逐步明确:周秦以降的上古汉语没有复辅音声母,不能仿照民族语的复辅音类型给上古汉语构拟出规则的复辅音结构形式。这场讨论影响深远。201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一平和沙加尔(William H.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的《上古汉语新构拟》(Old Chinese:A New Reconstruction)一书,尽管这本书的拟音对比白一平、沙加尔原来的构拟,除了删去学界业已指出的几个错误,并没有作多少改动,书中仍硬伤累累,从微观到宏观都缺乏必要论证,不是一部成功的著作;但是白、沙二人没有宣称仿照民族语的语音类型给上古汉语拟音,也没有宣称仿照民族语的复辅音类型给上古汉语构拟出规则的复辅音结构形式,明确提出根据上古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借词和汉语方言的存古形式构拟上古音。尽管他们在构拟实践上几乎原地踏步,理论和实践有所脱节,但在理论上对比郑张的《上古音系》有所进步;就这一点说,还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作者丁启阵曾于2000年由澳门语言学会出版了《论古无复辅音声母》,论证上古汉语没有复辅音声母,但是印数少,大陆学者见到的不多。他还于2002年发表《论闽西北方言来母s声现象的起源》,2006年发表《“复辅音”说的四个问题》,都非常明确地反对给上古汉语构拟复辅音声母,时有新见。现在丁启阵的《复辅音说辨正》一书即将付梓。这部书稿有五部分内容,依次为“复辅音说未成定论”“复辅音研究的观念问题”“复辅音的论证方法”“主要材料的讨论”“四种现代方言现象的讨论”,主要从理论上证明:赞同复辅音说的学者提出的那些材料,都不是用来论证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的可靠证据,都可以从单辅音的角度作出构拟。作者的讨论有新意,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行文不板滞,具有可读性。

我读了他的这部书稿,对丁启阵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特别感兴趣:第一,作者在分析汉语演变时区分“音素”和“音素内部区别性特征”这两个概念,指出语言中由一个音素变成另一个音素,实际上都可以分析为某个或者某几个区别性特征的转换。应用在古汉语研究上,就可以表述为:异声的形成有可能是音素内部区别性特征发生了改变;而复辅音的构拟基本上都是中古音素简单的排列组合,都把音素当成了语音演变的最小单位,设想的演变方式是音素组合的裂变。作者批评这种构拟是简单化的作法,认为复辅音论者忽视了语音构造规律对汉语演变规律的影响:一个音素的变化,决非只有简单的脱落或者分裂,它还可能因为受到构造规律的影响而从A变易为B。这跟我们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声母不同部位之间的相通不必用复辅音去解释,应该承认有些特殊相通是从某一个部位的单辅音变成另一个部位的单辅音,既往的复辅音构拟严重忽视了这种变化模式。作者的这种见解有积极意义。

第二,作者对利用现代汉语方言的一些特殊现象(如分音词、闽方言的一些特殊音变等)作为构拟复辅音声母的证据作了有力驳斥,很有说服力。白一平、沙加尔的《上古汉语新构拟》一书为了维护他们以前的构拟,同时看到仿照民族语的语音类型给上古汉语拟音的作法在今天很难站住脚,退而求其次,有选择地以罗杰瑞(Jerry Norman)的所谓原始闽语构拟作为定论,去构拟上古汉语。罗杰瑞的构拟对他们的古音构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他们对批评罗杰瑞的构拟的其他意见,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根本不提及,没有作任何有力的辩驳。这是很不科学的。本书作者丁启阵本世纪初就论证不能用闽方言作为构拟上古汉语的根据,对罗杰瑞等人的构拟作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然而白、沙的新书根本不提,不知何故。现在,《复辅音说辨正》一书在作者既往研究的基础上,详列各家对闽方言构拟的分歧所在,作进一步梳理、分析、加深。这对认识白、沙新构拟很有好处。我看了丁启阵的这部新著,回过头来再看白、沙的新构拟,深感他们二位对利用汉语方言构拟汉语上古音方面的作法很草率,不足为训。

当然,白、沙的构拟,还借助了所谓的“借词”,实际上有相当一些“借词”是将原来看作同一语系同源词的那些词换一个角度看作借词,以此来维护先前的上古音构拟。但是他们在使用借词来构拟上古音时,对这部分借词的认定、借词的时代性、借词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被借语言的语音信息以及具体材料的处理上都存在相当多的可议之处,白、沙的新书对借词材料的运用也很不成功。《复辅音说辨正》一书对借词在构拟复辅音中的功效有所涉及,但讨论得略显单薄。

第三,作者注意到,学者们提出的用来证明甲声母和乙声母特殊相通的所谓反映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一些文献证据,都可以在现代方言中找到类似乃至对应的现象,现代方言间这些特殊相通关系的现象,其实都可以用方言间单辅音对应和共时语音演变进行解释,不必假设为复辅音分化和历时演变。这就从类型学角度论证不必为上古汉语构拟复辅音。

作者还将上古音构拟、汉藏诸语言、现代方音结合起来考察,对利用所谓汉藏语构拟上古音的作法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批评,也很有见地。现代汉语方言没有复辅音,这对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学者很不利。为了维护上古复辅音的构拟,复辅音说者只好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将利用汉藏诸语言构拟上古复辅音时早已抛弃的历史观重新拾起来,坚称要坚持历史观,不能因为现代汉语方言没有复辅音就证明上古没有;一是在现代方言中找复辅音的遗迹,例如分音词,例如浙西、粤西、海南的先喉塞音等等,证明现代方言有复辅音,也不管这些方言的所谓“复辅音”跟构拟的上古音是否一回事,只要能搪塞一些人就行,从而为他们的复辅音构拟当保护伞。《复辅音说辨正》一书注意到现代方言没有复辅音,在此基础上,论证:无论从时间的远近,还是语言的亲疏关系,现代方言跟上古汉语之间的关系都要比汉藏诸语言内部其他亲属语言亲近得多。因此,撇开现代方言,大谈藏缅、壮侗语言同源词,来构拟上古复辅音,这种作法是有问题的,有强材料以就我之嫌。

《复辅音说辨正》一书对于古有复辅音说的批评是有根有据的,也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对推进汉语上古音研究有积极意义,因此我很乐意向广大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