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的通信
一 侯旭东致何兆武的信
何先生：
您好！
我叫侯旭东，是师大历史系何兹全先生的博士生，现已毕业，到社科院历史所工作。近来拜读先生《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反复体会，略有所感；不揣冒昧，特去信向先生请教。
先生大作乃是近年来关于历史、历史学性质研讨中最出色的一篇，其主要观点，如强调史家个人主观思想、感受能力在史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指出史学处于不断变化与被改写的过程中，是超科学的；以及对盛行已久，且几成为贤愚之常识的认识上的反映论与逼近绝对真理说的否定，看似“离经叛道”，细绎之下却又极合情中理，是经得起检验推敲的结论。这些看法应当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尊著亦值得每位史家认真研读。
此外，以鄙意度之，尊著中似亦有若干须进一步思考之处。如将历史称为“过去发生过的事件”，这虽是引的习说，似为先生认可。我想这一概括并不全面，历史内容绝不仅仅是事件，不知先生以为如何？这是其一。
其二，尊著从哲学的高度立意，重点考求历史学的性质及史家与历史（研究）间的关系。“史家”作为“类”的抽象，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个人，故文中落脚点只是史家个人的思想、心灵感受、价值观与生活体验这一层次，未能进一步索求史家个人主观因素的来源与成因问题，也未涉及同一时代史家群体及群体与个人之关系，多少有些遗憾。
鄙意以为，史家思想的来源问题实际是史家个人与其生活时代的关系问题。史家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一方面得自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来自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体验。换言之，是来自现实的社会实践。同一时代的史家间水平有高下，主要在于史家思想水平、体验能力的高下；而这，实际取决于史家个人社会实践程度的深浅与范围的大小。整体上看，一个时代的史学别于另一时代，在于史家整体思想水平的差异。这亦根源于社会的发展、实践的发展。正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史家思想亦不断变化，史学也因之不断地被改写。我们常说的时代局限性与思想局限性，均源于实践的局限性（当然，社会实践的制约作用并不限于制约史家思想高度一点，亦制约史料的发掘与利用，当另论）。就现实中的史家个人言，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同时，更需要深入现实社会，了解生活，唯此才有可能具备更高的思想水平，也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历史，其所“构想”的历史图像也才能超过前人。正如布洛赫所强调的，史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通过现实生活，才可探求历史。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略陈管见，望先生不吝赐教。
恭祝
夏安
侯旭东 叩首
1996年7月28日
二 何兆武复侯旭东的信
旭东先生：
手教奉悉，辱承过奖，愧不敢当。拙文系一急就篇，因去岁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拟出一拙著文集，匆促之间尚需草一序言，聊以塞责，故草成此文；当时未经深思熟虑，全文均系就日常常识立论，全然不合学术之规范。日常常识似是太阳自东方升起，但就科学立论则系地球旋转也。每想深一步认真写一小书，然限于水平、时间与精力，恐难期以实现。
您的意见，我大致同意；如欲充分展开，则非三言两语所能尽也。我所说的历史事件即是思想事件。事件而无思想，则只是自然事件而非历史（人文）事件矣。山崩海啸只是自然事件而非历史事件，如写入史书，则必以此等事件之影响于人类历史（人文史）者为限。
史家个人的思想与见解，当然要受到时代与环境的制约。但这个问题乃是史学史的问题，而非历史哲学的问题。任何学科或科学均须受时代与环境的影响，但时代与环境的影响乃是历史学的问题（如数学史的问题）而非科学（如数学）问题，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毕达哥拉斯是哪个阶级？这是个历史学的问题；毕达哥拉斯定理正确与否，则是个数学问题。杜甫是哪个阶级，代表或反映了什么政治利益，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诗句何如，则是一个艺术问题。不同的问题应该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分别讨论，不宜混为一谈。一个思想理论的命题，固然有其时代性的局限，但同时又不受或不完全受其局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固然有时代性（例如，他不会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1），又复有其超时代性，即无论哪个时代（奴隶、封建、资本、社会）均是如此也。这乃是历史学本性的两重性之所在，古往今来之哲人，似乎只有康德于此独有其精辟的见解，此其所以为不可及欤！鄙见如此，未审尊意以为何如？
不知您何时入历史所工作？我于1956—1986年在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了整整三十年。中学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亦是师大校友，至今每年尚有一次返校活动。与您前后同学而兼同事，可谓有缘。何兹全先生与家姊同学，见面时请代为致意。此叩暑安！
何兆武 拜上
1996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