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科学的时代。在我们的生活中，科学几乎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概念。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企业，在做出重要的决策之前，总要向科学家请教，就像远古时代的人请教巫师或中世纪的人请教牧师。

但是，科学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它不断地被人们提出，却至今没有公认定义。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是指16世纪中后叶以来，由伽利略、哥白尼、笛卡尔、牛顿等科学巨匠开创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实际上，现代科学只不过是近代科学的一个自然延续，而近代科学则与古代科学一脉相承。在古希腊人那里，就开始探究宇宙本质的活动，用文字记录了他们的思想，并且在学院里传授这些思想。

其实，正如语言不过是人的创作，是作为人各种感觉的延伸一样，科学也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的延伸。只要记住了这一点，就不难把握科学的本质。换言之，科学和科学活动的优点和缺陷都与“人”的特点相联系。

关于“科学”的传统解释与现代主流观念

近代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科学就是追求真理的活动，现代科学的最高目标是成为“自然之镜”。科学家相信，他们所生产的科学知识，应该像一面明镜般，忠实地反映出自然世界的“实在”（reality）。科学知识告诉我们的，就是自然世界运作所依据的真实规则。它独立于每个个人的主观意见，以及党派、宗教、利益、阶级、权势、传统等社会文化因素。自然将对所有人说唯一的一种真话，而科学是发掘这一真话的唯一有力工具。因为科学所研究的，是那个独立于社会人心之外的大自然。这种观念历史悠久，基于这种认识，科学的发展必定带来人类社会的无限进步。因此，在1620年，培根发表了《新工具》（The New Instrument）的科学宣言，提出“知识就是力量”。

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就是一个杰出代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67]鲜明地反映了启蒙时代的历史观、科学观。在书中，他努力地想阐明什么是历史发展规律、阶段和动力，表达了在科学快速上升时期人类的乐观情绪。

大约从19世纪中期开始，流行的科学哲学的公认观点认为：“够格的科学理论应该满足一整套标准，比如内在的一致性、朴素、完整性、假定的经济性、解释的通用性，也许甚至还有蕴涵和现实的贴切性。”^[68]而科学研究的一般模式则是这样的过程：“科学考察是从对事实的自由而无偏见的观察开始的，接着又对这些事实进行归纳推理而形成一般规律的公式，最后进一步归纳到更广的一般性，形成人们所称的理论；最终又要把规律和理论的经验结果同所有观察过的事实，包括最初开始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来核对规律和理论的真实内容。”^[69]

A. 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中说：“科学知识是已被证明了的知识，科学理论是严格地从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科学是以我们能看到、听到、触到的东西为基础的。科学是客观的。科学知识是可靠的知识，因为它是在客观上被证明了的知识。”^[70]

概括地说，传统与主流的（也是“现代性的”）科学观是这样的：第一，把科学看作真理的同义语；第二，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第三，科学事实和科学理论是靠“眼见为实”建立的；第四，用非此即彼的观点看待科学的社会作用和价值。

总之，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科学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要寻求一个符合理性的普遍图式。甚至马科斯韦伯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罗杰豪歇尔（Roger Hausheer）在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一书的导言中极好地表述的那样：‘他们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普适的统一框架，在这些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他们寻求广泛的结构，这结构中不应为自然发生或自动发展留下空隙，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应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可以用不变的普遍定律来解释。’”^[71]

现代人对科学普遍持有一种十分推崇的态度，并且爱屋及乌，转而产生了对科学家的崇拜。正如“科学卫士”列维特指出的：“绝大多数的民意测验告诉我们，科学家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慕。在所有的职业中，科学家几乎是最受公众尊重的职业之首。”^[72]列维特认为，现代科学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了光明，然而却像受到天界之主宰——宙斯的处罚那样，处于“反科学思潮”的围困之中。对于列维特的这种观念，我们只需记住彭加勒的话：“对于一个浅薄的观察者来说，科学的真理是无可怀疑的；科学的逻辑是确实可靠的，假如科学家有时犯错误，那只是由于他们弄错了科学规则。”^[73]

关于“科学”的深层解读

但是，上述观点虽然构成了主流，却也还是有一些非主流的声音。传统的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是正确的吗？进一步而言，我们是否能够期待它将带给我们的有用知识？

小摩里斯N.李克特在《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一书中这样评价：“科学暂且被定义为一个过程，或一组相互关联的过程，通过这个或这组过程，我们获得了现代的、甚至是正在变化之中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通过这个过程获得的知识可以被称为是‘科学的’，而且在某个时期被认为是科学的知识很有可能在以后被认为是过时的。”^[74]而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更是强调：科学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的确，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完全否定科学的社会价值，但是，如果确如李克特所说，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那意味着什么？所谓文化，是指由知识、信仰、价值观和实践方式构成的一个稳定共享的协调体系。众所周知，人类文化是多元的，每一种文化都依存于特定的历史形成的生活方式，有着自己独特的制度和行为模式；文化是变化的，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文化的变迁和演进，各种文化都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文化是具有区域性的、民族性的，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具有相异的文化内涵。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意味着剥去了它“客观性”、“真理性”的外衣。因此，对知识、科学的考验，不在于究竟是否真实，而在于是否能让人类得到力量或权力。

没有人能够否认，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的建构或创造物。看待任何社会问题，恐怕也只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围观的人，心里明白，只是一言不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其中幸灾乐祸者有之，明哲保身者有之，还有不少是纯粹的麻木不仁。第二种就是那个说了实话的小孩子，他们是极少数，他们轻则遭冷遇，或者被驱赶，重则被禁闭、被消灭。第三种人当然是那两个裁缝，他们说，皇帝明明穿着衣服。阿尔温托夫勒指出：“一些学者把科学描绘成是由其自身的内部逻辑所推动的，是出色地从其周围世界中孤立出来，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发展的。但是许多科学的假说、理论、隐喻和模型（不论科学家作出怎样的选择：是研究还是忽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形式都是由来自实验室外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所决定的。”^[75]

据说，薛定谔有一次写了下面这段话：“有一种倾向，忘记了整个科学是与总的人类文化紧密相连的，忘记了科学发现，哪怕那些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于掌握的发现，离开了它们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也都是毫无意义的。……尽管深奥难懂的闲谈可能会在那些乐于孤立的专家群内部继续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注定要萎缩和僵化。”^[76]

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数学家爱丁顿^[77]则更为惊世骇俗，他认为，科学是主观的，是纯粹的虚构和捏造，科学是我们嵌入或投射到自然界的。“我们业已发现，在科学进步已经达到的最远处，精神不过是从自然界中重新获得它自己嵌入自然界之物。在未知的海岸边，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脚印。于是便设计出一种又一种的深奥理论去说明它的由来。终于，我们成功地再造出脚印的主人。嗳，原来就是我们自己。”^[78]

科学史学家杰里拉维茨在《科学知识及其社会问题》（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ms，1971）中写道：“在当代整个科学实践中，人们可以辨认出四大问题重重的范畴：以次充好的科学、企业化的科学（获取经费）、鲁莽的科学和肮脏的科学，它们又全部与失去控制的技术有关。”^[79]

关于科学的实在性，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理论的真假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现实世界，或者说，关于现实世界的事实。但是，这也许只是一种构想或理想。法国社会学家布鲁纳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构建》（1979）是一部很著名的科学建构主义研究成果。他们是从人类学方法论立场出发来构建其科学的社会理论，关心的不是科学研究的规范的社会结构问题，而是现实中的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他们认识到，自然的东西只有通过社会行动者的定义与解释才能进入科学。他们证明：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出来的，“实在是能够被建构的”。用他们的话说：“其实，现象只依赖于设备，它们完全是由实验室所使用的仪器制造出来的。借助记录仪，人们完全可以制造出人为的实在，制造者把人为的实在说成是客观的实体。”^[80]“原始事实完全可以用它们的社会建构的语汇来理解。”^[81]因此，他们用“建构”这个概念而不用“发现”。现代科学既制造科学“事实”，也制造科学“真理”。

当然，即使我们看到了上面这些解释，也不足以全面地概括科学的完整性质。从完整的意义上讲，现代科学有如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所说：“它包含着所有这些要素。它的确是哲学的、专门的、竞争性的、探索性的、多元的、信息化的、体制化的、经济的、进步的事业。……科学既是个体性的，也是集体性的，既是自由无约束的，也是科层体制化的；既是权威性的，也是可修正的；既是开拓创新的，也是高度保守的；既是能人统治的，也是寡头政治的。”^[82]因此，如果说关于科学的各种解释中，有一些尚显有些极端，因而需要我们有所保留地接受，那么至少可以说，对于当前“科学”认识上的各种争议、各种不同态度，不能简单地否定任何一方。

现代“科学主义”盛行

科学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现代”观念。所谓“现代”，大致地可以理解为从近代开始产生、在现代广为流行的主流观念。现代社会中的各个领域，不只是科学领域，都几乎完全被“科学主义”所占领。

科学主义主张以（自然）科学作为知识基础，把自然科学看作知识中价值最高部分，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简单地推延到社会生活中来的哲学观点。要求其他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效仿自然科学。

唯科学主义是指“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信念”，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一种主张”。在各国，唯科学主义有多种变形。

当科学成为一种“主义”，其中也就必然蕴含着一些问题。因为人类对自身、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不仅无法穷尽，甚至可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因此以“科学”加“主义”的名义去号令一切，于是许多东西便在这些科学家的眼里成为迷信，最终成为糟粕，成为必须舍弃的东西。

我们相信，抛开科学家去谈论科学，就会流于片面，就会沦为形而上学的推理，是不可能得到正确无误的答案的。大多数为科学辩护的人正是如此。正如盖尔曼所指出的：“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毕竟是人。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负、经济私利、个人方式、信念与惰性等的影响。一个科学家可能试图剽窃，或为了私利而有意发起一项毫无价值的计划，或姑且承认一个传统的观点而不去寻找一个更好的解释。还会时常发生这样一些事情，科学家们甚至修改他们的实验数据，犯下了他们职业领域内最严重的禁忌之一。”^[83]

目睹了20世纪科学和技术的空前进展，彼得科尔斯看到，对知识的追求把科学家带入远离日常经验的领域，只有用昂贵的实验设备才能达到这个领域。他对大科学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社会学冲突提供了迷人的洞察。他说：“许多现代科学家本身正在和真理做危险的游戏以便在获取稀缺的研究经费的残酷争斗中分一杯羹。这样做可能会有短期的利益，例如得到某些实惠和在电视上露脸，但是长期看，对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只能更糟。……像牧师一样的被歪曲的科学家形象只可能导致异化，进一步失去公众的尊敬。科学不是宗教，也不应该佯装宗教。”^[84]

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看科学

到20世纪60年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得到了世界的拥抱，“范式转移”的概念得到广泛接受。科学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在《库恩与科学战》中指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宣告了以下概念的终结：（1）实在论（Realism）：科学是找出关于一个实在世界的一种努力尝试；关于世界的真理不管什么人怎么想都是真的；科学的真理反映了实在的某个方面。（2）划界（Demarcation）：在科学理论和其他信念系统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区分。（3）积累（Cumulation）：科学是积累的，并且是建立在已知的东西之上的，爱因斯坦理论是牛顿理论的普遍化。（4）观察者—理论的区别（Observer-theory distinction）：在观察报告和理论陈述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差别。（5）基础（Foundation）：观察和实践提供了为假说和理论做辩护的基础。（6）理论的演绎结构（Deductive structure of theories）：通过从理论假设中演绎出观察报告来对理论进行检验。（7）精确性（Precision）：科学概念是相当精确的，科学中所使用的术语具有固定的意义。（8）发现和辩护（Dis-covery and justification）：发现和辩护有不同的语境（contexts），我们应将作出发现的心理的或社会的环境与为已经作出发现的事实之信念进行辩护的逻辑基础加以区分。（9）科学的统一（The unity of science）：应当有一门关于一个实在世界的科学；较低深度的科学能够还原为更具深度的科学：心理学可以还原为生物学，生物学可以还原为化学，化学可以还原为物理学。^[85]虽然，我们说《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本身确实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从该书开始的一股后现代思想洪流，却足以摧毁任何虚构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在对“科学”性质的认识上，其他后现代思想家还提供了许多更激进，也许是更深刻的观点，它们确实不是没有道理的！

保罗费耶阿本德^[86]，可以算作一位牛人。他曾经在不同的时期，生活于英格兰、美国、新西兰、意大利、德国，最后来到瑞士。他以科学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对普遍的方法论规则而闻名，他的思想影响了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是一位发现了现代科学身披“皇帝新衣”的人，也是科学队伍中一位孤独的勇士。

按照费耶阿本德的观点，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是一项投机者的事业。伽利略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强调，当代科学不仅已经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社会霸权，即所谓的“唯科学主义”。他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写道：“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消除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对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传统所造成的障碍，以便做好准备，将专家（科学家）本人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87]

哈贝马斯在1968年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的演讲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他说道：“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一种政治秩序总要求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正义的存在物加以认可，而合法性意味着它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样去做。一种合法的秩序理应得到承认。”同样，福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把权力、文化与社会秩序看作相互支撑、相互肯定的现象。

在当代，科学与技术已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哈贝马斯不仅对老式的意识形态持否定的观点，即他把意识形态看作“虚假的意识”，意识形态意味着歪曲、掩盖甚至欺骗。而且，他对科学技术的新意识形态更为不满，认为它比老式的意识形态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

根据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所谓的“现代”世界观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它使科学、技术和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它没有阻止（或许甚至是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分裂、虚无主义和毁灭的产生”。

福柯则指出：“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蕴含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88]也就是说，知识就是权力。

正如人们所普遍看到的，牛顿力学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于直接导致了机械自然观的盛行。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新时代的宗教——称之为“科学万能教”！

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而所谓的科学“知识”乃是人们戴着“科学”的眼镜所“管窥”到的外部世界的点点滴滴，它反映或隐含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中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科学真理”本质上具有价值观负载和自我指涉，因此，科学家的话语，不能够断言它们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