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路人影(蠹鱼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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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谈《梁启超家书》

在报纸上看到对郑培凯先生采访的文章,内容是,他年轻的时候轻视传统文化,叛逆心很强。出国留学后渐渐意识到传统的意义,开始研究古代遗产的精义。他的结论是,你可以不喜欢传统,但不可无知。而我们的教育对传统的态度,是有问题的。这使我感到,自从儒学式微,中国的教育一直处于摸索的阶段。新式的教育模式如何合理地处理心性与智性的关系,人们争论不休。早有人说,五四之后,中国的新教育破坏了文化秩序,把古老的遗风破坏了。所举的例子之一,是梁启超的家教如何成功,而鲁迅的那套则不行,他的方式,不及梁氏有效。新文化大师的后人中,几乎没有杰出的人物。

解玺璋兄近来编辑的《梁启超家书》,也涉及这个话题,其间的导读文字,别有深意。他是非学院派的学人,对梁氏其人其文的领会,都有新鲜的地方。为梁启超的尺牍作注,是还原历史的一个步骤,但归根结底是在为今人做一个人生观的说明,在功利主义教育盛行的时代,梁氏留下的遗产,倒可以反衬出我们教育模式的一些问题。

梁启超被持续关注,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和他子女的骄人业绩亦大有关系。他几个后人的成就,也显出其精神背影的特别。有人据此研究他家教的成功,写过许多有趣的文章。我读他的家书,感受到其家教特别的地方,儒家的意味固然多,现代性的理念也未尝没有。倘若作生平史料或个人心史来读,也是可以的。这在那个时代,也确乎是一个特例。

《梁启超家书》刊载了梁氏致九个子女的信件,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按时期编序,其中附有《三十自述》《双涛阁日记》等。梁氏与子女的对话,显得耐心、亲切,学问与趣味均在,个性和情怀都刻印在字里行间。新文化运动前后,流行的思想很多,但他似乎养成了一种定力,不以流行的思想培育后代,推荐给孩子的多是古书,“四书”《史记》《资治通鉴》均有,苏轼、韩愈的文章常被提及,其知识结构和趣味也让人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梁启超与孩子谈读书,都是在世界背景下,不都是啃古老的骨头。即以现代人的思维发现古人。而且,一面警惕读书中的八股意识,另一面也防范新学中狭隘的专业视角。古今中外不是绝对隔膜的,天下有用的知识均可入法眼,且能以寻常之语道之。大量的尺牍,传达的是读书之乐、工作之乐和生活之乐。让孩子分享自己的精神愉悦,但也不掩饰人生的挫折,能把黑暗的现实呈现出来,如何应对、怎样克服,都一一交代,且以真挚传染后人。在表达读书之乐的同时,又能以危机意识加以提示,使孩子们不要忘记处于忧患之世。他偶尔也把自己的苦楚、不安告诉家人,人间世原也是大的苦海,有己身的本领,方可渡过劫难。而其办法,就是知识与修养、品德与境界的提升。

五四之后,新文人把旧式教育的弊端写得清清楚楚,而梁启超却没有选择完全抛弃传统的道路,而是以新方法激活古代的知识,用心性的自然去吸取营养,告诉孩子古代遗风,亦可增加暖意、强化意志、塑造精神。涵养于儒林之中,超乎世俗之外。但倘不知俗谛,则会迷失于文字之中,成为无用的呆人。梁启超深知其间的道理,能把读书与生活一体化起来。书中之人与人中之书,在他的视野里是立体的存在,较之同代的书生,是颇熟悉育人的内在逻辑的。

读梁氏的文字,能感到气魄的大,家教里没有酸腐的气味。从私的角度看公的世界,又在公的世界瞭望己身,构成了梁启超尺牍的一个话语逻辑。他和孩子交心,没有盛气凌人的资态,谈世道人心,能把自己摆进去。比如言及佛教所说的“业”和“报”,能以自身体验展开话题,告诉子女人的“自性”的重要性。他很少讲成功学,而是把应对困难作为话题的核心。在信中,他常常要求子女多接触域外的文化,到各国看看,从多个维度思考问题。在谈天说地间,将认识世界的快乐,与衣食之乐并举,全无说教气,保全了儒家的美质,又能将现代观念引入青年人的生活,那效果,是与传统的儒学教育有别的。

解玺璋在导论里对比鲁迅与梁启超的家教,认为前者乌托邦的地方殊多,后者是切实可行的。今天的家长,倘舍梁氏而趋鲁迅,大概将得到失败的结局。其实我自己看来,鲁迅讲以幼年为本位,也未尝不对,梁氏不恰是如此么?鲁迅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针对的不是梁启超这样的人,而是还处在蒙昧中的人群。鲁迅和梁启超教育方法优劣,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窃以为在教育上没有一个通用的模式,通往成才的路,总是无数的。

汪曾祺有一篇文章叫“多年的父子成兄弟”,既无鲁迅殉道般的悲壮,也不作梁启超式循循善诱之状,讲的是“散淡”的父子关系。精神的生长靠生活方式的传递,人性健康的因素和智性的因素在温情的氛围里是可以传染的。家教之道,真的不一。鲁迅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一境界也;梁启超的“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以古涵今,二境界也;至于汪曾祺那种“无疾言厉色”“没大没小”的方式,可算是第三种境界吧。上述三人,都是古今皆通,又深味中外的作家。第一种境界逆环境而求生存,非常人可到,后两者则在适应环境中寻求自我的生长,也是逆俗的选择。梁启超的家教经验,看似古老的东西多,实则已经过现代“新民”思想的沐浴。因为知道域外文化的优劣,故能明国故的短长;也因为知道国故的短长,所以放孩子到更宽阔的舞台去,得到了东西方文明中最美的遗存。毕竟我们的教育回到儒教的老秩序中去,其实已不太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