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语境决定修辞语义表达

从内涵上说，语用环境是指影响和制约修辞语义表达和理解的一切可能因素的综合体，简称为语境。从外延上说，语境包括上下文、前言后语、时间、地点、场合、境况、自然物、话题、事件、目的、情绪、对象、关系、体态、语体、风格、社会心理、时代环境、思维方式、民族习俗、风土人情、文化传统、认知背景、修辞主体、思想内容等所有语言内的和语言外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也就是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四个世界的因素。换句话说，四个世界的所有因素都有可能有选择性地构成某个具体的语境。只不过，要看对修辞语义的表达是否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而这种制约和影响作用有些是可以为修辞主体认知到的，有些则未必能被认知得到。语境作为由各种要素所构成的综合体，具备了生成和解释功能、暗示和引导功能、创造和过滤功能、省略和补充功能、协调和转化功能等，因此对修辞语义表达具有必然的制约与影响作用。比如随着传媒的不断发展，商家对广告用语的制作越来越用心，越来越要考虑受众的解读语境。例如以下家喻户晓的广告用语：

科技以人为本（诺基亚）

让我们做得更好（飞利浦）

长城烽火，传信万里（西门子）

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联想电脑）

荣事达，时代潮（荣事达电器）

永远的绿色，永远的秦池（秦池酒）

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美菱（美菱冰箱）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澳柯玛冰柜）

轻松爽洁，不紧绷（碧柔洗面奶）

中华永在我心中（中华牙膏）

补钙新观念，吸收是关键（龙牡壮骨冲剂）

播下幸福的种子，托起明天的太阳（种子酒）

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

我的眼里只有你（娃哈哈纯净水）

远大，开创中央空调新纪元（远大空调）

新春新意新鲜新趣，可喜可贺可口可乐（可口可乐）

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

福气多多，满意多多（福满多方便面）

清清爽爽每一天（娇爽卫生护垫）

从更大到更好（长虹电器）

清凉舒爽，全家共享（六神沐浴露）

家有三洋，冬暖夏凉（三洋空调）

足及生活每一天（搜狐）

像这些广告用法都给商家带来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应该说这些广告文本的创制无论从表达角度看还是从接受角度看，都做到了恰到好处，都是很不错的广告用语。从语境角度看，这些广告文本修辞语义的输出与理解，都要靠受众和商家拥有共同的语境条件，通过对相同语境条件的利用来创造并接受和理解广告用语所蕴含的语义和情感。也就是说，语境对表达和理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受众与传播者之间没有相同的语境，反而存在着差异，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广告用语的误读，这样也就不会有很好的传播效应。

语用环境作为由各种语境因素所构成的综合体，对修辞语义表达具有必然的制约与影响作用。从语用环境角度来说，只有得到了一定语境条件的支持，才能够顺利进行修辞语义表达，从而创造相应的修辞话语，实现修辞语义表达的最终目标；从修辞主体角度来说，只有尽可能充分利用特定的语境条件，深入发掘语境的潜在功能，才能够在修辞语义表达中获取相应的修辞效果，达到一定的修辞预期，并实现对修辞话语的准确解读。所以，语用环境支持和语用环境利用说到底是一回事，都突出了语境在修辞语义表达中的重要作用，只不过立足点不同而已。基于这种认识，以下主要从五个方面来综合论述和求证修辞语义表达中语境条件的有力支持以及修辞主体对语境条件的主动利用。

一、语境决定了修辞语义表达行为的实现

用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言语交际，修辞语义表达行为事实上也存在着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从语用学角度来看，言外行为其实就是说话人的一种交际意图，包括表态类言外行为，如赞许、警告、恫吓、威胁等；宣告类言外行为，如宣布、通知、通告、宣判等；指令类言外行为，如指示、请求、要求、建议、邀请、命令等；表达类言外行为，如祝贺、道歉、感谢、埋怨、疑问等；阐述类言外行为，如陈述、断言、报道、说明、描绘等。从修辞学角度来看，比照语用学的上述界定，言外行为其实就是修辞主体的修辞动机通过修辞同义修辞手段载体所凸显出来的潜在修辞功能转化，包括表态功能，如赞许、警告、恫吓、威胁等功能；宣告功能，如宣布、通知、通告、宣判等功能；指令功能，如指示、请求、要求、建议、邀请、命令等功能；表达功能，如祝贺、道歉、感谢、埋怨、疑问等功能；阐述功能，如陈述、断言、报道、说明、描绘等功能。根据语境来调控修辞语义表达行为实际上就是在语境的帮助下，对既有修辞动机和修辞目的进行适宜的综合平衡，在一定语境条件下落实修辞语义表达行为潜在修辞功能的显性化，以实现修辞主体的修辞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语境条件，便会有什么样的修辞语义表达行为；有什么样的修辞语义表达行为，便会有与之相匹配的语境条件，语境条件决定了修辞语义表达行为的实现。

修辞语义表达是在一定语境条件下的一种表达，是修辞主体出于一定的修辞目的而实施的修辞行为。按照学界给出的语境内涵，修辞目的本身就是语境的重要构成要素。所以，当修辞主体在特定的修辞目的驱动之下实施修辞语义表达行为时必然要考虑各种语境因素的综合制约和影响作用，由此来决定或调控如何来实现修辞语义表达行为潜在修辞功能的显性化。比如，修辞主体建构“那边有汽车”这句修辞话语，由于语境条件的决定作用，在不同的语境中所表现出的修辞主体的修辞动机是不同的，由此而凸显的修辞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表达主体是为了提醒接受主体注意安全，那么这句话具有警告、提醒的功能；如果是在练车场上，表达主体是为了让接受主体知道可以练车了，那么具有指令功能；如果是在练车场上，表达主体是为了告诉接受主体练车场上已经有汽车了，那么具有告知功能；如果是在拥挤的马路上，因为交通堵塞没法通过，必须绕道行驶或停车等待，以表示歉意，那么具有道歉功能；如果是对提问的答复，则具有陈述应答的功能等等。显然，以上这些不同修辞功能的凸显都源自于各不相同的语境条件，不同的语境消解了建构这句修辞话语的修辞动机，影响了这句修辞话语所潜存的修辞功能，语境的动态性决定了修辞话语功能的多变性。如果不把修辞话语放在具体语境中，那么即使从理论上说功能是无限的，但实际的功能也是空灵的；如果把修辞话语置于具体语境中，那么由于语境的相对无限性，则必然会带来功能的相对无限性。说到底，修辞主体实施修辞语义表达行为建构修辞话语，究竟完成了什么样的言外行为，也就是达到了何种修辞目标以及实现了何种修辞功能，那要看是在何种语境中进行的，需要根据语境来作出判断。

二、语境决定了修辞语义表达策略的选择

我们可以把修辞语义表达策略分为动机性策略、载体性策略、功能性策略、领域性策略、条件性策略五种类型性策略及其多样化的具体策略。在这些类型性策略中，条件性策略其实就是语境策略。这意思是说，语境既是修辞语义表达的必有条件，同时它自身也可以作为修辞语义表达的重要策略。

语境不仅决定实施何种修辞语义表达行为、建构何种修辞话语，而且还能够决定修辞主体在实施修辞语义表达行为的过程中采用何种修辞策略。因为策略设计和选择是否正确、是否优化，直接影响着修辞效果的得体与否以及得体程度的高低，所以策略的合理设计和优化选择是修辞主体在实施修辞语义表达过程中的必然考量项。而策略的设计和选择是技巧性的，需要修辞主体对相关语境条件进行充分的认知与慎重的把握，然后才能够作出正确的决断，因此策略的设计和选择与语境条件的合理有效利用具有密切关系。离开语境奢谈所谓的策略设计和选择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一定语境中设计并选择适宜的策略才有实际的作用。无论是什么样的策略类型及其下位的具体策略，只有运用到具体语境中的时候其“策略”性能才会被激活，才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对策略作出合理的取舍。在购买车票、商场购物、演讲辩论、涉外谈判、会晤外宾、接待客人、课堂教学、饭后聊天、商贸往来、文学创作、公文拟制、新闻传播、科学研究等不同的交际领域或场合，策略的设计、选择和利用是不同的。所以，某种策略的设计和选择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要根据语境的变化作出适宜的调控。语境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带来策略的改变，但究竟要不要改变或调整，最终还是要看是不是和相应的语境相适应。能够适应，则不必调整，因为此时的策略并不过时，其作用照样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不能适应，则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因为只有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顺应语境的需要，满足修辞主体对策略的不同期待。比如：

靳开来擦了擦发湿的眼睛：“连长，我说句掏心话，全连‘光荣’了，我都不会过分伤心，为国捐躯，打仗死的嘛！唯独你，如果有个万一……你那白发老母亲，还有韩玉秀怎么办……”（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

该段话语虽然都出自靳开来一人之口，但前后所采用的修辞语义表达策略是有变化的。“全连‘光荣’了”运用的是幽默策略和忌讳策略，“打仗死的嘛”采用的是直言策略，“如果有个万一”又是忌讳策略。由忌讳策略到直言策略再到忌讳策略的变换，不仅决定于修辞主体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也决定于修辞主体言语交际时心理状态的变化。在汉族人的文化观念中，因为风俗习惯的束缚或畏惧权势心理作祟，往往会对不吉利的修辞话语有所顾忌而改用其他的言说方式，也就是对忌讳策略的适时运用。靳开来虽是一位现代军人，但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又身处前沿阵地，他和他的战友们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在当面劝慰自己的上级时，对“死”一词也是忌讳的。当说到全连死了的时候，采用忌讳策略，选用“光荣”一词既诙谐幽默，表现出一种自豪感，又避免了不吉利词语的出现；当说到为国捐躯、因打仗而死的时候，又表现出军人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所以就采用直言策略；但当说到连长的时候，由于对连长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又采用了忌讳策略并选用了“万一”来代替“死”。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修辞主体内心是复杂的、矛盾的，是处在多变状态之下的。社会时代、传统文化心理、个人心理情绪、上下文、背景知识等语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作为表达主体的靳开来在修辞语义表达过程中对修辞语义表达策略的抉择处在动态变化之中。这就是语境的作用力，这就是语境使之然。

三、语境决定了修辞语义表达手段的构拟

我们把修辞语义的表达手段分为辞元手段、辞位手段、辞节手段、辞篇手段及其下位类型，并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修辞语义表达谋略设计和策略选择，都是要通过语言构拟来完成的，是由依赖于修辞语义表达的话语实体来承载的，也就是要体现在修辞语义表达手段上。

作为中观修辞谋略的修辞语义表达手段，其构拟也主要由语境来决定。具体的上下文、前言后语、背景知识、社会时代环境、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心理、审美观念、阶层意识、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文化水平、修辞目的和动机、修辞主体、具体时间和场合等语境条件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修辞语义表达手段的构拟。在我们看来，言语交际所形成的、最基本的修辞单位就是辞篇，也就是说修辞语义表达所建构的修辞成品是以“辞篇”为单位的。辞篇可大可小，大到一篇文章，小到一个词，所以便有了辞篇、辞节、辞位和辞元等多层级修辞单位的存在。它们既是修辞单位，又是修辞手段。当构拟修辞手段表情达意时，所采用的修辞单位其实也就是相应修辞手段所依附的语言载体。所以，修辞语义表达手段的构拟实际上就是修辞语义表达手段所赖以存在的语言载体的建构，也就是辞元手段、辞位手段、辞节手段、辞篇手段的建构。不管是哪种转化手段的建构，都必须考虑语境条件，必须以语境为参照。尤其是上下文语境、前言后语语境、风格语境、语体语境等语言内语境的决定作用，都是不可忽略的。

语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辞元、辞位、辞节和辞篇等各种转化手段作用的大小，分辨其优劣的程度，并厘清其使用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结合语境来构拟和选择相应的修辞语义表达手段。就辞元手段中的句式手段来说，句式有肯定与否定、主动与被动、陈述与疑问、感叹与祈使、长与短、常序与变序、整与散、紧与松、传统与新兴、文言与口语等之分，它们各有自己的修辞作用和建构规则。在修辞语义表达过程中，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坚持动态观多角度分析各种句式手段的一般特征和个别特征，才能认真处理好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并根据语境来创拟或选择相应的转化手段。句式内部轻重音的调整、语调的把握、停顿的安排、音长的处理、上下句的衔接、前后句的呼应、先后语义的照应等，都需要在语境条件的帮助下才能作出切合实际的布局。就辞元手段中的辞格手段来说，比喻、夸张、借代、双关、对偶、排比、顶针、回环、通感、映衬、对比、层递、比拟等辞格手段的建构和选择，无不受到语境的制约。在某种语境中要不要使用辞格手段、运用辞格手段的多少、在什么样语境条件下才能建构何种辞格手段、在什么样语境条件下不能选用何种辞格手段等，都要结合语境作出判断。法律条文、总结等公文语体语境中，由于自身语体规范的制约，自然不能构拟和选择夸张、借代、通感、双关、比拟等辞格手段；文学语体语境中，由于自身具体语体规范的许可，则经常要利用辞格手段来丰富语言的内涵，提升语言的魅力，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因此辞格手段的利用也就无所不在。当然，这些辞格手段在构拟过程中也不仅仅只是受限于上下文语境、语体语境等语言内语境，还要受到文化心理、社会时代环境、民族文化等诸多语言外语境因素的影响。如：

①她们都打扮得很好，像铺子里的货物。（老舍《月牙儿》）

②这孩子眉清目秀，像太阳一样可爱。（《一千零一夜》）

例①中的比喻，喻体的选择完全符合汉民族文化传统对女性的认知，也与小说所描写的社会时代环境相吻合。在那个时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男性的心理认知结构中，女性的地位是卑微的，所以会把女性当作杂货店里待价而沽的货物。这个辞格手段的构拟充分且合理地利用了语言外语境条件，因此是得体的，获取了相应的修辞效果。例②中的比喻就与汉民族文化背景相差甚远。在汉民族文化心理中，“太阳”具有阳刚之美，是刚烈的、精神抖擞的、充满战斗精神的，而这与汉民族文化心理中关于女性阴柔之美、娇气之美、似水之美的认知格格不入，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个辞格手段是不得体的。例①中的辞格手段所表现出来的语义形象并不美，但却是得体的；例②中的辞格手段所表现出来的语义形象是美的，却是不得体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文化语境的限制。在这里，文化语境是决定辞格手段是否得体的重要参考因子，是决定修辞语义表达手段能否成功构拟的决定性因素。

四、语境决定了对修辞语义内容的把握

在修辞语义内容的表达和理解方面，修辞主体往往要利用语境的功能条件对相应修辞话语的语义内容作出综合性把握。我们知道，有些修辞话语的语义内容非常直白，在特定语境中接受主体一看一听便知；有些修辞话语却并非如此，需要借助于更多的语境条件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和综合知解。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修辞话语，都必须借助于特定的语境条件，才能得到正确、准确的表达和理解。表达主体需要借助于语境来表情达意，把自己建构的修辞话语所蕴含的语义内容准确无误地输送出去；接受主体更需要凭借特定的语境条件来分析、判断、概括、确认表达主体的真实意图。

修辞话语的建构是以传递情感信息和语义内容为己任的，修辞话语都是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的产物。这涉及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形式和内容是二元对立但又辩证统一的关系，形式都是负载一定内容的形式，内容都是依靠一定的形式来传承的，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决定形式。如何才能做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语用环境支持是不可忽视的外在条件，因此需要合理利用。

其一，利用语境条件可以准确表达语义内容，消除多解、歧解和语义偏差现象。表达主体利用一定的形式表达特定的语义内容，往往需要上下文、前言后语、社会文化心理等具体语境条件的帮助，否则容易造成词不达意或使语义内容的表达发生偏差，造成多解或歧解。比如在电视广告节目中，表达主体充分利用现代媒体这个有利条件，设计了“红牛”饮料画面作铺垫，并有上文“汽车要加油”作诱导，从而构拟出了“我要喝红牛”这句话。由于红牛饮料画面、上文“汽车要加油”等语境条件的补足作用，使得这句话的内涵清楚明了，没有任何多解性和歧解性，也不会出现语义偏差，那就是“我要喝红牛牌的饮料”。但是，如果是孤立的一句“我要喝红牛”，就会让人不知所云。因为必要语境条件的缺失，没有语境对语义内容的补足，表达主体说这句话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就很难说清楚。“红牛”是什么？在常态思维中“红牛”怎么能喝呢？“我”又是指代谁？等问题，都一概难以断定。再如：

在这幽美的夜色中，我踏着软绵绵的沙滩，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唰刷声。（峻青《海滨仲夏夜》）

例中，“抚摸”本指用手轻轻地按在物体上面来回移动，但在例中意思是“冲刷、触碰”。这种词义的变异，根本上就在于上文的“海水”和下文的“沙滩”的存在，这两个词的先后出现为读者准确理解“抚摸”的情景意义提供了帮助，也让读者对海边的夜景有了一个整体的感受。海水发出的“温柔的唰刷声”不但与夜景达到了和谐统一，而且正应和了“我”当时的心情。解读时就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条件，引入上下文语境策略，通过对上下文相关词义之间关系的细微分析，真正领会词语在文本中的确切意义和作者的意图，吃透篇章段落的要义。可见，对词语意义的解释、对句子含义的把握，都要把语言世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等的语境要素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所以，语境对修辞语义的解读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其二，利用语境条件可以无误地推导并领会言外之意。言外之意更多的时候是借助于语境条件被临时赋予的。在修辞语义表达过程中，有时一个修辞话语具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字面意义，另一层则是字里意思。字面意义是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的意义，字里意思则是通过字面意义表现出来的语义内容。字面意义由构成成分的意义相加而形成的意义，字里意思则是由字面意义加而合形成的新的意义。这字里意义就是言外之意。言外之意不是语言本身直接显示出来的，而是借助特定语境条件生发出来的。正如曹德和所说：“它不是通过语言意义的具体化直接产生出来的，而是由编码者借助语境条件以言在此意在彼的方式迂回表达出来的。”在某些语境条件下，表达主体利用了特定的语境条件，激活了语境所具有的某些潜在功能并使其发挥作用，或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或委婉含蓄，或言在内而意在外，从而故意留下想象的空间，让接受主体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并综合认知语境条件去领会修辞话语的真实内涵。尤其是在文学语体和口语语体中，有不少的修辞话语都被临时地赋予了言外之意。如《红楼梦》中，当宝玉说黛玉身上有奇香时，黛玉说：“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宝玉一时不解，问：“什么‘暖香’？”黛玉点头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对这句话的解读就不能紧紧停留在字面上，而应该透过字面解读字里的意思。表面上是在说“冷香”“暖香”，实际上是在说二人之间的关系。话语蕴含着言外之意，那就是黛玉对“金玉姻缘”的担心与焦虑，并由此而对宝玉作出关于二人姻缘的试探。这种言外之意也就是黛玉说这句话的真实意图，它不是黛玉直言说出的，而是借助于文化背景、双方共知的背景知识等语境因素输出和求得的。宝玉之所以“不解”，并不是不理解字面意义，实在是因为与黛玉之间没有拥有足够的、共同的背景知识，因此就难以推导出黛玉修辞话语的真实内涵。

五、语境决定了修辞语义表达效果的评价

王希杰关于得体性原则是修辞的最原则的论断，为我们评价修辞语义表达效果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理论依据。得体性原则虽然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但其中不乏客观性和准确性的内涵，所以说是相对合理的评价原则。修辞效果的好与坏、得体程度的高与低，不可以自话自说，而要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评价机制。这种相对合理性集中体现在对语境条件的依赖性和适应性上。修辞语义表达所建构的修辞话语是不是得体的，得体到什么程度，能否为接受主体认可，关键不是看修辞话语本身是否规范，也不是就修辞话语本身孤立地作出评判，而是要坚持修辞的得体性原则，把修辞话语放在一个多维的语境框架内，作出综合分析和评价。从更为宽泛意义上说，一个辞元、一个辞位、一个辞节、一个辞篇的建构或选择都是在一定语境中得以完成的，是参照和利用了众多不同的语境因素而作出的修辞选择；同样的，修辞效果的评价自然也要以语境因素作为必要参考。语境是决定修辞语义表达效果优劣的必要的重要条件。

我们知道，语境是一个综合体，是由众多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因素交互在一起构成的综合体。当对修辞话语的修辞效果作出评价时，必须考虑语言世界的合格性问题、物理世界的真实性问题、文化世界的可解释性问题以及心理世界的可接受性问题。只有把这四个方面统统考虑在内，并且是综合性的，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的，这样才能作出较为客观和接近于事实的评价。在整个评价过程中，在语言世界内，要看是否做到了对语体、上下文、前言后语、语言风格等的得体；在物理世界内，则是看是否做到了对时间、对象、自我、话题等的得体；在文化世界内，是要看是否做到了对时代环境、地域文化、民族心理、阶层意识、文化心态、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等的得体；在心理世界内，则是要看是否做到了对个人心理情绪、心理表征、目的、动机、欲望、情感等的得体。这样的评价应该是综合性的，是整合了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因素来评价修辞话语的修辞效果的。所以，修辞效果的好坏不在于修辞话语本身的好坏，而在于修辞话语对语境的适应程度或者说利用语境条件的程度。适应程度高，利用程度大，则修辞效果相对就好；适应程度低，利用程度小，则修辞效果相对就不好。所以，对语境的适应或利用程度与修辞效果的好坏程度是成正比例的。例如：

鲁侍萍：（大哭）这真是一群强盗！（走至周萍面前）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周萍：你是谁？

鲁侍萍：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曹禺《雷雨》）

鲁侍萍与周萍本来是具有血缘关系的母子，周萍与鲁大海之间又是兄弟关系。当周萍动手打了自己的弟弟鲁大海时，周萍并不认为打的是自己的亲弟弟，而打的是一个带头闹事的工人鲁大海；周萍更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责问自己的鲁侍萍竟然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所有的角色关系、人际关系，统统都淹埋在剧本的上下篇章之中。这个秘密只有鲁侍萍最清楚，而周萍并不知情。所以，当面对动手打自己亲弟弟的周萍时，鲁侍萍便难以遏制内心那份对亲生儿子的舐犊之情，在一时的心理冲动之下差一点说出了这个秘密。然而鲁侍萍是理智的，她清楚地知道此时此地与周萍相认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就凭借着音同的关系在瞬间成功地把“萍”转化为“凭”，把“你的妈”转化为“你打的这个人的妈”，并很好地利用了语音上的停顿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如果鲁侍萍不分青红皂白，仅仅为了一己之私，说出了与周萍之间的关系，不难想象双方当事人该如何收场。这一点可以在剧本的最后得到验证，那就是当周萍和四凤知道双方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妹时，其结局是以死为代价的。由此可以看出，鲁侍萍的修辞话语是得体的，符合了自我和接受主体的身份以及当时的交际情景，也符合交际双方当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修辞效果是好的。“修辞效果好”这一结论的得出，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靠鲁侍萍的话语本身作出的评价，而是综合了鲁侍萍建构修辞话语时的心理、场合、时间、情景、事件、交际双方的显性关系和隐性关系以及社会时代环境等语境因素，而作出的综合性、整体性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