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峥嵘无线兴 师生齐心平安立

黄恭宽 口述

我与三分部

1955年，我从福州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后，考入浙大电机系发电专业。当时浙大只有电机、机械、化工、土木四个系，学校刚从大学路搬到玉泉新校区，只有教一、教二、教三三座教学楼和五幢学生宿舍，校园主干道是黄泥煤渣路，食堂是毛竹支架茅草屋顶。学校从1955年开始把大学本科改为五年学制。

1958年，学校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增办很多新专业，为缓解师资不足的问题，就从在读的1955级学生中挑选一部分，让他们提前毕业。电机系第一批提前毕业的有10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学生被分配到新办的无线电专业和筹办中的电真空、半导体专业。随后于1959年、1960年，又有几批提前毕业的学生被分配到新专业。1959年，大批海岸部队转业人员进入各专业实验室。1960年3月，电真空专业从筹办时的6个人（周文、储璇雯、凌世德、秦程如、周林保和我），猛增至30人（包括半导体短期合并过来的教师）。

1960年，全国都动员起来，“深挖洞、广积粮、积极备战”。考虑到“各自为战”的情况，浙江省也需要“两弹”，周荣鑫校长承担在浙大培养“两弹”科技人才的工作。于是，学校从各专业抽调教师（我也在其中），筹办工程物理（原子弹）和工程力学（导弹）两个系，对外称10系、11系。为转移外界注意力，全校其他系各专业名称也一律用编号代替，比如无线电系为8系，801为无线电专业，802为电真空专业，803为半导体专业，804为自动远动专业；电机系为6系。

钱塘江边，月轮山下，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所教会办的之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撤销，改办为浙江师范学院，浙师院搬到城里后，改为省委党校。省委、省政府对浙大培养“两弹”人才十分重视，将党校迁到文二路，将党校的校区转给浙大10系、11系，构成浙大三分部（浙大原有总部和二部）。浙大当时的副校长王谟显担任三分部总负责人，并举家搬到上红房居住。三分部成立后，浙江省公安厅白厅长亲自到学校来做保密工作的报告，派人建立保密科（一科），派部队到三分部站岗巡逻。我们控制组也在1960年年底从浙大教五搬到三分部。整个校区封闭式管理，各教学楼、实验室的大门口都有值班人员，不许无关人员进入，教师备课借出的参考资料每天晚上11点之前交给一科保管，教学楼之间不能随意串门，会客一律到校门口的传达室。

11系没有任命系主任，有3个副系主任，分管三个方面：马元骥老师主持系务会并分管结构与动力；朱自强老师分管材料与燃料；姚庆栋老师分管控制。控制有4个专业，分别为1105专业（无线电制导）、1106专业（惯性制导）、1107专业（红外制导）和1108专业（计算机）。现在看来，姚庆栋老师确实有远见卓识，如今各高校几乎都有计算机系。另外，惯性制导方面已发展为利用卫星控制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红外制导方面已发展为激光精准制导。

控制4个专业的教师都是从电机系和光仪系抽调过来的，我们掌握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都与本专业有差距，有关制导的实用知识都是从零开始学起。周荣鑫校长请来导弹之父钱学森给我们开了几个讲座。我们听后感到问题很多，困难重重，但是大家都表示，祖国需要，我们拼命也要上，决不后退。紧接着，我们到航空院校学习了一个星期，回来就给从各专业三、四年级调拨过来的学生上课。1960年，10系和11系正式开始招生，加上上海科学技术大学送来委培的学生，三分部在校学生有2000多人。学校又增派一些教师，包括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韩祯祥、陈仲仪等老师，另外还调来一些技术水平高的金加工、木工、电工、玻璃工、泥工等老师傅。三分部的师资队伍、实验室、加工厂都已初具规模。

10系和11系在三分部办学3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贯彻国家的调整政策，10系和11系于1963年7月停办。1963届的毕业生被分配到航空航天单位，未毕业的学生到学校相近专业继续学习。物理系和无线电系同时搬迁到浙大三分部。

1963年秋季，我回到无线电系电真空专业，并被安排到微波技术组。我原来负责的“真空技术”课的教学和实验都已经有新的教师、实验员和技工。无线电系各专业都已有条不紊，步入正轨。我在11系担任的几门课的教学工作（包括“自动调节原理”“微积分”“变分法”“陀螺原理”等）只能放下，趁这过渡时期补修“电子管”“束管”“离子管”和“微波管”等电真空的主干课程，以比较全面地掌握电真空专业的知识，适应新的教学、科研工作。1964年，电真空专业接到一项军工科研任务——研制8mm 40kW磁控管，经费达25万元，这在当时是学校较大的科研项目。该项目负责人周文老师、季敬川老师组织专业教师、实验员集中力量，分工负责，还积极与校外单位合作取得8mm检波管、冷测热测设备、磁钢以及多种特殊材料。根据华东局科委的部署，该研制成果移交至上海灯泡厂生产，之后被用于国防建设。

1964年秋，周文老师、陈曾济老师和我被抽调去参加萧山县（现萧山区）新江岭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完成后又转到萧山县径游公社搞社教。但是华东局科委经常来校督促检查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并要求各个协作单位必须按时完成相应的配套协作任务，抓得很紧，我们必须权衡社教与军工任务的轻重。1965年春，上级领导决定把我们从径游公社调回学校参加8mm磁控管研制工作。周文老师和季敬川老师两人配合默契，全教研组齐心协力，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尽管后来受到“文革”冲击，8mm磁控管的研制任务还是按时完成。据说此项目所完成的毫米波炮瞄雷达正赶上运抵中苏边界前线。

电真空专业完成8mm磁控管研制，是高校同类专业第一次接受这种对理论和工艺要求都很高的课题。研制工作的成功为日后我国继续研制其他类型磁控管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电真空专业争取同类课题创造了良好的实验和工艺条件。

通过8mm磁控管研制任务的顺利完成，电真空专业不但提高了科研水平，而且在教学方面增加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使学生既能学到理论知识，也能掌握工艺技能，受益匪浅。

“文革”结束之后，在全国有关统编教材的会议上，浙大电真空专业被推选编写《微波技术》，这是我们系承担编写的第一种全国统编教材。该书由沈致远老师担任主编，全体微波技术小组参加编写，清华大学张克潜老师等负责审稿，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微波技术》一书出版后，受到各校任课教师的好评。

1981年，系领导提出每学期要有一门课用外文教材，以提高学生的外文阅读水平。“电磁场理论”作为试点课之一，选用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R. K. Wangsness教授编写的 Electromagnetic Fields 原版复印本，该教材在79班开始被用于教学。随后两次全国“电磁理论与微波技术”编委会会议都介绍了我们系该课程采用英文教材的情况。1990年，该课程改用我和钱乙君合作编写的 Electromagnetic Fields and Waves 讲义，直至2000年，钱乙君老师退休。我们系的“电磁场理论”这门课使用英文教材达17年之久，这种情况是全国仅有的。目前，“电磁场理论”这门课也已经转为采用中文教材。

我与平安基金

1997年，我和钱乙君到深圳过春节，肖清芳校友将这一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段永平校友，段永平在电话里告诉肖清芳，现在在广州出差，会马上赶回单位，叫肖清芳先带我到步步高公司（广东东莞）。我和肖清芳乘李倍的小汽车到东莞。段永平回到步步高公司和我们茶聊之后，我们一起到酒店吃饭，我先说明我从不喝酒，接着段永平就宣布大家都以茶代酒。在座的还有其他6位厂级领导，我实在不好意思让大家都陪我不喝酒。段永平就向他的同事说明他在校时和我的友谊非同一般。席间，肖清芳替我说明系里成立竺可桢教育基金会信电系分会的事。段永平校友当即表明虽然步步高公司在筹建阶段，厂房只建两幢，资金比较紧，但无论如何也得对信电系成立教育基金分会表示一点心意，就与李倍约定两人各捐10万元。校庆100周年之前，段永平委托同班同学陈智勇把10万元现金送到系里。后来我和张维卫老师到深圳，李倍请张维卫老师把10万元支票交给系教育基金分会。这是校庆100周年信电系教育基金分会收到的两笔数额较大的捐款。段永平说，厂正在建设中，资金紧，以后一定争取多捐一点。

2007年浙大110周年校庆之际，校领导通过周建华老师与段永平校友联系，段永平也有意向母校捐赠，就用他在美国赚的钱向学校捐了3000万美元，后又与网易的负责人丁磊等共同捐赠1000万美元，这是当时浙大获校友数额最大的一笔捐款，按当时汇率计算为3亿多元。校庆前段永平和一名律师从美国来学校签订捐赠协议，他希望仿照斯坦福大学的做法，把捐款主要用于助学，而且其中用于助学贷款部分规定免利息，只要求学生于毕业后20年归还本金。学校决定聘他为名誉博士、名誉教授，他都谢绝。他通过周建华告诉我，他会到系里来。校庆前系领导请段永平来开座谈会，和老师聚聚，我骑自行车去参加座谈会，到校门口正好遇上张素勤和段永平乘的小汽车进校门，段永平看到我，就叫驾驶员停车，下车和我步行到信电系大楼，边走边聊，在校时的往事历历在目。段永平在结束和我们几位老师的座谈后，约我们到黄龙饭店吃晚饭，席间段永平主动问我们教师的生活情况，还有什么困难。我和周建华老师事前也说过，希望段永平除了向学校捐款外，也给系里做些什么。于是我直接提出，教师当时的工资低，公费医疗在用药范围、高端医疗设备等有一定限制，如果患有重病就麻烦了，有些能治病的药要自费，公费报销的药有时治不了病，所以一次重病可能就造成全家经济困难。我们物电专业（原电真空专业）有位教师在本校学习五年成绩全优，毕业留校工作，任劳任怨，在教学、科研方面都有很好表现。可是他工作不久患肝炎并发展成肝癌，不幸的是，同一时期，他的母亲和弟弟也患了肝癌，这让他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都十分沉重。段永平听到这样的情况，就提出为退休教职工成立基金会，初步测算大约需100万美元，他自己捐50万美元，希望本系校友都来关心这件事，一起参与这个基金会的慈善捐赠，大家对段永平校友的用心和善举都表示赞赏。接下来要考虑基金的名称，第一个提出的是幸福基金。我考虑后提出还是叫“平安基金”好些，“平”是段永平的“平”，幸福是锦上添花，而平安是雪中送炭，尤其对患者来说。大家赞成用“平安基金”，基金会的名称就这样定下来了。

“平安基金”帮助的对象除了信电系退休教职工以外，还特别增加一位原三分部的卢医师。段永平对卢医师印象很深，并有感恩之念。卢医师当时是三分部医务室唯一从正规医学院本科专业毕业的，医德好，关心患者。段永平就学期间患病，甚至其休学、复学都是卢医师经办的。还有一次，段永平在山上被胡蜂蜇到，疼痛难忍，到医务室求医，当时医务室没有特效药，卢医师叫他稍等，特地跑到家属区找一个婴儿的妈妈要了一小杯母乳，拿回来给他涂抹，结果止痛又消肿，据说这是民间秘方。那时段永平特别感动，他至今没忘记，所以提出了把卢医师加入基金的帮扶对象。

除了段永平的50万美元，“平安基金”还需要50万美元捐款，哪个校友来捐？我感到有点难，所以到深圳找陈明永校友商量。陈明永很热心，表示一定想办法促使基金会按时成立。后来他和另外两位校友合捐35万美元，相互约定捐款不留名。可是学校竺可桢教育基金会负责财务的顾玉林同志认为资金来源要有姓名，所以我自作主张让他写陈明永，其他两位校友的姓名我不知道。这件事只能请那两位校友谅解，不是陈明永违反约定，而是我不得已而为之。还有其他校友总共捐了十几万美元，系里杨冬晓老师也捐了。这样，基金会的资金问题基本解决了。

“平安基金”经费问题解决之后，就要按照段永平和学校竺可桢教育基金会（在美国注册的中国慈善组织）的要求，制订基金会章程。章程涉及基金会的管理、钱的使用对象、动用资金的条件、章程的通过和修改权等。我们没有制定过章程，这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段永平抽不出时间处理，只能委托他同班的老同学卢小林办理，由学校竺可桢基金会秘书张美凤和财务负责人顾玉林同志协助。我们的初稿要给张美凤修改，并请周建华、杨冬晓看过，然后用电子邮件发给卢小林，卢小林（在德州达拉斯）看后再发给段永平（在北加州湾区），段永平提出修改意见后，再经卢小林到我手里。这样反复来回12次，基金会的章程才定下来。我和杨冬晓、钱乙君整个春节期间就为此事在忙。章程制定后，基金会成立时，卢小林代表校友参加，会上推选杨冬晓老师兼任基金会理事长，各专业推派一人参加，以便基金会及时了解退休人员的情况。基金会经过多年的运行，全系退休教职工和捐款的校友都很满意。

“平安基金”在筹备、章程制订和运行过程中，得到了诸多校友的热情关心与支持，不尽详述。

整理人：2013级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 马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