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个重要发现之一，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有待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引出全部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一般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而不是仅仅简单地把复杂的社会生活还原、归结为物质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花了20多年时间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3]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仅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局部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规律也只是社会中的历史规律的特殊形态，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局部情形。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研究原始社会发展规律。如果缺少对原始社会历史的分析，就无法解释私有制的产生，也就无法解释阶级、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因此，将唯物史观运用到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揭示原始社会的本质和规律，阐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是直接关系到唯物史观的普遍性和科学性的重大课题。

对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然而，直到19世纪上半叶，人们对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的认识，还处于混沌状态。而鲍威尔、施蒂纳等热衷于史前历史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仍然拘泥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继承黑格尔神秘的思辨方法，最终导致神秘的历史观。因此，青年黑格尔派只能把人类历史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的历史。对于史前史的研究，他们无视客观事实，认为史前史的发展就是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发展的历史。对此，马克思说:“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成万的假说。”[4]

由于缺少原始社会的资料，尤其是缺乏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材料，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原始社会仍然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久远的史前时代”[5]，“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6]此时，马克思恩格斯都不能对原始社会做出详尽的研究。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类学逐步发展起来，关于人类史前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改变了社会史前状态几乎不为人知的状况。这些成果中，尤其以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最，在该书中考察了原始社会的生产技术、婚姻家庭、氏族部落等重大问题。由于摩尔根和当时其他史前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著作在一些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人类成文史的史前基础，使马克思恩格斯有可能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基础，把唯物史观运用到原始社会史的深入研究中，进而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揭示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过程。《古代社会》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在主要特征上发现并恢复了人类成文历史的史前基础，找到了解开一切文明史上的一些极为重要而又一直未能解决的哑谜的钥匙。在原始社会研究中引起了革命。恩格斯如此评价:“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7]，“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8]。

这样一本“像达尔文的著作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9]引起马克思的高度重视。他从1881年5月到1882年2月的近10个月时间里精心研究了这部著作，并作了大量摘录、批注和补充，并对摩尔根的某些观点作了重要修正。《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是此间系统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于马克思的这项研究工作，恩格斯这样总结:“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10]，以发展和丰富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而完善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换句话说，马克思之所以极为重视《古代社会》，是因为这本书用翔实的材料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即原始社会双重基础以及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私有制和家庭形式的变化是私有制和国家产生的基础、原始社会同现代社会在社会结构上具有异质性的思想。从马克思晚年倾注大量心血的人类学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正为写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做准备。

但是，由于马克思过早的逝世，未能完成这一计划。为了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完成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工作，恩格斯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为基础，完成马克思的夙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这是恩格斯写作《起源》的一个直接原因。

《起源》的写作也是为了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问题上的谬论的需要。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学者把个体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神圣化，并攻击共产主义者要消灭家庭、财产和国家，就是要消灭人们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就是要剥脱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是要制造无政府状态。如黑格尔的理念论，认为国家是伦理范畴，国家是真正独立的伦理实体，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合题”即统一体。家庭和市民社会要服从、从属于国家，其存在要以国家的存在为转移，国家是“伦理观念的实现”，“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又如杜林以暴力论来解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他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国家的产生是由于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加暴力强制奴役的结果。这些言论严重地侵蚀着工人队伍和社会主义运动，影响着人们对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等问题的看法。当时的工人特别是德国的工人，对国家有一种盲目的迷信和崇拜。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年代。当时是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资产阶级实施了一些和平改良的手法，如推行议会民主，准许工人成立工会，组织政党。由于这些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不成熟，不同程度受到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影响，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机会主义成分也在增长。这些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充满幻想，赞同资产阶级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把资产阶级国家看作是代表全体人民的、超阶级的国家。造成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以缓和掩盖其暴力统治的本质，社会上又出现了各种资产阶级思潮，这些思潮散布有关国家的错误观点，在工人中造成了“国家迷信”。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影响较大的拉萨尔主义认为，“国家是个人在道德整体上的统一”，其“宗旨就是使人的本质能够积极地发展和不断地完善”，“就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就在于实现这种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类向自由的发展”。[11]恩格斯指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12]

恩格斯认识到，进一步论证个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性，批判各种唯心主义国家观，彻底破除资产阶级学者在上述问题上的谬论，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非常必要的。为彻底破除对国家的迷信和误解，让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等问题，必须从理论上阐明它们的实质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

《起源》是在系统总结马克思恩格斯长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批判继承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这一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恩格斯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对爱尔兰的古代史、德国的马尔克和古代希腊的原始社会进行研究。并进一步研究阅读泰勒的《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发生研究》、巴霍芬的《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等著作，结合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以及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写作《起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