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希腊时期的形而上学

一 西方形而上学的提出

形而上学这一哲学术语是在亚里士多德以后才使用的。Metaphysics一词源出希腊文 meta ta physika ，意为“自然之后”或者“超越自然”之意。这一术语是公元前1世纪罗德斯的安德罗尼库斯在编辑亚里士多德文稿时给其一组未加标题的文本时，他自己添加的，即今天看到的《形而上学》一书的内容。^[1]在这组文本之前则是亚里士多德的physics文稿，即现在看到的《物理学》一书。安德罗尼库斯的这一做法也许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为根据的。

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学科分类的方案。根据对象或事物的变化与否和独立或不独立，将当时的学科分为三类：理论的、实践的和制作的。在理论学科中包括数学、自然哲学^[2]和哲学；在实践学科中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在制作学科中包括一切与生活相关的技术，如建筑术等。^[3]其中并没有形而上学学科。但是，根据他手稿的内容，罗德斯的安德罗尼库斯认为，这些手稿是在他的自然哲学之后的。这里所谓的“之后”，首先是说形而上学不是自然哲学，同时也是对自然哲学的进一步说明。显然，形而上学的内容应该属于理论学科。而在理论学科中，形而上学肯定是属于哲学学科。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哲学，他又认为有很多形态，例如，自然哲学也是哲学之中的一种，因为哲学的基本语义就是“追求智慧”之学。只要是追求智慧的学科，都可以称之为哲学。不过，他又认为，智慧有大小之分。而追求最大智慧的哲学，就不仅是哲学，而且是第一哲学。第一哲学，在他看来，就是研究世界基本问题之学，即万事万物的终极目的或依据，也就是追求世界本体之学，有时他也称之为神学。而这个终极目的或依据，在他看来就是“存在”（being）。所以，他认为第一哲学就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之学。^[4]因为“存在”问题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来说，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因为只要对象存在了，人们才可以进行其他学科的研究。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文稿就应该同他的第一哲学思想相当，即形而上学就是研究“存在”的学科，是第一哲学。从这种意义上说，形而上学从此便成为西方哲学的基础。

二 前形而上学时期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

从学科的性质上说，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追求智慧之学而不是为了生活或生产的技术性学科，其目的是满足人们的好奇或求知心理。对此，亚里士多德说道：“从最早从事哲学的那些人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哲学不是一门生产性学科。正是因为他们的惊奇才使得他们开始，并指引着他们研究哲学。”^[5]这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不是生产性科学，同人们的生活实践毫无关系。哲学的产生是仅仅由于人的惊奇。惊奇并不是出自人生活的本能，因而同生活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它只是一门为了求知而求知的学科。

古希腊最先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清楚地获得基本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在我们已经发现了对于事物的存在基本说明后，我们才能认为我们知道了一种事物”^[6]。因此，寻找事物存在的依据便是最早从事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但是，这种依据并不是一种事物或几种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的原因，而是世界之为世界、自然成为自然的依据，他们称之为本原（Arche）。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所谓的本原即事物由它构成，最后又归于它。例如，泰勒斯认为世界是由水构成的，水便是世界的本原。这就是说，在泰勒斯看来，世界由水构成最后又归于水；又如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等。

这就是说，在早期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尽管世界中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尽管事物是变化的，但是，这样的多样性和变化性又必然符合在本原基础上的统一性。因此，尽管自然是变化的，但是，构成自然的本原是不变的。这样的本原就是他们认为的自然或事物变化的依据或原理。在这些自然哲学家们之中，有人认为，质料是万物的本原，如水或气；另一些人认为，本原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而对于动因，有人认为是一个，也有人认为是多个。但是，他们都主张，质料是万物的本原和动因，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认为这些自然哲学家们所熟悉的只是关于事物变化的理论。由于变化是可感知的，这就使得这些自然哲学家们总是从可感知的事物去追求变化的依据。因为如果变化是可感知的，那么，在他们看来，就应该存在某种不能被人感知的不变化的根据。

按照这一思路，他们认为，从事物的质料方面可以发现世界的本原或原理。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本原是如何构成世界或世界中万物的，他们当时仍然还是不清楚的。固然，稍后一点的哲学家们，如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都是变化的。可是，变化的根据和动因是什么等问题对当时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仍然是一些秘密。因为他们知道，木材和青铜都不能直接变化而形成床或青铜像。因此，他们还必须去寻找亚里士多德提到的第二种原因，即所谓的动因。为此，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格斯”（Logos）思想。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但是，如果人们要能够感知到变化，那么，必然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根据。他认为这个不变的根据就是变化本身是不变的。他将这个变化本身称为“逻格斯”。这样，对于哲学来说，现在的问题就不是研究变化的现象，而是要去研究变化现象的“逻格斯”依据。这就使得哲学开始了对经验世界的超越。

尽管如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人们将视野再扩大一些，将可感知的和不可感知的事物都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人们可能会提出另外一种关于变化的理论。他说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一学派不是从可感知的变化的事物中去追求不变化的原理，因为他们主要研究的是数，在他们看来，数是不能感知的，又是不变的，数是万物的本原，而变化的仅仅是数值。数值的变化可以表示公正，可以表示灵魂和心灵，还可以表示为时机等。和谐的音乐就是由于不同数值的变化形成的，而数值的改变是同数的奇与偶要素相关的。奇数为有限，偶数为无限。“一”是可奇可偶的数值。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另外一套关于自然变化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数本身是不变的，变化的是数的要素。因为数的要素都是对立而又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数的要素改变不仅形成了自然万物，而且还形成了人类的事物。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使人们的视野从可感知的事物发展到了不能感知的对象，从仅仅关注自然中一些事物的变化发展到了关注整个宇宙世界。

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则更加明确地认为，所谓的变化就是既存在又是不存在。研究变化是不能获得真理的而只能得到意见。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科而绝不能是研究意见之学。在他看来，所谓的真理只能是研究不变的对象，意见则是研究变化的对象。由于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比如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等人，仍然是在研究变化，因此，他们的思想只能是意见，而不是真理。而他认为真理要么就是存在，要么就是不存在。但是，一定不能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变化。所以，他提出真理就是对于存在的研究。因为存在的就是存在的，不存在的就是不存在的。这是非常明确的。这样，他认为，哲学就是研究存在之学。但是，人们的认识总是从感官开始的。人的感官感知到的都是变化，即存在物或存在者，而不能感知到存在。存在本身只能被思维所把握，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思在同一”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规定了西方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指明了研究存在的方法。对此，亚里士多德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惟巴门尼德在好多方面颇有精义。”^[7]

稍后的恩培多克勒对于变化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完全不同意先前哲学家们对于变化动因的解释。因为在他看来，先前的哲学家们都是用自然中的事物去说明变化的动因。比如说他们用“水”或者“火”去说明。但是，他认为，以火或水这样的因素是很难说明变化动因的。这就是说，在他看来，一元论是很难说明变化的。然而，因为自然或事物在变化之际，要么是达到了善，要么是实现了美，因此，在他看来，即便是以火和水这样对立的二元论也难以说明自然中美或善的形成的。于是，恩培多克勒提出了“爱”和“斗争”以及其对立的多元论来说明自然里事物的变化。在他看来，“爱”是所有爱的原因；“斗争”则是所有恶的原因。因此，它们是不同的。正是因为它们的不同才会有斗争。而斗争则促成了变化的产生。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同他的前辈相比较，恩培多克勒是第一位提出动因或运动是多样性的人。因为他并不认为一切运动只有一个单一的根源，而是认为多样性和对立才是所有运动的根源”^[8]。而留基伯和他的信徒德谟克利特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种元素：“充实”与“虚空”。他们认为，所谓的“充实的”就是“存在的”元素，所谓的“虚空的”就是“非存在的”元素。存在的并不比非存在的更有权利存在。因为充实并不比虚空更有权利存在。就是说，存在与非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著名的原子论。

虽然在苏格拉底之前，这些自然哲学家们对于自然或世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总体上说，这些哲学学说对于本原变化等问题的研究还不是十分明确。在一些问题上还很肤浅，甚至还有许多矛盾之处。例如，万物的本原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如果是一个，那么，怎么能够从一个本原产生出万事万物呢？如果是多个，那么，万物中就没有本原的存在。这又同他们的初衷相悖。

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从利米多学派，经过爱利亚学派，到意大利学派的发展过程中看到早期西方自然哲学的基本思路和内在的联系。这一基本思路就是从本原到存在的不懈追问。感知的世界在不断地消失，超越世界在不断地扩大。而真正为这两个世界划定牢固疆域，从而为西方形而上学奠基的人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当然，亚里士多德则是西方形而上学真正的创始人。

三 西方形而上学的原初意义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他已经不再关心整个自然，而是更加关心人事哲学。因为他认为，人是不可能认识自然的，人只能认识人自己。而人认识人自己就是要去人之为人的本性。这也是说，要去追问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这样，他第一个提出了定义方法。在他看来，现实的人都是不善的。而人们之所以能知道自己是不善的是因为人还没有拥有一个完善人的观念。因此，人们就必须采用哲学的定义方法找出这样普遍而完善人的观念。在他看来，只要人们都知道了完善人的观念，人就可以完善了。而要找出这样的观念就是给人下定义。这就必须使用归纳法，从现实中人的行为中概括出其中的共性。为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有两个贡献，一是创立了归纳法，二是发现了定义方法。^[9]苏格拉底的这些方法实际上就使哲学逐渐摆脱了早期西方自然哲学所具有的那种原始朴素的直观性，走到了依靠逻辑思维方法的道路上去了。人的主体性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发挥了决定作用。这样的主体性哲学也把西方哲学从形而下学带进了形而上学的领域，成为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雏形的做 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基础有。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不仅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其老师的思想。因为在柏拉图看来，不仅是人具有普遍性本质，而且是所有的事物都有普遍本质。由于又受到赫拉克利特的深刻影响，柏拉图认为，一切可感知的事物永远都在变化之中，变化的都是没有普遍本质的。因此，普遍本质既不是可感知的事物，也不是从可感知事物中求得的。这又否定了苏格拉底的归纳法，使哲学同感知世界彻底地相分离。

在他看来，哲学不能去研究感知世界或经验世界，而是要去研究被感知世界或经验世界分有的理念世界（idea/eidos）。这样，柏拉图提出他那著名的理念论。在他看来，世界就是由感知世界和理念世界所组成的。因为感知世界是变化的，因此，这一世界是不真实的。而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因为理念世界是不变的。它又是感知世界里一切事物的根据。感知的事物，仅仅是分有了其理念才成为其事物的。人们对感知世界的认识只能形成意见，而不能形成知识。知识只能通过哲学思辨在理念世界里才能获得。因此，理念世界也就是神的世界。对于理念世界的认识就必须使用理论（theory），即一种专门对神凝视的方法。 这样，柏拉图就使得哲学完全进入了形而上学的理念领域。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则正式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我们可以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看到，亚里士多德首先是对于他之前的相关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特别是对于他的老师柏拉图思想进行了批判式概括。

他认为，尽管早期自然哲学家们的研究给人有一些启发，但是，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说还是盲目的，其中很多问题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例如，“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某物是什么意思，更不能说清楚事物的存在是什么意思”^[10]。 因此，在他的《论自然》和《自然哲学》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也研究过这些思想。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自然哲学的思想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些自然哲学的问题的。因为自然哲学还仅仅是哲学的初级阶段，它研究的仅仅是世界的部分问题，即所谓的本原问题。因此，他认为，哲学还是奠基之中的。在他看来，只有建构起了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哲学才能够被奠基，这些问题才可以最终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建构形而上学便成为他为自己制定的最重要的任务和目的。

他说道：“尽管世界上存在着万事万物，但是，这些万事万物必有一个确定的开端。因为事物既不能有很多原因，而原因也不能有无限的种类。”^[11]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如果事物有很多原因，而且原因又有很多种类，那么，人们就不可能知道原因。例如，肌肉出于地土，土出于气，气出于火等等，这样的循环将使人们不可能知道肌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同样地，散步是为了健康，健康是为了快乐，快乐是为了其他，其他又是为了其他，这样无限地循环下去，人们也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目的。

据此，他提出必须建立起第一哲学来说明世界的开端问题。因为尽管以前的哲学也在想说明这一开端，也提出了很多合理的思想，但是，它们都还不是第一哲学。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认为，尽管柏拉图的理念区别了感性事物同理念之间的不同，但是，亚里士多德很不满意柏拉图的分有理论。他认为柏拉图研究的主要是各种事物所谓的本身而不是各种事物的性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的这种方式就是为了说明具体事物的原因便设定了有另一类同名却在各种事物之外的“理念”的存在，即本身存在。本身就是作为事物之为事物的依据。如人有“人的本身”、大有“大的本身”、美有“美本身”、善有“善本身”，等等。为此，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的Z卷第十六章中嘲笑地说道，柏拉图基本的思想都以为用在可感觉的事物上加上了一个“自身”（auto）来概括。^[12]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必须去研究世界确定的开端，而这一开端就是存在，从而研究这样开端的哲学即他所谓的第一原因或第一原理。相应地，他认为，从学科构建上说，就应该建立一门研究第一原因或原理的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说道：“有一门关于存在之存在的理论以及研究存在本身是什么含义的学科。它与任何研究存在的具体方面的学科是不同的。因为这些学科里没有一门是研究整体或普遍存在的。它们只是将存在切下一部分来研究，仅仅是偶然地得到某种整体的看法。如数学所研究的那样。因为我们是在寻找第一原理和最普遍的原因，因此，这些原理和原因显然就应该具有一些本质上的独特性质。如果那些在找寻事物要素的人也在从事这样的研究，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够说明他们的‘要素’就是存在自身的本质方面（不仅仅是偶然的方面）。就此而言，我们也应该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原因。”^[13]这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应该有一门与物理学和数学等其他学科不同的专门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学科。这门学科是研究整体或普遍存在的，即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原因。但是，它又不同于早期的自然哲学。因为它不是从自然要素的偶然方面去研究存在，而是从存在的本质方面来研究存在之为存在。因此，存在就是一切事物最基本的原因。因为只有事物存在了，人们才可以研究事物。所以，亚里士多德将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哲学称为“第一哲学”，以便同先前的自然哲学相区别。

在他看来，其他学科都是研究存在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总是研究具体事物是什么的问题，而从来不怀疑它们所研究的事物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也不去追问存在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第一哲学却不同，它只研究存在问题只研究那些永恒的、不变的和独立存的问题，即神的问题。因此，他说道：“如果没有其他基本存在方式而只有自然的存在方式的话，那么，自然学科就将是第一学科。然而，如果还有一种固定而基本的存在的话，那么，研究这样存在的学科就应该先行。所以，第一哲学是普遍性学科。因为第一哲学是关于作为存在之为存在的理论，即它研究是什么以及存在之为存在是何种含义的学科。”^[14]

为此，亚里士多德首先研究了“存在”的语义。他说道：“‘存在’有很多种含义。但是，所有的含义都同某种本体的中心相关，然而，人们又不能将事物的存在加以区分。”^[15]这就是说，从词源学上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应该是有一个基本语义的。这个语义是同事物的存在不同的。显然，在当时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了“存在”与“存在者”是有区别的，是不同的。在他看来，“存在者”是指存在的现存性，这种现存性关联着存在这个中心，即作为“存在之存在”。对其追问则不是对现存性的追问而是对现存性的根源进行追问，寻找的是存在的第一原理或原因。

为此，他列举了一些实例。例如，健康的事物都同健康相关，它可以是指保持健康，也可以是指产生健康，还可以是指健康的象征，等等。然而，无论是保持健康、产生健康还是健康的象征，它们都同健康这个中心相关。同样，所有的存在者都同存在相关。由于存在是普遍的，因此人们又很难将存在者从存在上区别开来。这就表明，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存在性根源。正因为这个根源，一切事物才可能存在。于是，他指出，“虽然‘存在’有多种含义，但是，在它的多种含义中，回答命名一个具体事物是什么的问题明显是第一位的。因此，什么在本体意义上指示了‘存在’”^[16]。这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第一哲学是从两个紧密联系的问题开始的。第一个问题是存在具有某种本体性，它是现存性事物的根据；第二个问题是存在的基本语义就指示着是“什么”的问题。而对于存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而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存在问题便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亚里士多德说道：“人们一直甚至到今天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亦即‘本体是什么？’”^[17]从这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本体绝不是属性，而是最终的某种物质；其二是，本体是确定存在的，是可以分离的存在，如事物的形态或形式”^[18]。

这样的提问方式其实就是要给存在或本体下一个定义。按照亚里士多德自己的逻辑，定义就是种加属差。可是，亚里士多德发现，“存在”或“本体”又是没有属差的。也就是说，他发现，“存在”是不可定义的。但是，人们又必须给出定义，因为如果没有定义，那么，人们就还没有认识到现存性事物存在的根据，而这就将会导致哲学的崩溃。于是，他提出了“本体”（Substance）^[19]这个范畴，作为他形而上学的最终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体应该是第一范畴。所谓的第一，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说，“第一性本体之所以是最得当地被称为本体，乃由于这个事实，即它们乃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基础，而其他东西或者是被用来述说它们，或者是存在于它们里面”^[20]。本体这个范畴不能说明其他范畴，而其他范畴却可以用来说明这个范畴。然而，这个范畴又是不能缺少的，因为它是其他范畴、事物以及属性的最初存在，也就是存在的根据或原因。在《范畴篇》这本著作中，他列举并且讨论了本体（ουσια）和其他九个基本范畴：数量、性质、关系、场所、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和遭受的关系，从而论证了本体在哲学中的重要性。由此，他认为必须建立第一哲学专门来研究本体这样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说道：“由于我们所研究的是本体的原理和原因，所以，就有一门本体 （primary being）的理论。”^[21]

但是，根据先前哲学对此的研究，他认为，本体共有三类：总体分为可感知本体和不可感知的本体；而可感的本体又有两类：第一类可感知本体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容易消亡的实体，如动物与植物；第二类可感知本体是我们可以认识永恒的可感知本体要素，如天体的星球、气等。这两类本体，在他看来都是自然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可感知的本体就是不可变化并可独立存在之本体。他说道：“在感知事物外，显然存在着一个永恒而不变的独立本体。”^[22]这个本体就是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其最大特点就是永恒而不变的。

由于亚里士多德同意柏拉图这样的观点：一切可感知的事物都要变化，都会生灭，它们都不能作为最初的存在。因此，这就使得他不会再像早期自然哲学家那样从可感知的事物中去寻找本体，而是沿着柏拉图的理念方向去寻找本体。因为柏拉图的理念是完全超越了经验世界的观念。但是，他又不像柏拉图那样，将本体同事物分离，而是从事物的质料与形式的关系中去分析本体。^[23]因为在他看来，质料是被动的，其本身不是任何个体，但是，又可以成为个体，即潜在的个体。而形式却是主动的，它可以使质料确定为一个个体。因此，质料的形式化就是潜在的东西现实化的过程，即自身目的的实现的运动。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万物的变化都应该有目的。正是这些目的使得世界是和谐而自然的。合目的性是他思想中的一个明显特点。

从这样的目的论出发，他认为，质料由于其变化，是不能成为本体的。只有形式才是本体。正是形式给予质料以规定性，使其成为某个个体。这样的形式也是目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要实现其目的，从而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因而形式就具有这样规定某种个体的内在规定性。由于这样的纯形式是普遍的本质形式，而不是某个事物的个别形式，所以，这样的形式，在他看来，也是不能定义的。所以，他又将这样的纯粹形式称为神。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天堂与自然有相同的完善原理。我们生命的存在就是该原理的表现。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达到生命的完善，但是，我们的生命总是尽可能地要达到完善。而完善就是使人感到愉快。因此，认识，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关注内在的完善。而神就是这样的完善，因为神就是我们生命的无止境的、持续的和永恒的表现。这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认识本体就是认识完善，而认识完善就是认识神。在这样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又将形而上学定义为关于神的研究，相当于神学，从而赋予了形而上学的神圣性。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奠定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不但确立了西方形而上学研究的思维方式，而且还规定了其对象和范围。他认为形而上学就是研究存在的学说，在性质上它相当于神学。其研究的方式是使用人的理性去认识存在。但是，这种形而上学同先前的自然哲学是不同的。它不是从自然或现实的某种事物或要素去研究事物存在的本原、原因和原理，而是从超自然的神或超现实的本体存在入手来认识存在之为存在的原因。

自此以后，西方哲学便产生了超验与经验、感性与理性等二重世界的划分。这样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形而上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方式便是西方形而上学研究的基本方式。然而，尽管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存在”问题这一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是，即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问题仍然是晦暗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从“存在是什么”开始发问的，而这一发问虽然直接提出了存在问题，但是，这一提问却又将存在问题封闭了，因为存在绝不是什么。

所以，后来的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确实关乎存在问题，但是，并不是存在是什么的问题。真正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就是问题所在。这问题恐怕不是个普普通通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显然这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24]这就是说，海德格尔认为为什么存在的问题才是西方形而上学最基本的问题，而为什么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存在的意义问题。这样的意义，在一般人看来，是完全无用的，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这种无用的东西，却恰恰拥有真正的威力。这种不承认日常生活中直接反响（Widerblang）的东西，却能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生发最内在的共振谐响（Einklang）。它甚至可能是这种共振谐响的先声（Vorklang）”^[25]。所以，从西方哲学的根基上说，西方的形而上学必然是同人类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的。从这样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就是西方人的历史命运。这就是西方人坚持不懈地研究形而上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