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研究基本状况

自20世纪90年代初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正式提出软实力理论后，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重视，纷纷投入到软实力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问题研究当中。

1.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国家，政学两界对软实力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究。一是软实力的合法性问题。罗伯特·库珀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合法性，首要的合法性资源是维持国际秩序，国际上的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是参与。[1]2007年美国国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将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2]二是软实力的构成问题。除约瑟夫·奈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要素外，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在2008年《亚洲软实力，2008》的报告中指出软实力表现在五个领域：经济、文化、人力资本（或者说教育，人力资本主要由教育决定）、外交和政治，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一种软实力。[3]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则认为，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国际贸易、海外投资、发展援助、外交倡议、文化影响力、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济、教育以及旅游等多方面。[4]三是对软实力的批判与反思。亚历山大·波汉斯认为软实力的概念存在本体论上的缺陷。这种缺陷导致难以确定结构如何产生和维持，以及与行为者清楚表达。[5]约瑟夫·约菲提出了“软权力的诅咒”，即在国际事务中，巨大的软实力扭曲心灵，招致怨恨。[6]

2.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中国而言，软实力中国化、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在近30年来从未间断过。实践层面，中共十七大将“软实力”正式写入政府报告中，指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文化软实力成为官方愈加重视的问题。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等，均多次提及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官方实践将“软实力”聚焦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理论研究层面，学界对“软实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软实力的概念界定。阎学通认为，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动员能力，是一个国家对物质实力资源的使用能力，而不是物质资源本身。[7]刘绛华认为国家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实力中不同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硬实力的那些能力，如价值观念、文化特色、诚信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制定规则的能力和动员资源的能力。[8]二是软实力的类型。学界将软实力主要分为文化软实力和区域软实力。在对文化软实力的解释中，胡健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以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一种软实力。[9]何增科则认为，文化软实力主要借助文化生产、文化交流、文化教育和信息传播等手段，使本国所倡导和奉行的价值理念被国内外受众所认可，借以赢得国际声誉与影响力，其核心是思想、观念、原则等价值理念。[10]关于区域软实力，学者们普遍认为区域软实力是区域竞争中通过文化、公共服务、人力素质等非物质要素的建设，形成区域政府与社会的凝聚力、感召力与影响力等。如马庆国[11]、吴光芸[12]等均持此种观点。三是中国软实力的建设。陈玉刚指出，对于中国软实力建设来说，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价值主要有发展、稳定与和谐，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些价值体系化、制度化和可操作化。[13]李霞等认为，构建中国软实力的路径是“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创新”和“塑造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价值观”。[14]郭树勇认为，中国软实力建设应继续推动以融入现有基本国际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社会行动；加大内化世界政治文明的速度与力度；重点塑造大国形象；加强有利于软实力建设的全国性外交应急等级协调机制与非等级协调机制。[15]

（二）总体评价

综观国内外关于软实力问题的研究，可见既有研究已经从软实力概念的界定逐步拓展到了对国家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区域软实力等软实力子领域问题的研究；从软实力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逐步拓展到了对软实力具体建设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为进一步地进行理论探讨和软实力的具体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毋庸讳言，现有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研究范围上，对行政软实力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还极为欠缺，成果寥寥，难以为相关领域软实力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对行政软实力相关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成为本书拟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