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文人治生、经济因素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起步晚，发展不平衡。将社会生活、经济因素与文学相联系的认识和研究不深入，大多数文学史认识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许多个案研究注意到知人论世，从人物的生平和社会生活来评述其人文学创作的内因。更深入地将文人治生、经济与文学相联系的研究起步较晚。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对于文学的作用，尤其是对文学的体裁、内容、风格方面的影响。如胡明认为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有四[3]：一、体现在文学作品与作家头脑里的经济意识与经济理念；二、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三、经济生活对中国传统文学生存发展的促进与制约；四、文学史人物微观具体的经济活动与其文学活动的关系。许建平认为，文学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精神的属性又有经济的属性，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精神属性与层面的研究，而应扩大为物质—经济属性与层面的研究。这样，文学的研究才能还其本原，文学研究被遗失的部分才能复原。[4]《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丛书的研究对象从先秦到现当代，涉及经济生活与文学关系的学理考量、宫廷经济生活与宫廷文学、士族经济生活与山水文学、地域经济与流派文学、城市经济生活与市民文学、家族经济生活与文学、宗教文学与宗教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许明说：“该丛书打通了文学研究与经济研究、社会研究之间的学科壁垒，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论域，填补了文学研究与经济研究、社会研究之间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空白，具有相当的开创性。”祁志祥在《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学理考量》中认识道：“经济元素对文学的渗透，既可以导致文学成为经济的奴仆，也可以给文学创作更多的自由。”[5]许建平在《经济生活与文学活动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6]中也对这个交叉研究进行了理论探索。

关于文人治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治生论，就是研究古人对儒者治生的合理性的论述，包括治生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史。这是关于治生研究成果最集中的领域，主要论述了元代许衡关于治生的论断，即儒者为商贾可以治生，可以保节，这种与理学家身份似有不合的论述是各种论文进行分析的主要问题。其二是对明清两代儒生治生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提出了清儒认为治生是正当的，义利可以兼容，且治生对保证儒者独立人格有益，并论及对治生伤及义理的方面。如刘增合的《儒道与治生之间——儒教经济伦理观念中的对峙与融通》[7]等十余篇论文。其三是古人如何治生，属于经济学领域的方面，代表作亦有多篇。古代文人治生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明清江浙等文化和经济繁荣之地的文人治生情况的探讨。如徐永斌的《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8]及《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文人与书画治生》。[9]

以往的研究对文人治生方式及经济状况与文学的关系关注不够。只有少量的专著和论文对文人选择塾师或幕僚的谋生方式以及经济状况对当时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这些专著和论文的研究成果可喜，得到了一些崭新的结论。同时有一些研究深入关注到文人职业特征和收入状况，推动了对文人生存状态的认识，对理解文人的文学和学术行为有帮助。如朱丽霞的《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以徐渭、方文、朱彝尊为个案》[10]，以明清之交三位著名文人的游幕生活为背景研究文学表现，是比较具体细致地对治生方式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周榆华在《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11]中关注到文人治生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指出晚明以文治生文人的出现，改变了士大夫长期主宰文坛的固有格局，使文学的话语权出现向社会下层倾斜的趋势；以文治生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推动了晚明小品的发展，他们的创作有力地影响了传统的“载道”文学观，也给士大夫文学固有的“温柔敦厚”文风造成巨大的冲击。将治生与文学表现的关系揭示得较为深入。吕靖波《明嘉靖文人游幕风气的忽炽及与文学之关系》同样关注到出于经济因素流动的幕僚与文学的关系：“这些游幕文人以布衣居多，其入幕的经济考虑要远大于政治动机，并具有更为自主和频繁的流动性。他们在幕中创作了大量的青词和以抗倭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前者促使骈文出现了短暂复兴的态势，后者则成为明代战争诗的重要组成部分。”[12]

研究中有少量论文关注到塾师的束修与教育水平的关系。闻洁《塾师经济待遇初探》[13]探讨了塾师整体经济待遇的种类，并撇开地域因素探究了其个体经济待遇存在的具体差别及其原因，认为私塾的级别、类别不同，塾师自身素质的不同，会造成塾师的经济待遇也不同。陈宝良《说“教书匠”——明清塾师的生计及其形象转变》[14]对塾师的经济收入和职业形象也有深入剖析。

对桐城派文人的治生经济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目力所见，仅孟祥栋《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15]一文切实地关注到这个领域。该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而其他从职业角度、经济（非经世致用，而是意指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因素论述桐城派的研究只少量地存在于桐城派文人的个案研究和桐城世家文学的研究中，且并非关注到治生、经济与文学的关系，只是将前者作为文学家的背景材料进行介绍。

文人生存方式及经济状况对文学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学界公认，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中。目前将社会经济状况与文学的具体表现相联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文学家、文学家群体的影响，或对文学体裁和风格的形成和影响方面。对文人治生方式与文学的关系也从个案到群体，逐渐有一些成果出现。总体来说，经济与文学相关性的研究是一种学科交叉性质的研究，通过经济因素来解释文学现象，会推动对文学更全面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