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邦林立 城市肇始

考古学材料表明，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500—前1800年），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中心形成的一个个大遗址群，城墙与壕沟、大型夯土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墓等耗工费时的工程，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上所反映出的巨大差别等等，都十分令人瞩目。这些重大发现在不断修正着人们的认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邑或城市、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在广袤的黄河、长江流域，这些变化尽管在时间上略有先后，但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生的。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被称为“中国”的庞大的核心文化和社会共同体还没有问世，“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为“酋邦时代”。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我们或可把中原王朝崛起前的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称为“前王朝时代”。

那个时代最显著的人文景观，应当就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城圈了。从城垣建筑技术的角度看，黄河、长江流域星罗棋布的城址可以分为三大群。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夯土城垣为主，有的辅之以护城壕；二是长江流域，其特点是以宽壕为主，垣壕并重，城垣堆筑而成；三是以黄河河套地区为主的北方地区，为石砌城垣，一般依山而建。

总体上看，各地区的城垣建造都是因地制宜，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如长江中下游多水乡泽国，宽大的壕沟和城垣显然具有行洪防涝的作用。而北方地区的石砌城址，则利用丘陵地带近山多石的条件，垒石成垣。矗立在黄河两岸的版筑夯土城垣，显然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适应黄土和黄河的产物，是这一地区在走向文明的时代处理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杰作。直立性和吸湿性强的黄土，使得版筑（在夹板中填入泥土夯实的建筑方法）成为可能。高大的夯土城墙和筑于高台上的宫室建筑，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纪念碑式的文明表征。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土木工程方法，在如今的黄河流域农村仍广泛使用着。

约公元前2800—前2300年之间的数百年，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中原地区最早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大体上就出现于此时。随后，中原地区进入龙山时代后期，纷争进一步加剧。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在文化演进上与黄河中游相比稍平稳，文化延续性较强，甚至发达程度较显著，但两个区域的发展大体处于同步的状态。

黄河中下游的仰韶—龙山时代的夯土城址目前已发现30余处，面积一般在数万平方米至数十余万平方米之间，最大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由于破坏严重或未作进一步的发掘，这些城址的布局和内涵大都不甚清楚。但仅就现有的材料，已可知这些城址大多有较为规整的城垣（壕）布局，在一些城址中发现有公共排水设施、夯土台基、集中分布的陶窑、铜器残片、铜炼渣和陶文等，有的还发现了随葬多量玉石器、漆木器和彩绘陶器等礼仪用器的大中型墓葬，一些城址内部已可看出初步的功能分区。这些考古学现象不见或极少见于同时期的一般聚落，可见这些城址已显现出不同于一般村落的内涵。同时，城壕、夯土建筑台基等大型工程的营建本身就充分显示了人力物力的集中、行政管理与组织之复杂程度。从聚落遗存的分布上看，在每一座城址周围，一般都有若干同期遗址与其共同构成一个规模不等的遗址群。

这些以城址或较大的中心遗址为核心形成的大遗址群，大概与文献记载的“执玉帛者万国”之国相当，而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山东日照两城、章丘城子崖、阳谷景阳冈这样的城址应即这些邦国的权力中心，它们体现了人口、手工业、文化知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应当已属于初期城市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