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撒哈拉热带草原：约公元前55000—公元前5500年
如今，这里是一片灼热的荒芜之地，黄沙漫天，正适合太阳神女儿那毁灭性的威力来施暴，但很久以前，撒哈拉却是大片的热带草原，广袤又葱绿，横跨北部非洲，从西海岸直到东海岸。
降雨带在不同的时间周期进一步向北方推移，于是有足够的雨水来维持那绿草繁茂的地貌；草原上点缀着金合欢和柽柳，还有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从狮子到长颈鹿，从大象到骆驼，从瞪羚到野牛，当然了，还有人类。出自埃及的最早的人类遗骨从尺寸大小上来说，也许是一个孩子的，约五万五千年前在邓德拉一带生活。
尼罗河谷主要是一片沼泽地，那些最早期的埃及原住民，生活在河两岸更高一些的地方，追随着野牛群，而野牛群周期性地进行迁徙，在大草原上到处移动，人们也就跟随其后。这些史前的猎人兼野果采集者，也沿着尼罗河两侧季节性的小支流去追踪动物。这些河床谷地（wadis）如今早已彻底干涸，但仍然不时可以发现石头手斧、片状燧石和箭头；这些东西对最早期埃及人的生存至关重要，不仅在这个世界，而且看起来在来世、在阴间都一样重要，因为早在三万年前，此类人工造物就已被放入墓中作为陪葬。
至公元前25000年前后，这些早期人类在诸如基纳这些地方建立起了狩猎营地。烧煮用火和所捕获猎物的骨头，这些遗迹在当地已经被发现。一些动物大约一万九千年前被刻到埃得夫附近基尔达那里的砂岩上，成为“整个北非地区有史以来最古老的图像绘画”；这个“尼罗河沿岸的‘拉斯科’洞穴岩画”，重点凸显了野牛的巨大身形，栩栩如生，看似就要从石头表面上冲出来一般。此外还有瞪羚、河马、鸟和鱼类，以及风格化的女性轮廓画像，代表了埃及人在描绘自我形象方面最早的尝试。
在卢克索——尼罗河西岸的高原上，也进一步发现了早期人类活动的更多遗迹。尤其是在一个谷地——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女王谷——的顶部，那里有描绘奶牛和星星的岩画，由此也表明了那是女神哈索尔的家。据信，女神是通过谷地顶部那个子宫一般的洞穴赋予死者生命或让其再生，而偶尔从这里涌出的白花花的洪水，也被视为是眼见为实的证据，说明后来被人们冠以“大洪水”之名的哈索尔，确实存在过。
如此哗哗涌出的洪水仍然能够“在几个钟头之内将干枯的谷地变成恣肆激荡的水流”，而类似的情形也能在埃及的东部沙漠中发现。如今干旱荒芜的哈马玛特谷地，本义其实是“浴场众多的河谷”；在大约一万两千年前，这谷地间是一条畅通的常规水路。在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若干线路当中，在离两边都相距数百英里的地方，那里巉岩嶙峋的地表间有着反复出现的岩画图像，显示配有多把橹桨的船只，跟着上方高悬的孤星——天狼星航行；而另有一幅图像，被描述为“世上最古老的地图”，很可能被用来在这个复杂的地域环境中帮助导航。
不过，整个撒哈拉地区，最丰富的图像资源还是在埃及的西部沙漠中，距尼罗河600千米，位于基尔夫凯比尔（Gilf Kebir），即“大墙”的这处高原之内。在瓦底苏拉，也即“岩画谷”，岩石洞窟的庇护之下，有众多的人类形象，他们在奔跑、追猎、舞蹈，还从母牛腹下直接喝奶；这些岩画正被描绘在“埃及神庙建筑地图上最早期的洞天圣所”的内部，揭示了古代埃及的开端。
那些图像是如此生动且效果惊人。一见之下，阻隔在古代无名艺术家和现代观看者之间的那八千多年历史仿佛突然消失了。那些细小的线条画人物中，有些可以看到是伸出了胳膊腿儿，在游泳！在沙漠中间，在名字恰如其分的“游泳岩洞”中扑腾玩水，浪花四溅。这些线条画所代表的人们，曾定期来到这里的湖边；这个湖确曾存在于瓦底苏拉，并成了当时原住民社交往来的一个焦点场所。
2002年，更多游泳交友的参与者被发现就在附近的“野兽洞窟”，有大约八千种动物与人类造型刻在岩壁上，而且图像是刻在一个“墙纸”背景上；那“墙纸”是由艺术家们将红色颜料吐在手掌间印到岩壁上构成的。这类手印与石刻图案相交叠的确凿印记，在靠东边更接近尼罗河谷的几个遗址上被发现；遗址在法拉夫拉绿洲和“手印岩洞”中都有，而后者所在的那个谷地则如此偏僻，因此在地图上几乎从未被明显标示过。然而，“手印岩洞中的手印图案，是最值得关注和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表明了早期埃及人与热带草原/内陆非洲之间的关联”。
那些生活在这一广袤空间中的原初居民，对野牛群的依赖也是相似的；在埃及西南部，紧靠苏丹边境的地方，夏季的降雨曾形成大湖（playas），吸引了动物以及追随这些动物的游牧民前来。其中最大的是纳卜塔湖，位于尼罗河以西约60英里；早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那里就已有人放牧野牛群。野牛群是一种“行走的肉食储藏柜”，或者说是“走动的血库”，为人们提供牛奶和血液，使其形成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就像如今它们仍然为东非的马塞（Maa-sai）部族所做的那样。但是，既然野牛群也代表着部落的财富，所以大部分肉食还是要通过猎杀瞪羚、野兔和鸵鸟，以及通过约公元前6000年从近东引进的绵羊和山羊种群得到。
及至彼时，原先的游牧部族已经在大湖边建立起永久定居点；椭圆形的屋舍是用柽柳树枝和兽皮搭建而成。他们有炉炕来烤制食物与加热取暖，有研磨石用以处理谷物，有地窖存储食物——当地窖发掘出来之时，里面还遗留着小米和高粱、植物块茎与水果的残迹。其中还有鸵鸟蛋，蛋大，一只便可以供八个人进食，蛋壳还可用来作为珠子饰品。
不过，纳卜塔湖边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依然要严重依赖每年一度的夏季雨水。雨水何时再次更新和补充他们的给养，则需要精确预测，这对他们而言也至关重要。
于是，千百年来所积累的天文知识——水准之高令人叹赏——就派上了用场。让人们借助星象航行，以及制作最基础的石刻地图的相似技能，被用来帮助他们创造出一件高度创新的计时装置。将窄窄的砂岩石块安置在一个直径约四米的小圆圈中，就构成了纳卜塔湖圆石阵，尽管比斯通亨治的巨石阵要小得多，但这个版本则早出现两千年，是世上已知最古老的日历，这也是执迷于太阳的埃及人所发明的第一个日历。这些人“通过天文研究发现了阳历年的规律周期……在我看来，他们的计算方法比希腊人的更出色”——后来的一个希腊历史学家曾这样表示认可。实际上，作为“人类设计出的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合理的日历”，这个太阳年日历的起源是在石器时代的撒哈拉，但正是埃及人用来记录其整个历史进程的方式。这个纪年体系被罗马人采用，然后又得到天主教官方的认可，最终变成如今在西方国家依旧被普遍应用的日历。
纳卜塔石阵日历中最大的那块石头，对准了夏至日的位置，标志着雨季的开始；那时，人们一起会集到这个神圣地点，来聚焦关注那些“对游牧部落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死亡、水、牛、太阳和星辰”。紧靠着日历遗址，有座高高的沙丘，仍然覆盖着大堆的牛骨，表明雨季的开始会伴随着屠宰仪式——人们珍视的野牛群很少见地被宰杀，既是为了供大家食用，也是作为牺牲祭品，敬奉给那带来雨水的无形的神秘力量。
还有一块巨大的砂岩石板，雕刻成轮廓线条风格的母牛造型，或许是被用作“祭品牛的替代物”，而这也是整个埃及已知最早的大型石雕作品的例证。也有一些土丘，顶部安置有石头，每块巨石重达两吨；这也许标志着土丘是纳卜塔湖这一带知名人物的墓葬；有些石头被打磨成带有拟人形肩膀的样子，“暗示这石头相当于是石碑，也许就代表着墓中的死者”。跟日历圆石阵的石头一样，这些石头也被精心摆放，朝向北半球和那些拱极星的方向；那是天空中最亮的星辰，从来不会沉落；后来，这些拱极星被称为是“不灭的星辰”。
这些独块巨石，对纳卜塔湖的聚居者有着重大意义。石头是从距离超过一英里的一座采石场运过来，这就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努力，还需要令人叹赏的高程度的组织与合作。公元前6000年前后，人们就能协同工作完成如此难度的项目，因此显然聚居在纳卜塔湖的人们是汇聚和共享了当时既有的全部技能和认知理念，而这些智慧反过来又触发了其他的技术进步——从野牛群的驯化养殖，到非洲已知最早的陶器生产。
然而，到了大约公元前5500年，降雨带逐渐向南方推移。随着雨水减少，热带大草原的范围也随之缩小。居住在剩余草原地带上的新石器时代最后的一些居民，他们的踪迹可以在拉姆拉山丘（Gebel Ramlah），即“沙山”的湖边发现，而那里离纳卜塔湖仅有20千米。这是一个看上去和睦安宁的社群，可以判断存在于公元前5000年。这里的人口混合了“地中海与撒哈拉以南”的族群；代表他们那“丰富多样、欣欣向荣的物质文化”，他们有燧石和花岗岩工具，有用动物骨头和鱼骨做成的配饰，有陶器烘烤用具和碗盘，还有各类石器物品：从闪长岩材质的器皿，到用虹彩闪烁的云母片岩做成的精致罗非鱼——打孔之后作为首饰让女性悬挂佩戴。
这些原材料是从远至西奈半岛和红海岸边运过来的，这一事实倒是挺有趣的，因为做出来的东西大部分纯粹是用于个人装饰。对于我们而言，要理解这类文字诞生之前的文化，这些饰品，作为“一门失传的外在语言所残留下的词汇”，实在是最佳途径之一。拉姆拉山丘的那些令人大开眼界的居民，尤其喜欢大量的珠子饰物；珠子的材质有红玛瑙、绿玉髓、蓝绿松石、黑闪长岩、白石灰岩与鸵鸟蛋壳，同时配上动物牙齿、鸟类骨头和来自红海边的贝壳，戴在手臂、腕部、腿部、脚踝、腰间、脖子和头部当装饰。这些先民的鼻子和嘴唇，也有纽扣状饰物来装点，所用的材料为玛瑙、绿松石、贝壳和骨头；他们的脸部和身体，往往涂上颜色，用的是红赭石、黄褐铁矿石和绿孔雀石——都是来自东部沙漠的矿物颜料，用鹅卵石在石板上压碎研磨。
他们保持良好体面外表的愿望，即便在死亡时都不会有丝毫减弱；已经发现的尸体，往往用新鲜芦苇编的垫子或者兽皮包裹，埋在沙地中椭圆形的葬坑里，而最常见的陪葬品，就是各自的私人饰物。坟墓的作用相当于子宫，死者将从中得到再生；这个潜在意念与讯息得到了一个事实的进一步强化，那就是，有些尸体“几乎完全覆盖着”红赭石碎粉末——这也许代表着生命诞生时母体所流淌的血迹，而尸体本身被蜷曲收缩起来，就像胎儿的样子。不过，这或许仅仅只是个实际又实用的决定——只需要尽量挖掘一个最小的墓葬坑就够了！
无论最初始的动机是什么，如此的墓葬，对公元前15000年埃及的男女老幼而言，却是普遍采用的典型的安葬方式；伴随他们的陪葬品强烈暗示了这样的一个信念：死后，他们还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尸体大都按家庭分组，埋葬在祖先安息的墓葬地；推测起来，这大概代表着人们生前所存在的社会关系。这也显示出对死者真诚的关心和爱护，因为有新入葬的，只要那些旧尸骨受到任何损坏，都会被仔细修正过来，那些装饰品会重新摆放好，散落的骨头会收拾回来，与相应的尸体还原搭配；这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有必要保持生理身体上的“完整”。那些尸骨没有任何暴力外伤的痕迹，说明拉姆拉山丘的人们是一个和平友好的社群，他们营养正常，个子还挺高，健康状况相对良好。
但随着雨水日渐稀少，湖区的人们无法继续在这些湖滨的田园乐土上居留。大草原逐渐消失，沙地不断蚕食推进，人们最终被迫向东部迁移，奔向最近的水源地；没过多久，就只能去依赖那唯一的水源——伟大的尼罗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