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本书论点的异议

关于外围资本主义中经济进程与政治进程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的论点，以及我以前的文章的其他一些结论，引起了可以理解的异议。实际上，人们常常论证说，我的解释只涉及外围的某些较先进的国家，而根本不能扩展到其他国家。现在有必要来澄清这一点。

有些国家正处于社会结构变动的某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民主化进程蓬勃发展，所有那些最终引起危机的再分配后果也都显现出来。这是一个深入的阶段，不能和以前的那些阶段混为一谈。

相反，在另一些国家可以看到，上层的权力还在社会结构中居统治地位，民主化进程和分配冲突还未表现出来，或者才刚刚表露。

最后，还有一些国家，那里民主化进程正在发展，但面临着强大的障碍。在那些地方民主往往徒具形式，实际上被上面以不同的方式操纵着。操纵方式之一是接受那些可能威胁上层利益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或者各政党的头头联合起来以捍卫上层的利益。

对剩余的占有与分享制度存在于所有这些情况之中，只不过其演进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制度是外围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而不论它的结构变动阶段如何。我之所以把重点放在危机上，是为了强调说明，在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走向危机的明显趋势。

我们在上面指出的这些差别并不是各国之间存在的唯一差别。对剩余施加影响的外部条件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那些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国家，即便民主化进程已深入发展，分配冲突仍得到缓解，从而削弱了走同危机的趋势。

人们对于我关于作为体系的危机特点的社会性通货膨胀的论点也提出了反驳。我坚持认为，当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发展时，货币正统派是无济于事的。这的确是一个使人吃惊的结论，对我本人尤其如此，因为我在过去、在不同的情况下，曾借助这些原则来求得货币稳定。在劳动力和国家的分享权力尚未取得重要发展的那些结构变动阶段，正统派是有效的。但是，在结构变动的深入阶段，在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没有遇到重大限制的时候，正统派便失去效力，变得事与愿违。

我不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要求对体系做某些简单的修饰。因此，必须正视一个十分严肃而困难的问题。即体系的改造问题。

对我来说，这个结论是一种最后的考虑的必然结果。新古典派的选择是将他们那迷人的宫殿建在空气之中。他们所设想的调节原则无可挽回地背离了现实。用这样的原则既解决不了积累问题，也解决不了分配平等问题。这个问题在权力关系不受限制的、专横的作用中也得不到解决。权力关系的这种作用也缺乏一个调节原则。调节只能是一种集体决策的结果，并不可避免地要求进行国家的体制改造。

体系的改造

基于这些考虑，我把本书的最后部分用来阐述改造理论。我之所以强调改造理论这个术语，是因为与人们通常归功于我的相反，我不是在提出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发展选择，以便作为有效的公式去应用于拉丁美洲现存的各种不同条件。

虽说我很重视新的模式，但我的宗旨却不是这个。我是想提出一种可能的改造理论的某些要点以供理论探讨。然后才谈得上考察在每个具体国家的客观条件下哪些东西具有可行性。

体系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对剩余的社会使用的基础上。为此，我正在寻求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综合，而这种综合迟迟没有到来。从总体上对积累和分配进行调节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让市场作为有效的机制，但不是作为发展的最高调节者，这就意味着自由主义。

这一点尽管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这就是改造的政治含义。我不是指实现改造的形式。形式问题是意识形态争论的事，尽管我认为，将对此施加重大影响的是现实的客观条件。我所指的主要是从政治观点来看的新体系的实质。它是否和我们的民主及人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它会不会适应于一些根本不同的政治观念?

分配平等，发展的活力，以及一种真正参与制民主的新的制度形式。这些就是在改造理论中指引我的重大目标。不过，我不想先谁那些到时候将会讨论的问题，我只想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确定我的思想的方向。

应当明白，一切都非常困难，非常复杂，并将在外围遇到种种巨大障碍。然而，还有别的方式来消灭现行体系的排斥性和冲突性趋势吗?有什么局部的改革能在不导致剩余的社会使用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吗?

我在前面提到了发展的活力。必须澄清这个问题以便消除某些令人遗憾的混乱。加快发展，给发展以活力，并不意味着前面必须有发达国家的形象。把一个正在那里受到严厉批评的形象当作目标或许更糟。而那些批评很大程度上还是在没有用很严格的价值标准来检验这种形象的情况下的自我辩护。这是一种经济权力的集中阻碍政治权力的真正扩散的社会的形象，走入歧途的、奢侈性的消费社会的形象，环境污染和开发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的形象，一种巨大的城市集中的形象。一直在鼓舞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正是这种形象。

物质刺激也超出经济体系之外、正在渗入它不应当渗入的地方。毫无疑问，这一切还会随着发展的加快而更形加剧，虽然不会根本改变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必须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