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探索和拓展
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迄今为止，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大致可概括为“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在过去的60年里，新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努力前进。前30年是理论探索和内外实践的准备阶段，后30年则是正式启动和逐步发展阶段。展望今后40年（即到百年国庆时），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将继续丰富和拓展，在和平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发展为和平服务的特点将更加突出，中国和国际社会关于和平发展的共识将更加增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地区和全球意义将更加强烈，中国为此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在和平发展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实践，并及早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理论探索和实践努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志士仁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前仆后继，终于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把新中国的目标锁定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没有正式和全面地提出和平发展道路的命题，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了初步但又重要的探索。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就着手进行经济恢复工作，并逐步形成了以四个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观。周恩来1954年9月在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最早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初步思想。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直到1975年1月，周恩来抱病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号召“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举国一致的奋斗目标。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强调“和平为上”,1954年中国分别与印度、缅甸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署的一百多个双边条约中。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分别规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1972年、1978年和1982年中美签订的“三个公报”均载明或重申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家关系。
但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自身理论和经验不足，中国在对世界大战的判断、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国对外关系的政策策略等方面曾有过严重失误，十年“文革”更是把国家经济推上崩溃的边缘。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当时的国内发展水平和较为困难的国际环境制约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统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一历史任务于是就落在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身上。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经走出了“文革”，国际环境也有所改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此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邓小平奠定了中国的“和平发展”观，全面启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和平外交思想，指出“中国最希望和平”,“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并以此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还认为：“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另一方面，邓小平丰富了中国的发展观。首先，以中国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核心观点，他认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且，邓小平还提出发展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人们都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始终把缩小南北差距和加强南南合作列为世界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邓小平还强调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在实践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积极营造和平的内外环境，超越意识形态和历史恩怨，实现了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正常化，调整了同邻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争取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还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完成了关于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谈判。同时，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继续改革开放，国民生产总值开始成倍翻番，经济不断上台阶，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观，首次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科学命题。江泽民还在“台阶式”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思路。江泽民指出：“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在国际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观又有创新，提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在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础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认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筹帷幄下，中国成功应对了“北京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造成的严峻挑战，运用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调整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改善了周边关系，夯实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有效参与全球性组织，主动倡导地区性组织，有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开创了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崭新局面。在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初步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0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0.2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世界排名由第10位上升到第5位；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中国和世界各国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首先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和促进中国国内的发展，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和谐发展。同时，科学发展观也是为了应对人类社会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发展新问题，探索新兴大国的发展模式，应对环保和气候变化等挑战。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2.56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3位。此外，胡锦涛在2005年还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并把和平发展观运用于两岸关系。在和谐世界理念的大框架下，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和国际合作观的思想得到了升华，中国外交思想的理念正在成为国际外交思想的公共产品，推动了全球的和平、发展、合作事业。
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世界理念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在始于2008年9月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中更显突出。中国政府审时度势，迅速行动，及时和有效地应对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使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中国和美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风雨同舟，共克时艰，努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也日益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外选择。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而在世界上更具吸引力和借鉴性。
二、和平发展思想的三大渊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得益于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当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对外关系的务实化。首先，是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在当代的再升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向有“修文德服远人”、“协和万邦”、“崇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历史传统，强调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道善待他国。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倡导“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天人合一”（老子）、“和而不同”（孔子）、“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等。中国古代政治的主流思想提倡“以德化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这种政治思想具体为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表现在军事思想上，就是强调“义兵、备战和慎战”。但是，中华文明中所蕴含的和平发展思想需要“复兴”和“再提炼”后才能指导和服务现实。这就是中国强调在继承中发展和兼收并蓄外国文明的原因之所在。在当代，中国在传承和发扬中外文化和平发展思想时强调世界各国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和谐发展”、“共同发展”、“风雨同舟”和“携手共进”等历经时间考验又易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及世界的和平发展。
其次，在继承和发展中继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其普遍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在创立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理论的同时也形成了和平发展理论，认为“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和平发展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世界已经为资本主义连成一片的背景下，“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恩格斯晚年在预测德、俄、法很可能爆发的战争时，还强调国际社会主义者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和谐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共产主义思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辩证法中都包含着和谐思想。胡锦涛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对革命和战争问题也进行了调整，他指出：“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会给工农带来空前的浩劫。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只要能保住我们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和平。”根据当时的内外形势，列宁在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商业和市场为基础。在对外方面，列宁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思想和新经济政策等。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和当代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它的指导作用。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江泽民的“和而不同”到胡锦涛的“和谐世界”等，正是新中国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和创新发展，并以中国化和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
再次，是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务实需要。新中国在过去60年的对外关系中，始终努力追求和平的国际环境以进行现代化建设。从成立之初起，中国政府就表示：“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主要是同苏联和东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合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了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但是在50和60年代，面对西方的围堵、封锁和压制以及退居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威胁，还因为对爆发世界大战可能性的过度担心以及主张世界革命，毛泽东等在建国后的20多年中，一直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中国的许多内外决策也是建立在这一判断之上。中国对美国和苏联“两面开弓”，强调“备战备荒为人民”，最终导致中国和外部关系一度陷入紧张。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才改变了这一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开始注意为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内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对内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即使在“北京政治风波”的冲击下也毫不动摇；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进同国际社会的接轨，加大参与国际体系的力度，争取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更加重视营造多边、地区、全球和平发展的环境和机制，通过制度性安排来维护中国和全人类的利益。
三、和平发展道路的拓展和前瞻
从现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大庆还有40年。展望未来40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将继续拓展和丰富。
中国今后面临三方面的发展问题。一是在中国国家发展层面上，发展不仅是经济方面，而且还有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方面。中国在全面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内外矛盾和困难势必相互交织，保持国内经济持续增长、政治改革不断深入、民族宗教和谐相处等将是中国今后40年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二是全球层面上的发展问题。二战后，发达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增长、缓和社会矛盾、应对能源危机和把握发展新机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争取国家经济发展，同时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今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有不同的发展任务，但它们需要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却在不断地增加，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品安全、防疫抗灾等。把中国定位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即新兴大国）有利于中国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和平发展道路，特别是中国将在这一群体中共同促进世界的发展。三是发展的理论创新问题。如果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摆脱贫穷落后时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经济”的话，那么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需要有新的理论和目标，指导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世界和地区和平问题上，中国的重心将逐步从维护和平向构建和平过渡。和平与发展互为因果，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主题也是相互影响。如果说，在过去的60年里，和平对发展的影响以及外部环境对中国道路选择的影响处于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在今后40年里，两者反向影响将会明显增加。中国将充分利用发展积聚的综合国力更好地服务于和平，从而把对外关系的重心转向构建世界的持久和平。
中国和平构建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和较长的时间框架内将集中在周边地区。这里有三层意义：其一，中国必须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与和平的手段解决领土（海）问题，继续“友邻、富邻、安邻”，构建真正的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其二，中国必须通过地区框架以更加积极和有效的态度参与、乃至主导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的应对和解决，从机制和制度上保障地区和平，从行动上构建地区和平。其三，中国必须同周边国家共同探讨和遵循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和战略，形成亚洲和亚太的政治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观，进而向全球范围拓展。
中国还需要在全球和平的环境下实现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和平转型，同世界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能够从制度安排上实现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更加有效的国际体系和机制能够应对和解决影响世界和平的重大挑战，如核扩散问题、世界热点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等；更加趋同的国际理念和价值观有利于国际社会从整体上统筹和平与发展的建设性互动，从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在和平的理论建设上有所贡献。在利益共生和挑战同对的现实面前，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先进的理念指导各国调整相互关系。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在超越本国的疆域而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认同。但在西方理念和理论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中，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理念、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文明多样化等中国倡导的理念远未成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在软实力建设方面，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从长计议和及早谋划，争取掌握历史的主动。
有鉴于此，中国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时需要更加明确向世界表述自己的理想、阶段性战略目标、主要途径手段以及平衡中国的大国权益和责任等。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想是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凸现了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也即是世界的共同性，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对共同利益和共同繁荣的理性审视和实践努力。中国不仅继续为世界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还将为世界提供更多的进步思想产品。推出和谐世界理想有利于联合全球的和平发展力量和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长远目标。
中国今后40年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实现全球多极格局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从现在起到2049年，世界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国家之间的利益将继续进行重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势必伴随着利益的碰撞和重新配置，各种矛盾和挑战层出不穷，多极格局和国际新体系的形成必然产生于多重失衡和平衡的过程。为此，中国将继续通过和平发展的途径平衡新兴大国群体和传统大国的相互关系，通过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通过制度性安排保障各方权益等。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需要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保障。虽然我们现在还难以对今后40年的政策措施加以细化和具体化，但还是可以勾勒出它们的大体轮廓。在近中期，中国应巩固和充实已有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如加强各种伙伴关系和战略对话，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合作组织，编织各类多边网络，共同分享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成果等。中、长期的重点应争取从全球和地区层面上筹划和平发展道路，继续进行机制和体制创新，协调各力量中心和主要行为体的政策，把握各种机遇，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
中国需要全面平衡大国的利益和责任。一方面，中国在很长时期内仍将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提出超出自身能力的目标和承担力不胜任的义务。另一方面，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发展水平将达到届时的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的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则居全球最前列，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将有大幅度的增长，世界对中国会提出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要求。显而易见，中国履行与此相应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将成为问题的基本方面。为此，中国必须从现在起就要有长远的规划，做好物质、思想、体制、理论、人才等方面的准备。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