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待传统道德的正确态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进步总是在对自己的传统道德资源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前进的。那么，在建设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明时，如何在理论与操作两个层面正确认识传统道德资源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做好继承接续工作，以此作为现代道德建设的资源与凭借，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与实践问题。

首先我们来讨论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在现代中国的地位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核心的，而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可供今天借鉴的道德资源，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中却是坎坷曲折的。

中国现代历史的文化主题是救亡与图存，中国历史经历了近代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后，某些知识分子反思的结果是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因此，五四运动时期，适应当时社会启蒙与变革的需要，“打倒孔家店”，在理论层面或者说在上层社会文化层面对传统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引来了德先生、赛先生，却不加分析地丢掉了我们的传统道德。当时批判的重点是旧道德，亦即传统道德，这种批判把矛头对准旧道德中的“三纲五常”，反对其专制的、等级的、封建的消极因素，无疑对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情绪化而不是冷静的、理性的、在分析基础上的简单化批判，是以全盘西化的思维对传统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可以说是连糟粕和精华都抛弃了。批判抛弃“三纲”这种直接体现封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这完全是对的。但人类道德除了有其国家政治生活一面的内容外，大量的内容则涉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如在家要孝敬父母，与朋友交往要讲信谊，做人要忠义，待人要仁礼，这些内容并不随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立刻发生变化，只要是合理的，还会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发挥作用，被自发地继承留传下来，反对抛弃也不能取消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作用。按李泽厚的观点，儒家道德学说“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这种心理结构化为民族智慧，“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的存在和文明，具有相当强固的承续力量、持久功能和相对独立的性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从内容到形式，从道德标准、真理观念到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等”。因此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批判，实际上仍然局限于上层观念文化，在民众实践生活领域，儒学和传统道德仍然影响着1949年前中国人的道德实践，或者说传统道德在1949年前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仍然发挥着实际的指导与规范作用。

建国以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和全民的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德，这本来没什么错，但我们长期以来却把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道德放在一个对立的位置上，似乎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似乎传统道德全部内容都是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糟粕，简单化地放弃了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性继承。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把这一切都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全盘否认了。这首先是由一种意识形态的僵化思维方式和简单化做法造成的，好像一听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必然是错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完全对立的。实际上这本身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关于道德的科学论断的。我们经常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我们在道德生活领域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人民的道德实践相结合？新的道德文化不仅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且要特别注意吸取中国的优良道德传统，这是由道德发展的规律性所决定的。道德作为一个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文化观念、规范及其实践活动，是有其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继承性的。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文化现象，既有为当时各个历史时代特定的经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时代性的内容，更有着强烈的继承性，一个民族的存在，不仅在于它有特殊的地域环境、人口、语言，还在于它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生活方式，在其文化中，伦理道德又属于核心的价值规范系统，更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点。这种继承性、民族性有时可能不会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而立即改变。而民族道德无非是该民族合理生活方式的凝结和概括。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逐步获得了较为正确的认识，首先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允许对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重新进行研究，起码可以把传统道德作为我们的一个思想资源。到了1990年代，我们重新回到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正确立场上来了，甚至在大众文化层面上，山东曲阜的祭孔活动也得以恢复。传统道德重新成为我们进行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更是受到民间和官方的重视。民间的儿童诵经读经活动的兴起，企业及其他人社会人士对传统文化学习的热衷，学堂和书院的兴办，互联网上传统文化网站的逐渐增多和网友的交流，传统节日的国家法定化，一百多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所有这些，“无疑都反映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民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增强。另一方面，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所体现出来的人们精神的迫切需求，根源于意识形态在人们心灵的隐退所造成的巨大虚空，这种空间要求得到弥补，特别是民族精神与伦理道德的重建，成为社会公众的强烈要求”。陈来还认为，我们现时代的历史主题已经不再是“革命—斗争”或者“改革—发展”，而是“创造—振兴”，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而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共产党在现时代也已经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执政党的任务就是要把注意力平实地集中在治国安邦的主题上，而儒家的学说是能够符合这种时代需要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先后在哈佛与耶鲁大学演讲，以自强不息、以民为本、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核心，无一不是从中国文明来宣示中国性，来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来呈现中国的未来方向。以“和谐”为中心的执政党的国内政治理念和口号，也体现着类似的努力，即探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

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有关道德建设的文件，其对于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这个文件中，有关传统道德明确指出了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共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这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中从上世纪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道德的最高的肯定表述了。但“承接”是什么意思？如何承接？学术界对此似乎也没有相应的认识，更缺乏较深入的研究。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与传统美德相承接，这样一个提法，我理解，就是要把传统道德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资源和凭借，实现我们的新道德与传统美德的直接继承和延续。我们的新道德建设，一方面离不开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这个源，但同样也离不开传统美德这个流。我们过去在理论上讲批判继承，但实际上是只批判而不继承。今天，我们的道德建设要树立一个实实在在的继承的态度，当然这种继承并不是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复古，那也是不可能的。

传统道德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究竟何在？如何继承？继承什么？这取决于两个问题：传统道德中有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什么？然后根据我们今天缺乏的需要去继承传统道德中有且至今有合理性的东西。以此思路来思考，传统道德对于今天的作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在于它可以指导民众的庸常生活和日常道德实践。让我们稍加详细讨论。

传统道德的结构按照《大学》“八条目”所讲的“修齐治平”似乎可以分为个体修身道德、家族道德与国家政治道德三个部分，实际上在我看来，虽然传统社会中的社会道德内容不太发达，但仍然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如“五伦十义”中的“朋谊友信”的原则，以及广泛的各种行业道德都属于社会及其职业道德的内容。从社会道德之不发达也可观照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主要是以家族与国家这样一个两极形式存在，而社会关系则处于一个不太发达的状况。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与本质是其家族精神。个体修身道德要服从于家族道德要求，国家政治道德则是直接从家族精神中提升出来的，如移孝作忠、家长制等，社会与职业道德也是受家族精神的影响的，如把社会人际关系比作家族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职业与行业道德中的家长制等。

中国传统道德主要是以家族道德与国家政治道德这样一个两极形式存在的，而且两者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道德结构适应了当时社会结构的需要，因而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实现了对社会和人心的有效控制。社会伦理秩序在宏观方面是由国家政治伦理操纵的，而民众的日常生活则是由家族伦理、个体伦理、行业伦理规范的。

再来看看，我们建国以来的五十多年的道德结构和伦理生活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由战争年代的革命道德发展演变而来，在上个世纪至今的社会生活中，在中国大地建立了一种崭新的道德历史类型，也树立了一种新的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这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的道德文化，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伦理道德方面，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基本价值原则如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五爱”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基于武装斗争的需要，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革命道德在指导战争年代的革命实践甚至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社会道德的一般价值原则，能不能在新的历史时代更加充分地指导人民群众的庸常生活，使我们的道德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这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

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国家即社会，社会即国家，国家与社会处于高度同一之中，政治权力渗入日常生活、私人领域的很多方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道德结构是以政治化的国家伦理（或称国家道德意识形态）代替了所有道德如社会、职业与个体日常生活道德，曾几何时，它可以不顾我国当时社会发展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和大众道德的层次性特征，人为、生硬地推行那种政治性国家伦理规范，使其成为社会的普遍伦理要求。这种道德结构有其贫乏性、片面性，一旦面临今天变化了的社会新情况，就会出现道德的真空。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加之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社会政治关系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随着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独立于国家行政干预的私人领域、（民间）社会生活正在产生和扩展，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崛起。同时，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行政权力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私人领域退出，这必然造成光依靠过去的单一的国家政治伦理来指导多元而丰富的民众生活实践已是不可能的了。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的道德建设一定要面向生活、面向民众、面向实践，研究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生活实践要求创建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不仅仅是依过去的意识形态思维建构一种用以重新教化百姓的国家道德意识形态，而是要从私人领域、社会生活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与国家伦理导向和整合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虑，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建设起来的新的道德体系才是为社会和民众、生活实践所需要的。这种新的道德体系建设是离不开现实生活这个源头的，另外要注意吸取中、外道德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

现代民众生活的日常性日益凸现。民众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附庸，而且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有自己的经济生活、职业生活、个人家居、休闲娱乐生活、社交公共生活等，这种民众日常生活具有个体性、私人性、民间性、公共性，因此，社会的伦理道德必须尊重这种民众生活的特性和权利，要创建适应这种日常生活、体现现代意识并与民众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的道德体系。道德并不是仅仅体现在一些政治原则的大道理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民众的人伦日用的实际生活中，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民众的庸常生活有所指导，换句话说，它的真理性与合理性也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强化的，道德真理并不总是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则，而是充满着朴素的生活真理和为人之道、人际之方。传统道德之所以被那么多的人所信奉与实践就在于它与民众的生活实践有紧密的联系，国家政治伦理原则恰恰是从这种家族社会的日常生活规范中提升出来的，因此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只强调向民众灌输，这种灌输又与群众的生活实践相脱节，那只能适得其反，难以发挥作用。道德来源于民众鲜活的生活实践，道德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单纯论证和教化，而是民众在实践中通过互动、协商、契约、履行而逐步形成的。离开了民众的生活实践，道德将会成为无源之水，将会枯竭和衰亡；一种道德如果已经和民众的生活实践没有关联，那必将成为一种伪善。道德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价值观念和善恶意识，其评价的标准仍然是能否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否代表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不是简单地以社会和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为尺度。道德的应然和正当，其价值根据也只能是人性的自我完善和社会关系的完善，而不单纯是某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有时这种社会进步趋势与某些先进阶级和政党的利益和目标会一致，但我们在思维上必须把这当做两回事，因为毕竟也有不一致的时候，甚至有实际上不一致，但却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成是一致的，从而导致了社会伪善并阻碍社会和道德的进步。道德区别于其他精神文化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要求我们的道德建设、伦理学研究一定要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实践。

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对我国传统道德资源这个流，主要是抛弃其封建国家政治伦理的糟粕，而继承其个体道德、家族道德与社会道德中的合理成分，以指导现代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由于我们几十年来在民众的日常生活道德建设方面是空白，传统道德资源的相关内容的绝大部分我认为还是可以直接为今天所用的。如传统社会生活中讲忠诚于事、忠诚于人的精神，行业道德的讲究信誉、勤勉敬业精神，人际之间讲究的诚信精神，家族道德中讲究的亲情孝道、和睦团结的精神，个体道德中讲究的个人修养、追求美德的精神，全社会讲究的礼仪、维护秩序的精神等等都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涉及人类基本道德的一些普遍资源更是可以直接继承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仁爱他人，讲究义务责任，天下为公等等。

当然，我们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待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仍然要坚持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要认真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地继承、创造性转化，实现传统美德与现代生活的对接。承接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批判地继承。这个批判的标准，一是根据科学性、合理性原则分析传统道德资源中哪些是具有人民性、民主性、全民性、继承性的合理因素，哪些是应该抛弃的糟粕。另外要根据当代社会生活的需要，汲取传统资源中仍然有益于今天实践的要素，要注意区分传统道德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和今天生活现实的变化，仔细分析哪些因素是可以为今天所用的，哪些是不行的。如孝在中国古代是首德，“百善孝为先”，但今天它再也不能回到这种首德的地位了，因为我们已无法使社会生活再回到过去那样的家族社会中去了。另外，要注意吸取传统道德中那些稳定的至今仍然是合理的成分，而摒弃那些时代性太强而不适于今天的东西，如传统道德中的家族精神，我们在今天就要正确分析对待，家族精神适应了当时家族社会的需要，它是进步的，但在今天，我们需要而且已经把个体从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现代道德是以个体为主体的，以契约精神、平等精神为基础的一种新道德，虽然中国人今天仍然比较看重家庭的价值，但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毕竟不像古代社会那样重要了，泛家族化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其作用可能是消极的。现代伦理讲究的是一种公义精神，因此我们要谨防家族精神对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负面影响。又比如，中国传统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熟人社会的关系，因此，在我们的传统道德资源中缺乏与陌生人打交道的伦理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私德发达而公德不足的情况，我们在现代道德建设中也要注意这种私德、私意对现代社会公德、公意的冲击。

另外，弘扬传统道德，并不是要拒斥西方文明和西方道德中的合理因素。我们还要注意吸取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成分。由于中西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不同，中、西文化及其道德有很大的异质性，相互之间可以互相补充。我们所缺乏的也许是人家刚好拥有的。如西方道德文化是以个体精神基础上的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公正精神、权利意识为其特质的，这些与我们传统文化及道德中的家族主义、等级精神、义务精神等都有所不同，我们继承传统美德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建设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道德，因此，我们要吸取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而且，汲取西方文化和道德中的有益成分正是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传统美德的一个前提条件，因为我们可以以西方文化和道德的异质性作为我们反思传统道德的借镜，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互补才能进步。中国现代的道德文明必然是基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实践要求而汲取借鉴了中、外道德文明成果的崭新的道德。

尽管如此，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虽然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全球化，但任何民族的道德生活总是因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一国的道德建设应当也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所以建设新道德或未来的道德，就不能用摆脱自身传统的办法求得道德问题的解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道德建设中，我们仍然要将现代道德与我们的传统美德相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