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航空的运营管理，丰田公司的车间管理，芝加哥的社区警务计划，维基百科或者Linux，它们有哪些共同之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它们都依赖于人与人相互合作的体系，而这种体系不是完全依靠薪酬激励、惩罚或者层级控制运转的。丰田公司以便于彼此协作为原则进行车间布置，在信赖与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供应商管理体系，而不是通过工艺工程师和竞争性招标来严格地确定供应商。20多年来，丰田模式一直被视为最伟大的创新，很多人认为这是丰田汽车公司成长为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商的主要原因（只是偶尔会遇到一点麻烦）。类似地，西南航空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它的竞争对手，它以相对自治、高度信任、公平对待为基础，在员工中培养团队协作精神。20多年来，芝加哥警方不是更努力地打击犯罪，而是致力于建立社区警务模式，住在附近的居民和警察齐心合力，更有效地预防了犯罪行为的发生。维基百科完全依靠志愿者维护内容，任何人都可以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知识，没有报酬，在内容编辑方面不受控制。开源软件Linux则依靠志愿者和有偿贡献者的广泛合作，成果由大家共享而不是仅仅归属于某个人。

这些组织的运作方式，完全违背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关于人类动机的最基本假设：从本质上看，人是自私的动物。几十年来，经济学家、政治家、立法者、企业高管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一切行为都表明，所有的体系和组织都必须围绕激励、奖励和惩罚来构建，似乎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达成公众、公司或者社区设立的目标。

 

·如果你想要减少犯罪，就要加大惩罚力度，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振出局法”（three-strikes laws）一样：如果某个人有三项重罪指控成立，就会被判处终身监禁。

·如果你想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就要将报酬与绩效挂钩，并密切监督他们的工作效果。

·如果你想让高管为股东的利益考虑，就要分给他们一些股份。

·如果你想让医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就要警告他们不好好履行职责会吃官司，这样，他们就会因为害怕打官司而善待患者。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在被自身利益所左右，因此，监督、奖励和惩罚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真实情况却是人们在以协作的方式开展合作，他们做事稳妥、行为公正、为人慷慨，关心他们的群体或团队，总是努力做一个以善报善的好人。在互联网上，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比如，维基百科和开源软件就运转得非常成功。Linux的吉祥物企鹅Tux正在一点一点地瓦解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宣扬的人性观。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2008年10月23日向美国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所做的证词如下。

 

艾伦·格林斯潘：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我，都曾希望能够借助贷款机构的自私来保护股东的权益，但我们现在非常怀疑这一点。

参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这是因为你的世界观和你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它不再适用了。

艾伦·格林斯潘：确实如此。这也是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方，因为过去的40多年间，我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特别行之有效。

 

曾为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对利己主义力量的坚定信仰，建立在社会上被广泛认可、长期存在，却是错误的两个假设的基础之上。

第一个假设就是为哲学家霍布斯带来灵感的“利维坦”：从根本意义和普遍意义上说，人是自私的。管理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政府并由它对人进行控制，这样，人们就不会在盲目追求自利的过程中伤害到彼此，或是让彼此的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

第二个假设就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应对自私的另外一个解决方案：“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因为人天生就是自私的，人的决策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所以我们在自由市场上的行为最终将给大家带来共同利益。换句话说，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我们最终将满足彼此的需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会为对方的利益着想，而是因为这样做能实现互惠互利。

尽管他们的表述相去甚远，但是“利维坦”和“看不见的手”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即认为人类都是自私的。前者试图通过监督和惩罚限制人的自私行为，而后者则认为，在市场上自私将导致人们的行为有利于共同利益。

西方的另一种主要政治观点来源于众多思想家的著作：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和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以及无政府主义哲学家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和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著作。大体上说，这种让人感到很舒服的观点认为，人从本质上看是具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在行为上表现得更有道德、更愿意合作或者更加慷慨，而不是仅考虑自身的利益。这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圣人，而是说我们是有道德的，不必沦为政府“利维坦”的忠实奴隶，或是任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摆布的机器人，抑或是致力于共同利益的、像蜂群一样的完美集体主义群体的一员。为了向Linux的企鹅标志Tux表示敬意，我们将这一选择称为“企鹅”，指代“合作”。

“利维坦”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轮回

从当代欧洲和北美的历史来看，它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一直在交替发展，要么走向“利维坦”，要么以“看不见的手”为基础。从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君主独裁统治都可以视为不太成功的“利维坦”，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仅仅是将“政府”换成了“君主统治”）。正是“利维坦”在履行控制职能方面缺乏效率，才使得“看不见的手”和重视社会行为的“合作”得以出现与发展，但是，后者的发展或多或少有些不太正规。到了19世纪，随着君主统治的日趋没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以及随后的自由贸易兴起，“看不见的手”威力尽显。“看不见的手”在欧洲和北美发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19世纪不断出现的恐慌与崩溃，导致它的威力逐渐被削弱。1929年，随着市场的崩溃和大萧条的来临，“看不见的手”失效了。

随后，钟摆开始猛烈地向另一个方向摆去。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遭受沉重打击，而俄罗斯则完全否定了过去，直接从沙皇的昏庸统治转向斯大林模式。“利维坦”化身为法西斯主义，昂起它丑陋的头，表现出空前绝后的残忍。在美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利维坦”则以和善的面目出现：迅速发展起来的福利制度和形形色色的政府机构——美国出现了“罗斯福新政”，西欧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不良的官僚作风、畏手畏脚和效率低下，钟摆又开始回摆。到了80年代，我们再次完全倒向自由资本主义：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以效率和自由贸易为目标的欧洲共同体；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看不见的手”似乎取得完胜。甚至连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领导的美国和英国的中左翼政府，都在忙于废除福利制度：以私营的、基于市场的组织代替政府机构，撤销对曾在纽约和伦敦昌盛一时的金融市场的管制。弱化国家作用并让位于市场的利己主义趋势在小布什时代达到巅峰。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正面临一场新的危机，由于盲目相信利己主义的力量和通过激励与回报有效驾驭它的能力，我们的经济体制几近崩溃。

我们该走向何方？既然“利维坦”把持的命令控制体系和自由市场上的“看不见的手”都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以合作为基础的体系，除了能为我们带来自由的操作系统或全球在线百科全书，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合作”能否为我们带来稳定、有效的社会和经济体系，让我们冲出这一残酷的怪圈呢？

我相信它能。

整个20世纪，工商管理、人类学、心理学、人类进化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等众多领域的学术研究都是针对如下困惑的：我们该如何构建人类居于其中的体系呢？毕竟我们的生活受到各种各样的体系的束缚。例如，车间与大卖场这样的商业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法或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体系，互联网或道路与桥梁等技术体系，行政管理体系（有些是国有的，如老年保健医疗；另外一些则是非国有的，如艺术与文化基金会），学前教育和大学科研实验室的教育体系，朋友关系网络这样的社会体系，等等。

不管它们的目标是提高效益、完善法律和统治、促进科学进步，还是仅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快乐，优秀的科研人员和思想家都一直在寻找改进这些体系的方法。在20世纪的前60年，大多数体系都是大型的、层级的和控制型的。在美国，这种趋势始于公司。20世纪初，著名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这本著作提出的管理方法，是对每个人的每个动作进行描述、定时、测量和监督，确保动作的效率最大化，将每个工人简化为一个设计完美的体系中的一个可以被控制的零件——由上层权力控制。

亨利·福特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方法，并将其应用到生产线上。最后，这一思想方法渗透到很多领域与行业，从工厂车间到办公场所，到处都是它的身影。这种思想认为，工人从本质上说就如同机器人一般，只有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他们才能完成好给定的任务。这种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方法后来又应用到公共领域。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建立的“罗斯福新政”管理机构，就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之上的：相对于不负责任的市场来说，专家机构能够更有效地制订计划。这个新政直接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欧洲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命令控制体系首先从政府机构兴起——普鲁士的俾斯麦是先行者，后来才进入商业领域。但是，尽管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有所不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一个事实是极为清晰的：在美国等国家，层级组织在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主流。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和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20世纪先后做出预言：未来将会由更加庞大、控制更严格的政府机构主宰，也就是形形色色的“利维坦”。

在其后的40年间，随着政治对抗、理论争端的加剧以及实践的增加，集中式体系明显开始向市场和模仿市场的方向发展。简言之，“看不见的手”又重回世间，它不只出现在象牙塔和华盛顿的议政厅，也现身于商业和社会生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转变源于“冷战”，即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较量，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引发这种转变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管理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经济与社会时，以控制为基础的体系越来越无能为力。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不计其数的新行业、新公司和新产品进入市场，层级体系在其中越来越难以胜任。

另一方面，基于市场的体系似乎并不需要如此严格的监控。相信市场有效性的那些人，通过建立激励体系也可以让我们把事情或多或少做得更妥当一些，这是我们能感受得到的。这时，人们认识到这是做生意的好方法，非常经济又特别有效。于是很快，“看不见的手”迅速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主流方式。20世纪末，随着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我们开始面对一个复杂、广阔、变化万千的世界。经济学家和企业开始应用比亚当·斯密当初提出的模型更加纯粹的人类自私模型，寻求更多的放松管制，在更大程度上把职责交给完全竞争的市场，让利己主义为公众利益服务。我们甚至开始接受这样的思想：人类天生的自私本性，不仅适用于商业世界，或者说市场，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生活、家庭与爱。此时，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于是，我们开始将人的行为仅仅看成是对奖惩的理所当然的机械反应。

但在最后10年，一系列变化促使纯粹的自私理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首先，企业开始学习丰田公司的经验，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较于美国的竞争对手，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的工厂在生产率提高和质量改善方面远远走在了前面。高新技术产业不太主张正式化，反而更加关注自治、创造性以及社会性活动，谷歌就是讲究人性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越来越多的商学院课程和企业本身，都开始重视和尝试采用新的组织模型，它们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模型，也不是过去认为必不可少的层级模型。这些模型是基于以下假设建立的：在合适的条件下，人们会选择合作和协作，以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这也是他们自己的愿望。

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上“对等生产”（peer production）的兴起，如自由与开源软件、维基百科、“每日科斯”（Daily Kos）或者Newsvine这样的“协作公民新闻”（collaborative citizen journalism）网站，以及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会网络引发了一种合作文化，这在5年或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变化不会发生在社会边缘，只会发生在硅谷这样的地方，因为那里代表着社会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最前沿。最后，企业开始注意到这种变化，并观察其发展动向。依靠志愿者的贡献运作的网站都非常成功：维基百科的访问量在互联网上位列第7或第8，每个月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独立访问页面量达到3亿。像IBM这样的传统企业，以及像谷歌、Facebook、红帽（Red Hat）或者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这样的新兴企业，都有实力试用这些新模型，找到通过“吸引人”获利，而不是控制人的新方法。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甚至连一些市场自由主义的忠实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激励至上模型”（market-incentives-above-all）是有缺陷的。

社会上的彼此吸引和建立协作关系，能够激励我们达成富有成效的结果，这种更加乐观、充满人情味和人文气息的观点所影响的范围远不止商业领域或是网络环境。像维基百科和Linux这样通过协作努力而获得的成功，与芝加哥全市范围的社区警务模式是类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在线协作平台——情报百科（Intellipedia），也采用了类似的模式。

如此众多的领域都采用合作体系，让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界的研究人员重新燃起了探索合作机制的热情。他们开始设想，也许自私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天性。经过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我们在心理学、组织社会学、政治学、实验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领域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实际上，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善于合作的，是无私的，或者说至少不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之前认为的那么自私。这不仅仅是理论，很多实地研究已经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合作体系，与以激励为基础的体系相比，它们往往更稳定，也更有效。即便是在人类生物学的研究进程中，进化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正不断发现“人类善于合作”在神经及遗传方面的证据。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违背我们的直觉，但确实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进化实际上更偏爱愿意与他人合作或者帮助他人的人，即便这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通过众多学科对多个社会所进行的研究，一个基本模式出现了。在任何一个实验里，都有大约30%的人的行为让人觉得他们好像真的很自私，就像主流思想所认为的那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近一半的人会表现出合作行为，而且始终如一、态度鲜明。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合作行为是有条件的，他们以善报善，以恶报恶。另外一些人则是无条件的合作者，或者称为利他主义者，即便需要个人付出代价，他们也会与他人合作。通过针对地域广阔、类型众多的人所做的大量实验，人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实事求是地说，在受控条件下，没有哪个人群有半数以上的人总是表现出自私行为。

你可能在想，实验得出的结果还不错，但对于日常生活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当前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如层级企业模式、惩罚性法律体系、基于市场的方法及教育，往往是根据错误的模型设计出来的。这些模型定义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定义了我们为何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我们不需要“认为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只有欲望和偏好”的体系。采用控制或者说“胡萝卜+大棒”的办法来激励大家是无效的。为了激励大家，我们要依靠可参与、沟通的体系，使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认同感。换句话说，组织最好能帮助我们展现心灵深处协作、慷慨的一面，而不是认为我们的行为都是出于自利。我们将会看到，试图基于利己主义构建体系，比如物质奖励或惩罚，有时会适得其反地导致生产率降低，还不如采用纯粹的社会动机导向方法。

为什么利己主义神话仍在流传

如果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协作的力量和光明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仍然坐在会议室里，聆听演讲者的一面之词呢？他们通过图表解释说，自由Linux的成功只不过是由市场暂时的不完美所导致的，一旦定价系统正确地发挥作用，它将不复存在。尽管竞争对手微软的电子百科全书（Encarta）业务最近已经宣告失败，但维基百科的未来不可能会被这样或那样的新盈利模式所取代。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华尔街这只“看不见的手”仍比其他选择更好吗？

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仍有这么多人还在坚持“人是自私的动物”这一让人不舒服的观点呢？为什么我们对众多的否定证据视而不见呢？为什么我们总把人类往最坏处想呢？我认为有四个原因。

 

·第一，关于人的利己主义假设是部分正确的。

·第二，从历史上看，自私和自利观念太深入人心了。

·第三，对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希望给出简单而清晰的解释，即便这些简单的解释是错误的。

·第四，是习惯的力量让我们的感觉与思考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部分正确

“人都是自私的”这一观念之所以流传久远，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并非完全错误，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是错的。我们都经历过选择的两难时刻：一方面是对自己有利的，另一方面是对他人有利的。我们中的很多人有时会向自身的利己主义低头，在很多自私的故事中都不难发现我们的身影。而且，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不时会展现出自私行为。据统计，我们约有1/3的时间都是在跟自私的人打交道，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应对这种利己行为的方法，结果往往很糟糕。因此，如果我们自己有时在行为上有自私的表现，又频繁地与自私的人打交道，就容易对人性形成一般化的结论，并认为专家们关于利己主义普遍存在的观念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关于人类利己主义的观点仅仅对了一半。不错，有些人是自私的，但只有少数人才总是自私的，而且，我们中的有些人根本就不是利己主义者。这些一般化的结论，既没有考虑我们所有的自私行为，也没有考虑所有因他人的慷慨而让我们受益的行为。这让世界显得更为复杂和模糊。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才能充分利用与他人交往带给我们的好处，同时避免受他人伤害的巨大风险。

历史

“人总是自私的”这一观念历史久远，但近年来才成为人类行为科学理论中的主流。这一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开始兴起，并在随后的30年里越来越受欢迎。换句话说，“人类只会对自由市场体系的处罚与激励做出反应”这一观念，是在“冷战”期间日趋流行的。

简单性

人们都喜欢简单的解释，这让我们能对深奥、复杂的世界有一个大体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些前后一致的说辞，有助于我们把众多不同的事实、想法和深刻理解串起来，让我们能够预测到如果我们做X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或者，如果在Y下面找找看，我们将会发现什么。有些认知心理学著作称之为“认知流畅性”（cognitive fluency），意指我们倾向于记住因为简单而容易被人理解和记住的事情，并对此情有独钟。我们似乎对简单的解释有强烈的偏好，因为简单的解释会给出简单的答案。例如，如果收成不好，一定是上帝生气了。甚至在科学理论上，爱因斯坦也曾说过这样一段名言：“事情越简单越好，但不要过于简单。”

关于人性的直接而又不复杂的理论，往往将我们的行为简单解释为对处罚和激励的简单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是能够预料的。这种理论的好处是，我们不必去深究那些难于理解甚至是令人烦恼的行为。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理论竟然很受欢迎。事实上，我们的实际体验要复杂得多。就像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说的那样：“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将我们“能说出来的”东西当作我们知道的东西，这种倾向将导致我们根据了解不深，甚至是与我们的直觉相悖的简单模型制定组织战略、法律和技术体系。

习惯

到目前为止，大约有两代人所受的教育以及社会交往经历都会告诉我们：人是自私的。如果你找到一大群人，问他们是否认为人从本质上说是自私的动物，他们可能会向你提起非洲的“和平队”志愿者、联合劝募协会，或是为加尔各答穷人提供帮助的特蕾莎修女。但是，如果一定要他们说真话，每个人可能都会承认这些只不过是例外。打开电视或者翻开报纸，你不可避免地会听到或者看到这些名词：“激励”“股利”“得分”“基准”。在任何情况下，“这对他们或我们有什么用”都是人们心里想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一旦对于自己及自身的行为形成一定的思考习惯，在解释碰到和收集到的证据时，就会倾向于使其与我们已确立的观念和假设相一致，忽略一部分，强调一部分。在习惯的作用下，我们关于人性的错误信念和思考方式将得到强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的心里扎下根来。

不过，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们凭直觉就已知道，我们并不总是自私和理性的。我们教育孩子要分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别人要友好，要遵守黄金规则（Golden Rule）。我们都有过爱上一个人的经历，为了爱，我们可以做出疯狂的、不理性的牺牲，即使是经济学家也会如此。在火车上，我们将座位让给老年人或者残疾人；为身后的人扶好电梯或房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我们做了很多从直觉上看是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我们个人带来好处。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为方式证明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私的，而不是流行的人性观所认为的那样。

那么，我们该怎样解释自己每天都会表现出来的无私行为呢？对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同情感、公平感，或者做正确的事的意识，我们又该怎么解释呢？

第一，我们既不是机器，也不是自私的野兽，而是有道德感的人。正是道德规范让我们超越了理性计算和自利。毫无疑问，为了救出游泳池中溺水的孩子，大多数人是不会在意毁了一套漂亮衣服的，这是我们的良心使然。而且，我们不但受自己内心道德规范的驱使，还承受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在大多数文化背景下，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价值观念，其中一点都是帮助他人及与他人协作。就像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理性的傻瓜》（Rational Fools）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实际上是在对自己、对他人，或是对一套信仰或价值观念体系履行承诺。他这本写于1977年的书向经济学提出了有力挑战。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承诺对我们的决策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它们好像专门与我们的物质利益作对。

第二，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往往要在社会环境下与他人相处，并且要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有时，我们这样做是有意识的，也可以说是“自私的”，因为这是权宜之计。我们总是试图取悦自己，或者说试图表现得友善或者乐于关心他人。但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什么是与他人交往时的合适之举，因此，我们会本能地从周围的那些人身上寻找一些可参考的信息。不过，我们通常会按照所处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去做，因为这样能获得一种认同感，或者说，能体现群体、社区或国家的团结。这些因素驱使我们一次次表现出良好的行为，如帮助他人，或者致力于某个共同目标，即便付出一些代价也在所不惜。

第三，人类表现出无私的行为，是因为我们都是有感情的人，就像我们都是理性的人一样，感情有时会超越理性。我们的需要和希望是极为复杂和多变的，并不只是希望获得最大程度的快乐和最大收益那么简单。结果就是，这些感情动机开始在其他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在乎什么是正确的和公正的，我们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得到同龄人的赞赏，这样我们就能获得社会群体的归属感。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将人的行为看成一系列供求曲线，或者说一系列X值和Y值，但即便是他们，最终也承认了感情、社会和道德动机的威力，并开始提出新的经济理论。

承诺合作并不是某种不现实的乌托邦幻想，在有关行为科学的一些最杰出的著作和最缜密的研究成果中都能找到合作的身影。我要努力让大家摆脱现有人性观的束缚，即认为所有人的行为动机都离不开利己主义。我们要尽可能地完善现有的人性观，虽然做起来可能不太容易，因为这是在向我们固有的观念发起挑战。但是，证据会支持你们的。我们该承认这一点了，并且要在行为上表现出来。

合作是有效管理经济与社会的第三种模式

我相信，是时候打破自私神话了，我们要把人类的合作行为视为威力无穷、潜力巨大的积极力量——它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技术、商业、思想意识和科学等方面的重大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观念、实践和习惯都将趋于一致。任何一个相对稳定和具有良好一致性的体系，无论是一个经济体、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社区，当经历剧烈变化的时候，都会出现新的灵活性，并以宽广的胸怀接受人们对世界的各种新的解释和组织方式。这种方式要求我们对过去的行为进行反思，并做出新的尝试，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2008年的经济崩溃唤醒了我们：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其实并不可靠。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要成为社会主义者，它只是告诉我们，应该敞开心扉，虚心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对于不受约束的市场来说，“看不见的手”也许并不是对真实市场和人类实际行为的最佳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寻求其他方法，利用合作和协作来改进我们身居其中的体系，而不是固守着对这些系统的苍白无力的解释。

世界的变化真是太快了。现在，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比之前更需要学习如何相互依靠。我们身边让人惊叹的新事物并不总是那么令人不开心。就拿互联网来说吧，它无疑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新奇的事物之一。几年前，当我写上一本书的时候，我试图在500多页的篇幅中事无巨细地阐述互联网的方方面面，比如探讨互联网是一个基本的和长期的改变，还是查询、共享和传播已存在信息的一个新颖快速的工具之类的问题。我的体会是，互联网已经将社会的、非市场化的行为由工业经济的边缘带入全球化、网络化信息经济的核心地带。信息和新闻、知识和文化以及计算机辅助的社会与经济互动，在方方面面奠定了我们生活的基础：从追求民主与全球公平到商业与媒体的最新发展趋势，再到最先进的经济体系中的重大创新。在如何建立社会的信息和知识基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一场革命。

互联网上社会生产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协作平台，它们比过去的平台更新颖，成本更低，回报也更多。在互联网上，人们每天都在为合作而义务地忙碌着。我们通过在谷歌上查询信息的方式向陌生人求助，从现在不认识、将来也不会认识的人那里获得答案。我们这样做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且是免费的。我们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好主意，接受他人提出的好建议，所涉及的事情真是无所不包，比如，看什么电影、到哪里去买二手自行车或者如何治疗孩子的病，等等。通过维基百科、博客或者Twitter，我们自愿贡献出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不图任何回报。

网络的匿名特性让我们有充分的安全感，因此，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加入支持群体，以面对那些原本要独自面对的问题；我们寻找有共同兴趣的人，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在离线状态下独自玩味；我们通过相互帮助扩大自己的专业网络，甚至可以与相距遥远的人进行头脑风暴，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为医药公司不关注的疾病找到治疗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利用各种途径将我们自愿的、有益的行为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我们把他人在相关领域的贡献拿过来为我所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最为简单而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全世界访问最频繁、导入链接最多的20家网站几乎都是谷歌和雅虎等搜索引擎网站和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或者是由用户创建内容的信息资源和娱乐资源网站，如维基百科、YouTube或者Flick等。无论在谷歌上搜索什么，如果你看一下排在前10位的搜索结果，一定会发现很多提供最终答案的非营利网站，这些网站都是个人化、完全免费和公开的。越来越多的软件开发商、企业家和民间社会组织都尝试建立在线系统，供人们合作互动，效果非常不错。

毫无疑问，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和科学发展的步伐。所有这一切，都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由仅仅关注效率转向思考该如何重视学习与创新。只有在反应迟缓的市场上，效率才能让你保持领先。如果你不知道明天的竞争对手在哪里，不知道哪些东西你不知晓而你的对手了然于心，你就要不断学习和实验。无论怎样深思熟虑，这都是命令和控制无能为力的事情，激励政策也无济于事，因为创造性与领悟是无法监督与测量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一定要把员工和经理与生俱来的积极性。即人类行为的道德、社会和感情驱动力调动起来，而不能仅仅依靠物质奖励。这不仅能让员工更快乐、更有成效，还可以通过促使竞争对手建立和应用他们自己的合作体系和技术，将合作行为传播到整个行业。

现在我们就该行动起来。我们一定能把人类的合作潜能发挥到极致，让企业赚更多的钱，让经济体系更有效率，让科学突破更加迅猛，让社会系统更加安全、快乐和稳定。时间的紧迫性不仅体现在社会领域，也包括科学领域。今天，更多的证据、理论和合理性都告诉我们，自利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驱动因素，仅仅是一部分。尽管合作行为在我们的周围随处可见，但仍有很多谜底在等待我们去一一揭开。

我希望本书能拨开迷雾，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心中已有的动机和习惯。我希望通过展示颇具说服力的证据——不仅有来自现实世界的，还有来自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能够帮助大家摆脱自私普遍化观念的影响，并为大家提供关于如何设计我们居于其中的众多体系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从最简单的企业实践到最复杂的教育模式，以及在法律上和技术上错综复杂的管理办法，比如，无线通信、创新和创意的知识产权管理等。

我完全确信这一点。我并不是在向你们推销幼稚、盲目乐观的世界观。我提出的证据中，也包括那些经久不衰、不断重复的发现：有些人会表现出自私行为，有时候会在意自身的利益。而且，不论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自私特性，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会陷入沉思，并且说：“当然，我将考虑实际的物质回报。”我们知道，惩罚与奖励能够促进想得到的行为，但我们还知道，它们也会起反作用，抑制我们心灵深处渴望合作的社会动机。我们知道，同样的激励政策，无论是固有的，还是外部强加进来的，不会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有效。人以群分是很自然的事情。有的人在行为上更偏向于与他人合作，因此对于各种各样驱动合作的因素有强烈的反应，另外一些人却不是这样。我的目的不是描绘一个幻想出来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假装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生灵。我只是说，从总体上看，人们在有些情形下会做出合作性的反应，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却会表现得很自私。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出设计体系的办法，让这种体系在最大程度上鼓励、促进和长期保持合作的行为。

在后面几章里，我将要回顾一下过去50年来前辈们在与人类行为与动机相关的几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关注的范围广泛，但也会对合作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进行深度挖掘，比如：共情和团结的影响，正确与公平处事的驱动力，以及我们与大家的惯常行为保持一致的愿望。这些相关领域包括进化生物学、实验经济学、心理学、组织社会学和神经系统科学。我还要从现实世界中寻找有益的东西，比如“电台司令”乐队（Band Radiohead）的在线定价或非定价结构；奥巴马的竞选成功；丰田和谷歌等公司的案例研究；“龙虾帮”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既追求社会公正也追求效益的公司行为，等等。这一切都为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如何引导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对于我们最终将成为怎样的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种观点，不但让人觉得不舒服，也预示着我们最终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本书的目的是，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让人们对自身有一个更加均衡的认识。我并不是说我们都是圣人。自利与合作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恰恰相反。价值判断的独立性、自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并不一定会让我们成为自私自利的、自负的和缺少善心的人。合作与获利可以共存。承认这种二元性，想方设法围绕这一特点重建我们的社会，并让其服务于个人、公司和社会目标，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