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本位与华文本位

——论现代视野下华文期刊发展的主体性问题

〔加拿大〕子夜

一 前言

现代性，包括其后所导引出的后现代概念，是人文学科界一直以来讨论的热门课题。所谓现代性，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具体指意。从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到人类学、经济学等，现代性这一概念都有不同的内涵，但有一个类同轨迹，就是工具理性对以价值理性的不同程度解构，也就是对传统的不同程度解构，而这种解构性是建立在技术手段不断演变的基础上。这个共同点，也基本构成了华文学术期刊目前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是直接针对华文学术期刊的主体结构元素。就“华文学术期刊”这一特定研究对象来说，构成这个特定主体的基本元素就是两个：“学术”和“华文”，这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华文学术期刊目前形成本土和海外的两大板块，本文仍采用笔者在《多元语境下的身份和价值取向——论海外华文学术期刊的中国化与国际化关系》一文的分别，即本土学术期刊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大学术主阵，这两大主阵身处的话语背景和表达的基本工具非常类同；海外则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的地区，重点地区如东南亚、大洋洲和北美洲。香港和澳门因其特殊的历史变故和目前继续处在向本土逐步转型的动态原因，具有本土和海外的元素，在论述中必须加以具体的糅合或区别。

华文学术期刊目前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是时空两个层面上的，即时间上它面临的是学术期刊如何面对现代性的挑战，空间上它面对如何国际化的问题。其实，进一步研究发现，期刊国际化的问题在相当多的论域中，也是围绕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因此，本文以“现代视野与学术本位”为研究主题，在逻辑和实体上都自然纳入国际化的问题。而在现代性和国际化问题上，华文学术期刊由于地域性的原因，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的战略/策略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也因此，无论是本土和海外，整体意义上的华文学术期刊，在面对现代性或国际化的挑战时，既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困境。有些情况需要具体分析，但总体的学术生态所面临的变异，会迫使华文学术期刊思考一些共同的问题。挑战会逼迫思考并接轨，但从学术期刊本身的特点来说，更严峻的是如何处变不惊，坚守学术本位这一基本的底线。在学术本位问题提出的基础上，正视华文学术期刊的华文本位问题，构成本文所论述的基本点。

二 现代性回归学术本位的必要

毫无疑问，正如现代印刷技术（铅字和胶印机等）的发明导致了学术期刊的问世，以数字化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的产生和发展，也为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一个方面促使了学术的多元和繁荣，特别是在学术研究的管理层面和评价系统方面，这种新技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由于电子技术的本身的特点（例如它的不断变异性），也对应维持相对稳定性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挑战。在近年关于学术期刊面临挑战的讨论中，一般都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播手段变化带来的冲击，二是在国际化过程中学术研究的现代性趋势对传统学术研究方法或论域的挑战。前者是工具素质的挑战，后者则是学术伦理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两个方面也基本涉及了华文学术期刊所面临的境遇。

首先，从第一个方面来说，主要是指互联网和电子传播媒介全面进入学术期刊的运转。互联网对人们交往方式和市场运作模式带来极大冲击，电子文件对长期以来主要靠纸质媒介进行学术研究的期刊形成巨大威胁。这种巨大威胁，主要在于现代性的工具性能以快速和广泛传播为特征，同以相对稳定和需要长时间开发和形成成果的学术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现代性的工具性能具有很大的表面性和流动性，传统的学术研究能否与之匹配，能否与之共舞，或者，能否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继续自己相对独立却有精英模式的学术王国？这就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电子技术和互联网等都是工具，都可以拿来为学术研究服务，不属于学术价值层面的范畴。现代信息与数字技术促成的新媒介工具，电脑、网络、视频、音效、手机等，以信息传播迅捷、互动、储量巨大与共享性、互用性等特点，使信息在新的传播空间加速流动。学术研究一旦进入期刊发布的阶段，与一般的媒介工具（例如报纸和网站）就几乎是近距离地站在一起。所有的媒介都因新媒体的出现而出现类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因此，当媒介交流一旦出现伦理失范，如文化信息传播失衡、文化认同危机、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轮流出现，以及近年来我们大量谈论的话语权的错位等问题，也会使包括中文学术期刊在内的学术期刊面临伦理失范的困境与挑战。失范会导致学术研究的断层或某些鸿沟，例如被某些学者称为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主要指文化传播中文化信息的不平衡，“由于地域、教育、经济和种族差异，不同群体在掌握和运用电脑、网络等数字化技术及分享信息资源方面存在的差异，其实质就是一种因信息落差而引起的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亦可称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这是从跨文化角度论述的，但是，如果从更广泛的层面，这个鸿沟会形成同一学术领域内的工作者之间的不平等区别。

这种不平等的区别，对学术期刊的致命冲击，从实质上说就是形式对内容的否定，工具对实体的否定，也就是本文所关注的对学术本位的消解。在技术化泡沫的泛滥下，不对称的局面会日趋严重。一个基本原理是，某些情况下技术工具和技术数据的拥有，同相应的学术质素和研究成果并不一定成正比。现今传播手段一方面具有信息量大、传播迅速的特点，在大量被引进到学术研究中，其随带的娱乐性和随意性也会潜移默化地渗入学术研究的殿堂。这是当今许多学术研究成果存在肤浅、浮躁、松散、表面光鲜而内容陈旧问题的原因之一。这不能归罪于电子技术，而是人在处理技术手段与学术价值时出现的浮动。在印刷年代，这种传播手段是几百年不变，但在电子化的时代，技术工具的发展是加速度的，几乎天天有变，而学术研究的进展是稳定甚且是旷日持久的，这两者会形成一定的时间差，而这时间差又会形成上面提到的“鸿沟”。因为在新媒介下，以往平等的学术研究有可能陷入虚拟化了的“数据库”，例如，“云端”这一媒介库，既会使一部分人在使用资料方面唾手可得，又很有可能使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手足无措。这种鸿沟，从学术伦理上来说显然不是公平的。而且，这个论述还不包括语种、民族、国家、体制的差别所带来的陷阱。

从第二个方面说，是以现代性流行的论说方法对传统学术的变更。这种现代性的研究手段是从自然科学引进而来，例如，大量以数字和化验比较作为学术研究逻辑的依据，这种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本来是传统的司空见惯的，但一旦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中，无异就是一种异质于传统的现代性现象了。在某些领域的某些论据中，数字的比较是明显的必要，例如，人口、年代、经济、产值、地理等，都需要用诸如数字等量化的统计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是，由于人文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大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当的抽象性、流动性，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个案也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尤其历史事件具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所以并不是全都适合量化统计。包括量化比较手段和数据至上观念，都是西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因素介入到人文学术研究，将会导致学术的变形和泡沫现象。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和交流载体的学术刊物，自然会受到这种变形和泡沫的影响。这仅是现代性工具主义的话语对学术研究的扭曲之一，当然还包括其他类似的工具分析法在人文学术研究中的流行，不一一铺垫。

这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的共同拷问，就是从学术研究到人文学术期刊如何回归学术本位的问题。现代性工具的和大众流行式的方法，固然会造成学术研究表面的繁荣和多样，但具体到每一个具体领域，学术的含金量将会大幅减少，甚至造成断层。我们上面提到的学术失范，很多时候就是因学术迁就技术、内容迁就形式、实体迁就数据而造成的。

工具就是工具，手段就是手段，面对新技术的涌现，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不能本末倒置。从同一意义上说，电子文件至多增加了学术研究的某种工具，但工具本身不应作为评价学术研究的一个标本。当我们研究华文学术期刊时，必须把华文学术期刊的表达工具和它的研究实体剥离开来。这有点类似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即现代性的工具变革不能取代学术本位。

现代性基本上是工具理性的，对价值理性有一定排斥。学术本位基本上是同流行的、大众的、时尚的工具至上保持相当的距离，或者说，从根本意义上说，学术本位是将研究对象放在第一位或基本层位，而把所有表现这种本位的手段放在从属的和辅助的层位。这是一种本和末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是个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的问题，但是，当今学术期刊面临现代技术的诱惑或冲击时，往往会身不由己，在时髦的工具泛滥中焦虑不安甚至惊慌失措，忽略了自己本来就具有的学术王国的底气。工具性和主体性问题不是同一层位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学术期刊的基本载体就是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和交流的平台。当然，这种发表和交流的形式，在现代或许会成为另一种有科学意义的规范甚至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即使这样，它同样应纳入学术期刊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和构成要素。作为发表学术研究成果或交流的期刊，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分界、论述主题、逻辑分析、既定成果以及鉴定、评价标准，主要取决于学术本身的含金量。现代性工具技术或许会给某些研究带来新的帮助，但无法取代学术本身的成果，在人文学科领域更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工具既会为学术研究创造方便，也会在失去控制的过程中造成学术期刊的异化。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工具主义的流行，例如电子媒介所形成的虚拟世界，对期刊的学术本位无疑形成了巨大的泡沫包围。由于传播工具的轻捷和便利，在“学术”名义下的种种粗制滥造的产品，堂而皇之步入原本尊严崇高的科学殿堂，已经是一不可否认的现实。学者已经注意到网络发展带来某种危机：“数字化的网络世界，虽不同于现实物理空间，但并不是虚无，而是具有虚拟性的数字化的全新世界，由于虚拟而更具隐秘性、开放性和快捷性，因而现代信息网络世界给人类的生活、交往、思维方式带来了美好的‘数字化乐园’，但同时，也隐藏着种种杀手和危机。”“学术文章”以批量生产的方式出现，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奇观，许多文章材料和观点雷同、重复；不同的文章引用的资料和文献往往同出一处；追求时髦而不问对象地使用量化/数据方法；名为学术成果却大量铺陈介绍其他成果而没有自己的结论；缺乏研究中本身应具备的质疑方法，以避免自己介入真正的研究或实证中去；学术语言的缺乏，例如，将演讲辞文直接植入论文，或者，学术文字的随意性，使用一些不应在学术论文出现的文字（尤其是一些人称或称谓）；现代性的表达方法还大量地泛滥成灾地使用影像图画符号，将极具严格定义的学术语言返祖到原始语义不详的表述；等等。

电子数据的泛滥会稀释学术的含金量。笔者在上述《多元语境下的身份和价值取向》一文中，就已经表达了现代性中以技术消解学术的担忧：“无论何种新技术，包括电子媒体，大量进入作为文化学科的金字塔——学术领域及其刊物，问题是这种进入并不是以学术本身含量进入参与，而是大量地利用信息传播手段的扩展，以信息代替学术研究。信息功能大量地体现在学术领域，有一种潜在的危机，就是当信息不但大量而且形成泡沫时，实际上就是泛信息化，而泛信息化从根本上就会使学术领域消解原先的学院性、独立性、专业性的学术特点，这样当然会解构原先相对稳定的学术论域。一个社会，必须要承认任何一个学术领域都要有自己的学院性，要有自己的金字塔，这种特权性是一个社会必须承担和供养的。泛信息化恰恰稀释了这个。”

学术本位在学术期刊的异化，除了整体的市场环境和学术伦理的变异外，工具至上是更严重的一环。我们经常在讨论纸质媒介的生存趋向问题，也基本上是停留在工具意义上——电子媒介的威胁，网络传播的迅速性和广泛性，上传和传播手段的进化，而这种传播方式造就了某些文化种类的大众化。例如，卡拉OK式的参与式，这是工具手段给人类文化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异。但是，很可能这恰恰是学术期刊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学者董天策曾指出：互联网、数字化、卫星通讯、光纤通讯等新传媒技术的发展，对旧的传媒政策体系提出了新的变革要求。一方面，这些新传媒技术互动和混杂的特质，不仅对原来基于单向传播模式的政策提出了挑战，而且逐渐模糊了各种传媒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这些新的传媒技术所带来的传媒资源极大丰富，动摇了原有传媒政策基于“资源稀缺”的正当性基础，经济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被包含进来。

用“资源稀缺”形容学术期刊在社会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有一定的指标意义，它排除了学术的大众性或娱乐性。学术有它自己的特定领域，有一定的场域性的情境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由学术的精英性和经院性所规定的，不能想像有学术的娱乐场所卡拉OK，任何人都可以高歌一曲。目前，以纸质媒介作为载体的传统学术刊物，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并不仅仅是其传统的表现载体是人们（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阅读习惯的难以改变，更重要的，其是至目前为止最好的学术成果表现方法。造纸术发明之前，人类各种文化形态都已有了表现工具，如戏曲、小说、诗歌、舞蹈、音乐、美术等，但并没有形成学术期刊出版的技术土壤，直至十五世纪才有定期的学术刊物出版，这正是得益于纸张的出现。至少到目前为止，电子和影像技术对学术刊物虽造成了巨大冲击，但事实上仍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取代纸质学术刊物。假设哪一天，电子传媒消灭了所有纸质的新闻报刊和娱乐杂志，但纸质的学术期刊永远会存在。这里，不仅是有技术上的原因，而且，有学术期刊本身的质素性，这就是学术研究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不可取代的经院性和精英性，纸质学术期刊有相当意义上的“唯一性”（即不可取代性）。学术研究成果需要长期的检验和辩证，以及在相对特定领域内进行交流，决定了电子媒介无论在辩证、推理、概括、分析方面都无法达到纸质期刊的功能，这还不包括相当一部分研究工作者在阅读和使用习惯上对电子媒介拒斥的原因。

电子媒介从技术上为学术泡沫创造了条件，而纸质学术期刊不仅是媒介手段素质的不同，更有可能是决定学术期刊质量的关键载体，这个问题可能见仁见智，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会存在争论，但至少摆脱技术手段的繁荣泡沫，避免陷入本末倒置的境地可能成为一种共识。“无论未来会怎样，相比全媒体出版而言，传统学术期刊首先要做的依然是提供高端内容，提升办刊质量和期刊品牌。数字化只是学术期刊的外在形式，期刊的核心竞争力离不开‘内容为王’，真正重要的在于媒体所传递信息的内容，而不是载体。在这个‘上网不知身在何处’的时代，‘内容为王’会让品牌期刊有了底气，尤其在充满大量无用廉价垃圾信息的互联网上，优质和高端的内容无疑是极具高价等质的稀缺资源。”就学术期刊来说，所谓“内容为王”就是以学术为本，回到学术本位，可能是现代视野下华文期刊发展需要取得共识的一个主体性问题。

三 “华文本位”的主体结构与国际化

关于现代技术手段对华文学术期刊挑战的讨论，是近年比较多的一个课题，这导致出同国际接轨的许多问题，除了本文上面已经提到的其中如何在数字化传播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等问题，还包括如何参照国外模式实现期刊的集约化经营和专业化转型，如何建立更合理的期刊评价机制和看待几个主要国际期刊评价工具，如何在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的同时保持主体性，如何构建华文学术期刊的话语体系，等等。本文已经探讨的华文学术期刊的学术本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大前提，但是，多年来在探讨一系列有关华文学术期刊发展趋势的讨论中，对华文本位这个问题，讨论得并不多，而这个问题恰恰是现代视野下华文期刊发展的另一主体性问题，而且是延续学术本位问题之后必须立即面临的讨论问题。正如本文引言所指出的，就“华文学术期刊”这一特定研究对象来说，构成这个特定主体的基本元素就是“学术”和“华文”，这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中文学术期刊的出现虽然相对较晚，尤其是经过内乱外患之后，近半个世纪才有了明显发展，如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地区，目前中文学术期刊已有数千种。在这个发展中，中文学术期刊一方面不断吸收世界学科界的各种先进经验和成果，包括媒介手段和传播方法；另一方面，则是以华文为本位，独立地和公平地参与整个世界的学术交流，这种身份的持守，显示了华文本位的不可取代性。我们要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华文本位将是主体性的回答之一。

目前全世界有六分之一人口使用汉语（华文），从这个人口结构数字上并不能解释华文学术期刊的华文本位问题，而是还要进一步从文明价值及学术价值去思考这个问题。从人类的交流和传播手段看，汉语（华文）有较其他文字和语言相对特殊的质体，在译介和转化过程中有一定的超稳定结构和不可完整译介性，这是许多中文名著无法完全以类似标准译介的原因之一。汉语（华文）的这种特性，虽然在与世界交流方面有一定的难度，但同时，也使中国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一定的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在讨论华文学术期刊面对的挑战时，才能严肃而认真地提出华文本位这样一个大概念。

当我们泛泛地谈论华文期刊与国际接轨时，往往是以国外期刊系统和标准作为主体对象而加以靠拢。中国改革开放后，为了实现学术期刊与世界“接轨”，做了许多改革尝试，例如，增加英文或其他文种的翻译，或者是全文，或者是摘要，但几十年来的成效并不是很大，中国人文学术的精彩和主体部分并没有因此“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相当一部分是流于“自说自话”中。反观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他们的学术成果不靠自己主动译成外文去向外推介，而是由他国研究人员主动向自己“靠拢”和“接轨”。他们的文明成果显示了一定的底气（甚或是霸气），是作为别人“接轨”的对象。问题在于，构成人类四大文明起源之一的中国文明，底气并不亚于西方，因此，理所当然地也具有等待他国同自己“接轨”的对象意义。例如，中国敦煌学术的研究、中国古代考古的研究、中国古代诗词的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中国近代一系列具体事件的研究，相当一部分是由外国人独立完成的，而不是由中国对外翻译而达致的。中国自己的研究成果，只要达致一定的学术质量，本身文明因子的独特性足够吸人眼睛，那么，所谓的“国际化”、“接轨”，就会逐渐走向“以我为主”，华文本位将作为华人学术期刊的主体性的建构。

在华文本位作为主体性建构的共识下，华人学术期刊就可发展成一个精致的与其他国家并行而且身份独立的学术王国。所谓的“国际化”和“接轨”，在文明平等和学术平等面前，就是互为的和对流的，而不是单边的或霸权式的。翻译不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是文明因子和学术素质的含量上，在这个前提下，以华文为本位，就会有底气，其他语种，包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甚至各种小语种，都会向我们靠拢和接轨。

因此，讨论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体认到，在西方话语霸权主导百余年后，国际学术界不能是英语的一统天下，在学术本位的前提下，各个学术主体应该相应地置换和统整，也就是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与国际接轨，华文期刊本身也应作为一个让国外期刊接轨的主体对象。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公平价值，而是中国文明作为华文学刊的一个身份标记。华文本位的不可取代性，来自于中国文明本身的不可取代性。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华文学术期刊时，华文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且是一种文明价值的核心体现。无论是综合性的人文学刊，还是专业和类别性的人文学刊，基本都包含了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地方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诸多领域。事实上，正是这诸多领域，构成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不同的文明是不同学术期刊的内容差别，谁也无法取代谁。从这个意义上，语言和文字具有文明标志的基本因子。强调“华文本位”就是强调了中国文明的基本因子（当然，从广泛意义上说，中国文明也包含了与其他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因子）。正如希腊文明无法离开希腊文字一样，世界所有研究中国文明的人员、机构、期刊，都无法离开“华文”因子，这就是“华文本位”的真正意义。

从目前华文学术期刊来看，基本仍以中国文明论域为主，这不仅是中国文字本身的便利，实际上更是文明实质所决定的。作为华文学术期刊的使命，主要的还是立足于中华文明圈。在地缘文明的原因下，可能海外华文学术期刊可以更多地承担文明交流和互动的工作，本土华文学术期刊在文明交流和互动中可能更多地可以通过对话（广义的对话）和介绍。同时，在“华文本位”下对中国文明的探讨，有利于研究数据保存的严格性/继承性。因为，文字的释介，毕竟目前尚未达到准确无误的境地，会使文明交流的原汁性流失，反而，以华文本位作为身份参与文明交流，可以减少真实性的流失。这个问题本文下一主题会继续探讨。

与学术本位相应，“华文本位”将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工具意义问题，中国文字本身的文明含量比重使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性质。无论是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四地，或海外其他华人主要聚集区，甚至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广义上的“文化中国”地区，华文学术期刊的基本论域当以中华文明地域为主，或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同其他文明进行比较，这一语境规定和文字规定在相当一个长时间内将不会发生变化。“华文本位”除了汉语文字本身潜含的学术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华文本位”也是当今学术研究国际化的一个自觉组成部分。如果说，在所谓以“英语本位”国际学术语话的威势下，学术研究需要摆脱单边的、隐性霸权主义的话语和语境，那么，华文学术期刊承担的使命，将具有承前启后和历史定位的意义。而这些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以学术本位和华文本位为前提，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和科学特色的华文学术期刊的话语体系。

四 本位后面的开放境界和价值持守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就华文学术期刊来说，学术本位和华文本位，基本构成了其主体性的主要方面，在目前的现实层面，这两个“本位”可以化解华文学术期刊可能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而从更深层次来说，基本上解决的就是一个“多元化挑战下的价值持守”的问题，这个“价值”的终极持守就是中国文明价值的持守。华文学术期刊在这方面有着无可推诿的历史使命。肯定学术本位和华文本位并不意味着华文学术期刊要故步自封生活在自己的空间中，相反，由于华文学术期刊背靠五千年古国文明，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重镇，天然具有开放和交流的资本，在价值持守中保持开放境界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已经摆脱与世隔绝的局面，进入全球格局。华文学术期刊面临了五四以来从未见过的价值冲突和判断，在维系中国传统价值和融入全球化的磨合中艰难地进行自己的选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产品化的要求进入文化领域，在某些方面，中国文明元素可以进入市场和产品领域。以此考量，在某些环节上，作为流通和宣介的手段，华文学术期刊无法回避市场和商品的考量。但不能本末倒置，而是要清醒地把握学术本位和华文本位，通过构建华文学术期刊的主体性论域，独善其身地保持一种文明守护和传承的自觉。学术期刊流变成时尚传播媒介是一种悲剧。我们在本文中很明显地强调了现代性有可能对价值和传统的解构。人们尤其注意到的是，学术期刊，同其他性质的媒介一样，例如新闻纸（Newspaper），都具有必须进入出版物流通市场的环节。甚至有些学术出版物本身就具有新闻报纸的功能。流行文化正在通过各种不同渠道浸渗到学术期刊。有学者已经注意：“流行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决定了其社会影响力，而流行语作为当下典型的流行文化现象也会给大众和社会带来变革。身为信息源和影响源的大众媒介深入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成就流行文化的大功臣。然而产业化制度下，媒介在流行文化的传播中的角色缺失时有发生，媒介素养与自律的重要性不证自明。在当下媒介发展的环境下，重申媒介的伦理角色是极有必要的。”

本位观念和开放境界并不矛盾。坚持学术本位和华文本位，取决于正确认识和摆正华文学术期刊在国际化大潮中的身份和位置。中国文化长时期在自卑和自大之中来回摇摆，无论是自大还是自卑，共同的问题就是缺少对话。因此，本位和开放的统一途径就是对话。无论是本土的或海外的华文学术期刊，推动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在多元语境下的价值取向。目前世界的知识传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而曾经以造纸术、印刷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华人世界，同样可以期待经过当代新技术、新知识的洗礼，为世界文明对话作出新的贡献。对话当然是不同价值取向的交流和交锋，但对于华文学术期刊来说，在多元语境下，坚持一种价值性的取向，就是坚持学术本位和华文本位，这个主体性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包括如何同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看待一系列不同的学术期刊评价工具等一系列挑战。

华文学术期刊一方面要应对国际化的挑战并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要防止民族虚无主义的潜伏，保持本身的文明和表达方式的主体性，必须找到一条具有共识的沟通渠道。这里，对话各方是身处一个共同体内，各自身份都是平等的。美国沙勿略大学教授保罗·尼特（Paul Knitter）在谈到世界文明包括宗教对话时，曾指出：“我们试图考察的哲学观认为，创造的多样性或者多元性被赋予了更大的统一性的潜能——尽管不能明确说这一潜能将引向何方。多被称为一。但一并没有吞没多。多明确地保持多而成为一，而一由每一个多产生，每一个多都为其它的多作出独特的贡献，因而也为整体作出贡献。这是一个过程，目的在于彼此，因而也就是整体上更加普遍地集中于多。如果个体化被弱化，人格就被强化；如果个体把自己真正的自我看成其他自我的一部分，他就找到了真我。所以，有一种运动，不是走向绝对的或者一元论的同一性，而是走向所谓的‘统一的多元论’：构成统一的多元性。或者用简单、更有魅力的话说：这运动走向的是一种真正的对话的共同体，其中每个成员都通过与他人的对话来生存和成为自身。”

所谓“统一的多元性”基本包括了主体性和对话的两种主要元素。从广义方面来说，对话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展开沟通和交流并进行相互之间的借镜或批判的过程，而就具体领域或专业来说，例如，就学术期刊来说，这种对话就是通过代表不同文明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展示和交流的过程。同样是哲学领域，华文学术期刊所展示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文明对话的一方，这是其他语种期刊所无法做到的。在其他领域，如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人类学等，都是中国文明研究成果的分类殿堂，每一个殿堂都是一个对话场景。这个殿堂，就是华文学术期刊参与世界对话的主体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华文学术期刊的话语体系不是人为的走形式，而是在坚持学术本位和华文本位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学术语境。现代性处理不好，会对传统和文明主体发生消解效应，但就华文学术期刊来说，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坚持学术本位和华文本位，不但不会发生很大问题，而且有可能顺势利导地建立起对话系统，并在对话过程中把传统与现代、技术与学术、本土与国际更好地统一和融合。

不卑不亢，既坚持对话又坚持本位（学术本位和华文本位），更是一种价值的持守。笔者在前述拙文《多元语境下的身份和价值取向》曾论述过，学术刊物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特定价值取向，但这种特定价值取向应是广泛的能容纳具有同类质比而彼此能互相吸纳。从20世纪末，尤其是80年代至90年代之后，海外华文学术期刊不约而同地倡导在多元语境下的对话和聆听，许多海外华文学术期刊在选题和版面安排上，导出“对话”作为期刊的主要行为方式。“9·11”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后，文明冲突从理论估计变成恐怖现实，从而促使学术界更加对文明对话予以重视并持续开展。海外华文学术期刊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一系列推展的对话中，包括推动象征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的不同信仰进行对话。在这个影响下，海外华文学术期刊扩展了包括基督教领域、伊斯兰教领域、儒家领域、道家领域、佛教领域作为对话的空间。“对话”成为学术交流甚至扩而大之的文化交流、社会处理的一种理性价值和共处模式。进入新世纪以来，对话模式从海外华文学术期刊引入到中国本土学术期刊，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等地的学术期刊，都积极推动了不同文明的对话，这是海内外华文学术期刊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五 结语

在现代性视野下，不仅华文学术期刊面临着工具理性和传统方法解构的挑战，甚至生存本身的危机，而且几乎所有学术期刊，都有这种威胁。但是，同哲学、社会学、艺术学、伦理学、历史学相比，学术期刊毕竟有它的实体性，同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包括在市场经济中相对稳定的位置，所以，有相对大的回旋余地，有一定的自我调整机制，这是从期刊本身而来的天然优势所决定的。面临现代性的挑战，华文学术期刊具有一定的选择决定权，由于背靠中国传统文明的强壮背景和语境，可以将现代性中的建构性内容加以利用和发扬，而将现代性尤其后现代性中的解构性的消极因子尽量减少甚至避免。从人文学科这个层面上，无论作何选择，无论尝试任何变迁，最终的回归就是文明和价值的持守，这是讨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作者简介：子夜（本名张志业），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拿大《文化中国》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刘泽生］

（本文原刊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