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我们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致力于回答这一本体论意义上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我们人类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学所关注的终极问题几乎与人类同样古老。自从认识到生命个体存在的时间性的那一日起，人类自然会有一些对生命的形式和意义进行思考的行为，各种形式的信仰行为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可以认为，对死亡的思考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体现。因此，我们可以套用美国人类学家纳帕波特（Roy Rappaport）的“人文进化”（evolution of humanity）来强调人类这种自我意识出现的重要意义（Rappaport, 2000:3）。

在寻求本体论意义问题的基础上，各门科学发展起来，但同类问题也是人类社会产生不同形式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宗教的基础。科学的解释无法满足人类在终极问题上所寻求的解答，因此，宗教作为这方面的补充长期在人类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人类学也试图就这样的问题进行回答，但它更多地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解释这一问题，它通过揭示人类的文化多样性来解释人类的共性。它寻求着人类的相互理解之道。人类学家认为，只有对人类的多样性给予恰如其分的解释，才有助于加深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社会的理解。人类最本质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它除了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的实际问题之外，还有关于生存意义的形而上问题。这些构成了所谓的人生问题。针对这些人生问题，不同的文化有形式不同但本质基本相同的应对方式。人类学家的研究就在于揭示人类不同文化的应对方式的同与异，以及人类进行这类活动对自身群体的意义所在。

然而，许多不同学科归根结底也在以自身的方式回答和解释这些问题，而且还因此而发展出自身的研究方法和话语。但是，人类学面对这些问题时有自己的独特手段和观照（perspectives）方式。这些手段和方式与人类学这门学科自身的历史有关。人类学的历史决定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关怀对象。虽然这一研究对象已经因为历史条件的变更而发生了变化，但总体而言，大部分学者依然认为，人类学所研究的是“他者”（the Others）或者是“异文化”（other cultures）（参见Adams, 1998）。换句话说，人类学所研究的，主要是与研究者不同背景的社会与文化。这是人类学与其他姊妹学科的最大区别之处。今天，虽然也有不少人类学家研究的是本文化、本社会，但他们在研究中也得时时提醒自己同所研究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他们认为，即便站在自己所研究的“当地人”之立场上，力图用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看待周遭世界和思考问题，也不意味着自己必须同意他们的立场和见解。换言之，人类学家可以在研究中与被研究对象互为他者，这样，即便研究的是研究者自己的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依然可以发挥其特殊的研究功用。其实，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是无法以国家为单位的。中国的文化多样性资源甚至无法以民族或者族群为单位来衡量。仅仅在主体民族——汉族内部，就已经包含了太多的地方性和文化多样性。仅就研究汉族社会的中国人类学者而言，谁敢说他或她所研究的社区就与他或她成长生活其间的环境没有区别呢？我们做过实地研究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实地研究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要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最好与他们生活在一起，通过参与观察与攀谈，来了解当地人如何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是否与我们相同，等等。总之，“他者”指的是特定的研究对象，同时暗喻了人类学者特有的研究立场。

人类学如此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与人类学的学科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说，对与自己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或宗教背景的社会的描述很早就出现在历史文献里，但那属于人类学史前史，仅仅说明人类对于自己不同者有一种天然的兴趣。虽然人类学的诞生一方面源自这种天然的兴趣与好奇心，但如果没有其他的历史条件，这种好奇和兴趣是否能导致一门学科的产生是很值得怀疑的。一般认为，任一研究领域（field）能够被称为学科（discipline），至少应当具备三个技术层面上的要素：第一，大学里有专门的位置；第二，有专业学术期刊（journals）；第三，有定期举行的学术会议。当然，这种看法应当是现代以降的产物。如是说来，人类学的诞生应当选定为19世纪，因为当时的西方世界延续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精髓，并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现代的大学系统也在19世纪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成熟。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类学在19世纪里第一次在大学里有了一席之地。

人类学能进入大学殿堂，说明当时有关人类学的知识至少在知识圈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而且有了相当的积累。在西方知识界，有关“他者”的知识的迅速增加是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事。尽管较早时期，无论是基督教的西方或是伊斯兰的近东，欧洲人和阿拉伯人都一直有关于“他者”的文献记载；在中国，很早就有华夏与周边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对位，并在历代史书上都有对少数民族的描写，但唯有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系统地了解“他者”才成为可能。首先，大量的“没有历史的人民”第一次为欧洲人所认知，有关他们的一切都引起欧洲人的极大关注（Wolf, 1982）。其次，19世纪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也为人类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一般人的眼里，人类学者不外乎是些到鲜为人知的异域对各种奇风异俗进行收集考察的旅行者，或者是在野外进行发掘，寻找各种人类遗存的考古学者。这种看法虽然有刻板之嫌，却也点出了人类学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人类学涉及的范围包括过去与现在；在地理上，它甚至触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人类学家关心世界范围内人类的多样性，它不限于特定的地区与时段。人类学家研究生活在数百万年前的人类祖先，从那时候开始直到今天，人类在其演化史和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在人类学研究的兴趣范围之内。所以，有学者认为，只要是人类社区，无论它们处于何时、何地，都是人类学者的兴趣所在。

今天的人类学者考察自己所研究的社区、族群、村落时，往往具有一种全球的视角和理解。换言之，人类学者常常把所研究的对象置于某种具有全球意义的语境来进行研究与思考。但这只是在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过去的人类学者并不是这么来考虑问题的。传统上，人类学只关心非西方文化，而把对西方文明以及与之具有某些相似之处的复杂社会的研究留给历史学或者其他学科。这种情形在近些年来有了很大改变，不同学科之间分野日渐模糊。当代的人类学者也研究自己的社会与文化，也研究其他在社会结构和形态上复杂的社会。

究竟是什么吸引人类学者去选择如此宽泛——有些人可能认为大而无当——的研究兴趣和研究对象呢？其实推动人类学家去从事研究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相信，任何有关人类的通则或者表述，任何对人类文化或者生物性特质之可能性的解释，都必须经得起时间和不同地域人类社区的检验。如果一项解释或者通则无法被广泛接受或者经不起检验，人类学家就有责任对所谓的通则或者解释表示怀疑。因此，怀疑的态度是人类学者不被那些缺乏有说服力证据的所谓理论所迷惑的基本保证。

恩波尔夫妇（Carol R. Ember and Melvin Ember）在他们合著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援引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人类学家对既定知识的怀疑态度是如何给人们一些固有认识带来改变的。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界人士发现就学的黑人孩子很少喝牛奶。他们以为那是黑人贫穷没有钱所致。但人类学家的证据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人类学者早就知道，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存在人类蓄养牛、羊等产奶牲畜自己却不饮鲜奶的现象。他们在奶发酵以后才饮用，或者将奶加工成奶酪。为什么人们要那么做？对此，现在已经很清楚。原来，许多人缺乏乳糖酶（lactase），这是人体所需的分解乳糖（lactose）的成分。普通牛奶会妨碍这些人的消化，不仅奶中的乳糖难以消化，而且其他营养成分的消化可能受到影响。饮用奶类可能引发痉挛、胃胀气、腹泻、恶心等症状。研究表明，牛奶不适症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有分布（Harrison, 1975; Durham, 1991）。成年的亚洲人、南欧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西非人、北美和南美印第安人、因纽特人（Inuit or Eskinmos）、美国黑人都有这种症状。正因为人类学家对人类生存与存在的不同方式与习惯的广泛了解，他们才能经常纠正人们对自身和对不同文化与社会的一些错误认识，或者对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进行修正（参见Ember and Ember, 2002）。

上述例子说明，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这是与我们人类的复杂性相对应的。人类学所关怀的最高层次的问题是本体意义上的，但对这种本体论问题的解释必须通过大量的认识论的实践来实现。人类学对既定知识的怀疑与挑战极大地提升了知识领域的认识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