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70周年”专辑·
许寿裳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民族文化重建
杨彦杰
提要 本文以许寿裳为中心，重点考察他渡台以及主持台湾省编译馆工作时和“二二八事变”以后，对台湾文化建设的思考和演变。文章指出，许寿裳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应陈仪之邀前往台湾本身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许寿裳对台湾的文化重建有自己的理解，他把台湾的文化建设与振兴民族国家的理想抱负联系起来。他主持编译馆工作期间，既强调要向台湾同胞输送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又提出要发挥台湾的文化优势，为促进国家学术文化进步服务。“二二八事变”后，许寿裳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提出“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这是根据“二二八事变”的教训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目标是要彻底清除日本殖民统治的余毒。许寿裳在台湾进行文化建设的前后思想变化，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光复初期台湾文化重建的复杂历程。
关键词 许寿裳 台湾光复初期 民族文化重建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即面临大量社会重建的任务，其中民族文化重建是一项艰巨而具有深远意义的任务。许寿裳受陈仪之邀来到台湾，主持编译馆工作，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人们纪念的一个重要贡献。笔者曾撰文探讨了台湾省编译馆的设立以及馆内开展的台湾研究等问题。[1]本文拟以许寿裳为中心，重点考察他渡台以后，对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的思考和前后演变，以期从人物思想史的角度进一步呈现当年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的复杂历程。
一
许寿裳（1883～1948），字季黼（或季茀），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1909年归国后，曾在蔡元培执掌的教育部任职，其后又担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山大学教授、中研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育家和进步知识分子。他与鲁迅、蔡元培在早年就结为挚友，感情特别深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寿裳与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四处奔波，颠沛流离。先与数位同人冒险前往西安，曾任西北联合大学商学院院长，后来又前往昆明，再转往成都、重庆，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华西协合大学庚款讲座教授、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职。抗战八年期间，许寿裳一直在奔波中度过，妻离子散的困境是他生活的一个写照。1939年10月底他由重庆飞往昆明，在途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家寄鸳湖劫火空，流离妻子各西东。无端唱出香山句，一夜乡心五处同。”并自注云：“内子暨琠、玚、玮在沪，瑛在平，琯在九龙，瑮在成都，连我亦五处。”[2]许寿裳共有六个子女，全家八口人分在五个地方，战争带来的痛苦，由此可见一斑。抗战期间的困苦经历和所见所闻，对许寿裳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抗战胜利后，许寿裳于1946年初从重庆返回南京，继续在考试院任职。同年5月1日，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给许寿裳发来了一封电报：“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专设编译机构编印大量书报，盼兄来此主持。希电复。”[3]以此为标志，许寿裳的人生经历与台湾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陈仪是许寿裳的同乡，也曾留学日本，两人很早就有交往并关系密切。陈仪为什么会邀请许寿裳赴台？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深入涉及。其实如果细读资料，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许寿裳的努力应该都有关系。1945年10月间，当时还在北平的长子许世瑛听说许寿裳要去台湾参与接收教育，便写信询问。11月7日，许寿裳回信说：“接收台湾教育之说并无其事，因我不去活动，决不会有枉顾茅庐者。你所闻不确。”[4]此时陈仪已经在台北主政，接收和重建各项工作均需要人才，如果许寿裳有去“活动”的话自然会有结果。果然没过多久，许寿裳就有行动了。同年11月18日，许寿裳在《日记》中写道：“航快寄公洽附履历。”[5]公洽即陈仪的字。许寿裳将履历寄给他，显然是为求职而去的。12月27日，许寿裳在《日记》中又记云：“航快寄公洽，为台大校长人选。”[6]目前我们无法看到当年许寿裳与陈仪的所有书信往来，也不知道他们讨论了什么，但从这些点滴记录的前后联系来看，所谓“为台大校长人选”的复信，很可能就是陈仪最早为许寿裳谋职及许与之进行的沟通。[7]
许寿裳当时还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考试院任职，他之所以想到台湾去，与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急剧腐败心生不满是密切相关的。1945年11月，许寿裳在写给好友章微颖（锐初）的信中说：“胜利从天外飞来，弟初亦兴奋，以为和平建国，虽苦必成，但三月以来，所见所闻，实与兄同感失望。”[8]抗战胜利之初，许寿裳确实是很兴奋的，认为以后可以重整河山，建设新国家了。他在闻悉日本投降、长子平安抵达华盛顿后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为：“居然喜讯联翩至，黩武倭夷竟乞降。难得八年摧劲虏，从今一德建新邦。”[9]道出了他对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可是没过多久，政局的混乱和官僚的腐败则让他大失所望。1946年2月22日，他在致长子许世瑛的信中说道：“政局浑沌，物价飞涨，速率惊人，沪上上白米已达三万，他物称是，真弄得民不聊生”；“建设无力，岌岌可危！”[10]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中，许寿裳想到台湾这片新收复的土地上去施展自己的才华是可以理解的。
许寿裳的女儿许世玮在回忆父亲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请到台湾的原因时说，当时许寿裳觉得南京的政治气氛不合他意，而台湾的状况比较起来算安定，而且可以实现他长年的愿望，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11]许世玮的这个说法是比较客观的。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至少从1945年11月开始，许寿裳对大陆的政治气氛就已经很不满意了，并主动与陈仪联系寄履历，他到台湾并不只是陈仪发来邀请那么简单，这里面也有许寿裳自己努力的因素。
5月2日，许寿裳接到陈仪的电报，但因是密电无法解读。3日，经过许诗荃的帮忙得悉来电内容后，许寿裳于5月6日给陈仪回了电报并写信，表示愿意赴台，唯机构究竟如何设置、到台后待遇如何以及怎样抵台等问题希望能得到明示。[12]5月13日，陈仪给许寿裳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解答了许寿裳提出的各种问题，尤其对编译馆设立的目的、任务、隶属关系以及陈仪的设想等问题都谈得十分具体。[13]过了12天，许寿裳接到陈仪来信，即开始了临行前的各种准备。[14]
二
在台湾设立编译机构是1945年初陈仪主持编写《台湾接管计画纲要》时就已经提出来的。10月25日接收台湾工作开始，1946年陈仪在《施政方针》报告中即将设立编译馆列入该年度的工作计划。[15]陈仪之所以要在台湾设立编译馆，其目的就是要在台湾光复以后，尽快清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重建中华文化。5月13日，陈仪写给许寿裳的信中一开始就谈到了设立编译机构的重要性：
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语言文字——须先改造。各省所出书籍报纸，因为国文程度的关系，多不适用。台湾的书报，在二三年内，必须另外编印专适用于台湾人的。
为此，陈仪提出了编译馆工作的五项具体任务：（1）编中小学文史教本；（2）编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物；（3）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4）编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5）翻译西洋名著。陈仪认为前四点是“台湾的应急工作”，而最后一点翻译西洋名著则是他的夙愿，他认为，如果能在五年之内译成西洋名著五六百部，“对于促进学术，帮助很大。在中国，却是一种伟大的工作，可与大藏经媲美了”。[16]可见陈仪对设立台湾省编译馆寄予很高的期望。他的设想既着眼于当前，又观照长远；既考虑台湾文化建设的需要，又希望能服务于全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许寿裳对陈仪的这些设想是赞同的。如前所述，许寿裳在战后最大的愿望是寻找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才智，为振兴民族、建设国家出力。陈仪的这些想法正与他的愿望相吻合。
6月25日，许寿裳从上海飞抵台北。临行前，他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编译馆开展工作。抵台后又密集地与当地文人、官员交流，工作思路更加明晰。他认为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既要服务于当时台湾所急需，又要服务于全国。8月27日，他在写给叶作舟的信中说：“本馆工作，以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提振全国学术空气为中心，不仅为省当局所重视，亦且为文化界所注目。”[17]而在此之前的8月10日，许寿裳在一次记者会上清楚地表达了对设立编译馆目的的理解。他说：三个月前接到陈仪长官电报和长信，拟设一个编译机构，“长官的志愿是很宏大的，一方面要使台湾同胞普遍的获得精神食粮，充分的接受祖国文化的教养；一方面更要发扬台湾文化特殊的造诣，造成孜孜不倦的学术风气……开创我国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因此，他认为设立台湾省编译馆的要旨不外有两点：“第一、促进台胞的心理建设”，“第二、对于全国有协进文化、示范研究的责任”。[18]
其实，陈仪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并没有涉及如何“发扬台湾文化特殊的造诣”的问题，而是强调设立编译馆翻译西洋名著，对促进全国的学术进步有重要意义。而许寿裳正是抓住陈仪的这个思想，提出要在编译馆开展台湾研究。他认为光复以后在台湾进行文化建设并不是单方面的，除了向台湾同胞输送“精神食粮”，即编译大量教科书、辅导教材和公众读物之外，还要发挥台湾在学术文化上的优势，为促进全国的学术研究树立榜样。这是一个同时、双向的过程，是在台湾进行中华文化建设中一个实事求是、充满爱国情怀的理性思考。
台湾在日据时期已经有较好的学术研究基础。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将台湾研究、南洋研究作为该校两个特色的学科领域，积累了大量人才和成果。许寿裳认为对日本人积累的学术成果不应该排斥，而应予以接收并发扬光大。他在8月10日的记者会上说：
台湾的学术文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可以有为各省模范的资格。……过去本省在日本统治下的军阀侵略主义，当然应该根绝，可是纯粹学术性的研究，却也不能抹杀其价值，我们应该接收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如果把过去数十年间日本专门学者从事台湾研究的成果，加以翻译和整理，编成一套台湾研究丛书，我相信至少有一百大本。[19]
9月5日，许寿裳在一次讲演中，对日据时期台湾在学术领域的成绩以及当下应该采取的态度，有一个更加充分的表述。他说：
诸位都知道抗战是胜利了，现在是建国的时候，建国第一重要是学术。科学与技术——学术的真义：是为人类造福。过去我国虽然提倡学术，但进步很慢。台湾有研究学术的风气，可以说是日人的示范作用，也可说是日人的功绩。日本虽然是侵略国家，但他们专家的学术成绩我们需要保留，需要全国学者继续研究，把它发扬光大，作为我们建国之用。日人对台湾的研究很多，他们的著作也很丰富。……这不但是我国各省所没有，就是世界各国也很少有。这种宝贵的材料，我们不能不注意的。而且要好好保持，继续发展，这是我国学术的光彩、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台湾文化的第二点特色。[20]
十分明显，许寿裳之所以强调要接收日本人的学术成果、开展台湾研究，是与他关注战后国家民族振兴的理想抱负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理解的光复以后台湾文化重建，就不仅是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重建中华文化这个方面，而是要同时发挥台湾的文化优势，为国家建设服务。他把当时的台湾文化重建与整个国家的建设联系了起来。许寿裳的这些想法和作为，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重建有重要意义。以往很多学者都只强调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建设就是重建中华文化，对台湾同胞进行“心理改造”，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对主持编译馆工作、为台湾文化建设呕心沥血的许寿裳来说，他的目光是着眼于整个中国的发展，在输送祖国文化的同时也关注台湾学术文化优势的承续和发展。
许寿裳来到台湾以后，就开始多方延揽人才，包括各门学科的编译人才和台湾研究专才。杨云萍作为台湾本地的知名学者，很快就进入编译馆工作，并一直担任台湾研究组主任。当时一些即将遣返回国的日本学者也被许寿裳延揽进入编译馆，如著名的语言学家浅井惠伦、民俗学家国直分一、昆虫学家素木得一等。至1947年初，台湾省编译馆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许多教材、通俗读物、名著翻译等在编译中，并拟出版“光复文库”。台湾研究发展迅速，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的翻译都有显著进展，《台湾学报》和“台湾研究丛书”均已计划出版，即将刊行。[21]可是没过多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这个重大事变改变了编译馆的命运，对许寿裳的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有关此事的缘起及其背后各种原因本文不想做全面讨论，只就许寿裳与“二二八事变”的关系及其对此事的看法做些探讨。
“二二八事变”发生时，台湾省编译馆也受到一些冲击。《许寿裳日记》载：2月28日“下午赴馆途中闻枪声甚多，至馆见馆门已闭，对面之永安堂、间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毁。赖子清送便当，馆中同仁皆困守一夜不敢出”；直至第二天早晨六点才“搭交通车回”；馆中一名编纂在3月2日归途中“被击数拳”等。[22]事变发生后，许多亲朋好友都来信问候，许寿裳也在信中多次提及了编译馆的遭遇，其中以3月23日写给许世瑾、许世璿的信讲得最完整：
廿八日下午，本馆同人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三次，责问本省人与外省人（暴徒声称打中国人，以中国与台湾对称，其悖可推知），待遇有否不公，幸本省同仁告以“公”，始一哄而去，如是者三次。是夜困居一宵，翌晨始送同仁各回其宅，馆中同仁打伤者二人，皆在路上，公私损失，要算最小，可请放心，并望转告亲友为要。[23]
尽管编译馆所受的冲击并不大，但此事对许寿裳和编译馆的影响却不小。事变发生以后，有关此事发生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补救立即成为岛内外热议的话题。3月26日，许寿裳致朱文叔的信说：
台省情况，即京沪大报所记所论，亦未详确。总之台胞受日本侵略教育之毒太深，补救之功，倍形囏巨。本馆同仁职司编译，亦惟有尽其在我而已。[24]
许寿裳感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编译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大，必须加倍努力。4月2日，许寿裳给王泽民复信，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性质做了更加完整的说明。他说：
此次变故，纯系奸人有计划暴动，与普通民变迥殊。溯其远因，当系受日本侵略教育之遗毒太深，语文隔阂，祖国文化，懵无所知，近因则系昔日为日寇征用之浪人流氓，悉被遣回，彼辈素无国家观念，惯于捣乱，益以日人暗中策动，以致肇此巨变，其愚可悯，其悖可诛。当日情状，即京沪大报所记所论，亦未详确，兹已渐次明了。此后治本之方，端在教育。弟忝司编译，自维力薄，亦惟有尽其在我而已。[25]
许寿裳的这段话，是针对王泽民的来信而写的。王是共产党员，1947年1月、2月间刚到台湾，停留将近一个月，受到许寿裳、杨云萍等人的接待。[26]当时他已看到台湾经济、政治情势不稳，并与许寿裳有多次交流。王泽民写给许寿裳的原信是：
连日报载台北各地发生事故，虽语焉不详，要可想像得之。台民处特殊环境，抱过奢希望，原不难开诚相与，共谋福利，逐渐消弭其隐患，从事于一切产业之复兴，政权之争执，究不若经济压迫为重要。弟留台不及一月，观察所得，久已视为隐忧，仍不以为无补救之方，曾与先生一再言之，初不料其变如此之速也。[27]
纵观王泽民与许寿裳之间的交流，不难看出，王泽民更倾向于“二二八事变”是由于百姓深受经济压迫之苦而起的（民变），而许寿裳则强调是日本殖民统治的遗毒太深并有日人在暗中策动（奸人有组织的暴动）。
事实上，许寿裳的这些看法与陈仪等有关系。事变发生以后，许寿裳即给陈仪写信，并往长官公署寻求见面，可是因为客人多，连续几次都“未得见”，直至3月7日即事变发生以后的第七天才与台湾商学院院长李季谷一起见到陈仪。而在此前后，许寿裳还经常与陈仪周边的学者、官员接触。[28]因此，他给王泽民的回信说对事变发生的原因“兹已渐次明了”，即这是经过多方求证的结果。
由于许寿裳认为“二二八事变”与日本殖民统治的余毒远未肃清有关，因此他对当时台湾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有了新的看法。1947年5月4日，许寿裳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提出，为了把日本殖民统治的余毒全部肃清，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文章说：
谁都知道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余毒，创造一个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可说是我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划时代、开新纪元的时期。虽然它的目标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我国的新生命从此诞生，新建设从此开始，它的价值异常重大。我想我们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从这几个要点看来，它的价值和任务是要比从前那个运动更大，更艰巨，更迫切啊！
许寿裳提出，台湾需要的新的五四运动有四个任务，除原五四时期提出的提倡民主、发扬科学外，还有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后面这两个显然是根据“二二八事变”的教训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
所谓“提倡实践道德”，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孔、孟、墨子等倡导的仁爱。他认为日本是没有这种美德的。“他只想自己如何可以有利，怎样可以独霸，至于别人的死活，倒不是不管，是一心一意希望对方死掉，才能从中取得利益。所以日本的穷兵黩武，就是因为缺乏利他兼爱的美德而养成的。”现在台湾既然已重归祖国，就必须完全消灭“日本那些有己无人、讲利忘义的毒素”。
所谓“发扬民族主义”，就是要增强民族意识，热爱自己的祖国。由于台湾遭受日本长期的殖民统治，日本人的文化侵略使得台湾同胞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地理和语言文字，无法了解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所以台湾同胞要加紧语文和史地的训练，达到能够自动看懂祖国的名著，然后对祖国起了崇敬之心，爱国心有了源泉，滚滚不绝。于是民族意识增强，民族主义也自然发扬光大，到了强不可折的地步。”[29]
在许寿裳发表这篇文章以后不久，陈仪离台，新上任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在事先未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将台湾省编译馆撤销，许寿裳转往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尽管许寿裳对编译馆突然被撤销深感不满，认为这项工作“外露为山才一篑，内潜掘井已多寻”，如今却“坐看前功付陆沉”，[30]但他仍对台湾的文化建设倾注很高的热情。
8月3日，许寿裳又在《和平日报》上发表《中国民族精神的中心》一文，再次宣传台湾需要新的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实践道德和民族主义问题。文章强调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从古代孔子、墨子一直到现代孙中山所倡导的仁爱。“中国民族的精神是仁爱”，它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几千年来虽屡经外患，仍巍然独立于天地之间。这种民族精神值得很好地继承和弘扬。[31]
许寿裳从一开始就很注意国语、国文的教育问题。他认为台湾的教育已有基础，只要加紧进行中国语文和史地的训练，就能使台湾同胞尽快看懂中国名著，接受祖国优秀文化的熏陶，摆脱日本侵略教育的影响。1947年1月，他亲自到师资讲习班去讲解“教授国文应注意的几件事”，并把它整理成文发表。[32]4月，由许寿裳亲自撰写的通俗读物《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列入“光复文库”第一种正式出版，这本小册子的重点是谈如何从日语基础转入中国语文的学习，显然很适合台湾同胞阅读。[33]当年12月21日，尽管许寿裳已经到台大任教，但他仍然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专文，谈“对于本省今后语文教育的一点意见”。[34]可见对于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这样的大事，许寿裳一直挂念于心，倾注了大量心血。
四
许寿裳在离开编译馆前夕，为了应和馆中同人的赠诗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难得陈公政见高，教从心理饷同胞。只身孤箧飞蓬岛，故土新临气自豪。”[35]这是许寿裳当年飞抵台北时的精神状态。他为能在这片新收复的土地上工作而充满自豪，有一股积极向上、情感激越的精神力量。而时隔一年零八个月，这位为建设新台湾充满激情、热切期盼国家民族复兴的知识分子，却在台北的宿舍中遭人杀害。可以说，许寿裳的一生，台湾这段经历是最值得记忆的一页。因为它正处于台湾光复初期的历史转折点上，他的所作所为，为台湾文化建设倾注的心血，与这段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文探讨了许寿裳抵台经过以及他到台湾以后如何思考编译馆工作和“二二八事变”以后的转变，主要认识有如下几点。
第一，许寿裳到台湾离不开当时的大环境，与他的理想和抱负是分不开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许寿裳原本对重振河山、建设新国家抱有很大期盼，所谓“难得八年摧劲虏，从今一德建新邦”即是指此。可是政局的急剧腐败让他大失所望。他想到新光复的台湾去施展自己的才华，陈仪来电邀请他到台湾主持编译馆工作只是一个契机。事实上，在台湾光复不到一个月，许寿裳就把自己的履历寄给陈仪。他到台湾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
第二，许寿裳到台湾以后，对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在台湾进行民族文化重建，既要努力为台湾同胞提供祖国优秀的“精神食粮”，清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又要发挥台湾已有的文化优势，为祖国的学术文化进步做出贡献。他把台湾的文化建设与整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提出要在编译馆开展台湾研究，要延揽人才包括即将遣送回国的日本学者，把日本人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尽量接收下来，并继续发扬光大。许寿裳的这些思想和作为让我们看到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重建并不只是单方面的输送民族文化的问题，而是双向的过程，即在重建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继续发扬台湾的文化特色。许寿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能够提出要接收日本人的学术成果，并对日本人的学术成绩予以充分肯定，这是很值得称道的。这个思想不仅包含他的学术良知和理性思考，也饱含他对民族国家文化振兴的强烈愿望和使命感。
第三，“二二八事变”的发生改变了许寿裳对台湾文化建设的一些思考。如何尽快清除日本殖民统治的余毒成为他思考文化重建一个最急迫和现实的焦点。“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这是许寿裳在事变发生后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台湾不仅要继承五四精神，提倡民主，发扬科学，而且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这四个任务都为了一个总目标，即“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尽管编译馆已经被撤销，但许寿裳一直关注着如何在台湾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问题，关注着如何教授国语国文，让台湾同胞尽快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在台湾刚光复初期。许寿裳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来到台湾，主持编译馆工作，担负着台湾文化重建的重要任务。许寿裳渡台以后的思考以及“二二八事变”后思想的演变，向我们呈现了战后台湾历史的曲折发展以及当时在台湾重建民族文化的艰巨而复杂的历程。
（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1] 杨彦杰：《台湾省编译馆设立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2，第182～194页；《重建与承续：台湾省编译馆的台湾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4期。
[2] 《致谢似颜》（1939年12月21日），彭小妍、施淑、杨儒宾、北冈正子、黄英哲编校《许寿裳书简集》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史哲研究所，2010，第151～152页。以下简称《书简集》。
[3] 《陈仪致许寿裳电报》（1946年5月1日），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第3页。以下简称《档案》。
[4] 《致许世瑛》（1945年11月7日），《书简集》下册，第1406页。
[5] 参见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1940～1948年）》，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752页。以下简称《日记》。
[6] 《日记》，第756页。
[7] 据说许寿裳没能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与国民党CC派的阻扰有关，参见北冈正子、黄英哲《关于〈许寿裳日记〉的解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7期。
[8] 《复锐初》，黄英哲、陈漱渝、王锡荣主编《许寿裳遗稿》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第880页。以下简称《遗稿》。
[9] 《日记》，第743页。
[10] 《致许世瑛》（1946年2月22日），《书简集》下册，第1441页。
[11] 许世玮：《忆先父许寿裳》，《鲁迅研究资料》第14期，1984年。
[12] 以上见《档案》，第3、4页，《日记》，第772页。
[13] 《陈仪致许寿裳信》（1946年5月13日），《档案》，第4～5页。
[14] 关于许寿裳赴台前后的活动，参见杨彦杰《台湾省编译馆设立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2～184页。
[15] 参见黄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湾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第81页。
[16] 《陈仪致许寿裳信》（1946年5月13日），《档案》，第4～5页。
[17] 《许寿裳致叶作舟信》（1946年8月27日），《书简集》上册，第583页。
[18] 《许寿裳在记者会上谈编译馆旨趣与工作的讲话稿》（1946年8月10日），《档案》，第32～33页。
[19] 《许寿裳在记者会上谈编译馆旨趣与工作的讲话稿》（1946年8月10日），《档案》，第32～33页。
[20] 《许寿裳对培训学员的讲话》（1946年9月5日），《档案》，第40～42页。
[21] 至1947年初，台湾省编译馆各项工作进展的具体情况，参见杨彦杰《重建与承续：台湾省编译馆的台湾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4期。
[22] 《日记》，第800页。
[23] 《致许世瑾（诗芹）、许世璿（诗荃）》（1947年3月23日），《书简集》下册，第1521页。
[24] 《致朱文叔》（1947年3月26日），《书简集》上册，第927页。
[25] 《致王泽民》（1947年4月2日），《书简集》上册，第945页。
[26] 王泽民在台北期间受到许寿裳、杨云萍的接待，参见《日记》，第797～799页。
[27] 《王泽民致许寿裳》（1947年3月7日），《书简集》下册，第981页。
[28] 参见《日记》，第800～803页。
[29] 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档案》，第134～136页。
[30] 《许寿裳诗稿》，《遗稿》第1卷，第780页。
[31] 许寿裳：《中国民族精神的中心》，黄英哲编《许寿裳台湾时代文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第240～243页。
[32] 许寿裳：《教授国文应注意的几件事》，《许寿裳台湾时代文集》，第175～181页。
[33] 许寿裳：《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许寿裳台湾时代文集》，第121～174页。
[34] 许寿裳：《对于本省今后语文教育的一点意见》，《许寿裳台湾时代文集》，第182～184页。
[35] 《许寿裳诗稿》，《遗稿》第1卷，第7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