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模式
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革命继续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和中间环节。关于过渡的条件,毛泽东早就指出,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但在不具备政治上、经济上一切条件的时候,不要轻易地谈转变。但在实践中,毛泽东却改变了他原来设想的“先建设,后改造”的路线,提出“改造与建设同时并举”,以改造促建设的新思想,决定立即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步骤,开始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的选择。他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将国家的发展概括为工业化加社会主义,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提出,在获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之后,必须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57年后,毛泽东逐渐认识到,仅有现代化的工业还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发展,还要有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后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思想共识:一是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是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三是中国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却因极少数右派分子趁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产生了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即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律,犯了生产关系超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错误,再加上中国的自然灾害及苏联对中国施加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困难。从1962年春开始,中国经济经过调整开始走上平衡发展的道路。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解更具体、更全面了。
总的来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表明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是成功的。党的八大会议确立的一系列思想基本是正确的,其中的“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八大对我国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由于未能把正确的方针坚持下去,以致遭遇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曲折。“大跃进”实际上是为了在生产力上实现超常规的发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想在生产关系上实现超常规的变革。这种尝试违背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这些错误的观念表面上好像是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阻碍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停滞不前,导致中国的发展误入歧途,乃至发生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地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直接后果,他断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再加上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推行的“和平演变”,致使毛泽东领导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愈演愈烈。这种不正确的认识贻误了国家的发展良机,拖延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地区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应该说,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想通过党的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避免历史的倒退,但是这个构想却在现实中扭曲、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