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向中国各族群输入“民族”意识

帝国主义在对外殖民扩张和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早就看中中国这片肥沃辽阔的土地和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但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历次侵略战争中也发现，尽管清朝军队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清朝官场非常腐败，但是清朝政府在下辖的许多族群当中仍然保有一定的权威，各族军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外国侵略军。

自鸦片战争后，中华各族在清廷统一指挥下积极参与了抵御列强侵略的战争。如1841年桂、贵、鄂等省各族士兵参加广东抗英战争，四川松潘、建昌、大金的藏、羌、彝士兵支援江浙前线; 1860年数万蒙古骑兵顽强阻击进军北京的英法联军；1885年壮、瑶、白、彝各族士兵参加了中法战争镇南关战役；1894年甲午战争，来自陕甘的回族将士在平壤保卫战中英勇抗击日军（中国近代史编写组，1979: 23, 95, 216, 233）。中国各族军民的顽强抵抗，使帝国主义侵略者受到重大损失，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识到，面对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不能成功地把中国瓦解成几个部分并挑起内斗，只靠列强人数有限的远征军无法征服这个庞大的文明古国。

此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极力分化瓦解中国这个“多元帝国”，使其无法凝聚力量来有效对抗帝国主义的土地侵占、资源掠夺和市场倾销。

1．帝国主义列强分化瓦解中国的步骤

第一步，他们以中国各地不同群体在族源、语言、宗教、习俗、传统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差异作为“民族识别”的素材和依据，把汉、满、蒙、回、藏等都称为“民族”（nation），作为一个分化瓦解中国的总体框架。晚清时期从日文汉字直接译成汉文的“汉民族”“蒙古民族”“满洲民族”“藏民族”等提法也由中国留日学生在介绍国际政治和西方文化理念时“囫囵吞枣”地引入中国。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后“汉民族”“蒙古民族”“满洲民族”“藏民族”等提法充斥当时的学校教科书、报刊和其他出版物，正是这些提法造成国人在认识和使用“民族”一词时概念与认识混乱，贻害至今。

第二步，各国公使馆、洋人开办的学校，洋人主办的报刊和出版物极力向中华各族精英人物介绍西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观念，向中国各族精英宣讲“民族独立”是世界时代潮流，通过各类学术著作和新闻媒体宣传推动中华各族构建“汉民族”“满洲民族”“蒙古民族”“西藏民族”等群体的“民族意识”和“独立历史”，极力进行挑拨离间，激发各族之间的不信任和历史仇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文化传播”和“学术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煽动中华各族通过“驱除异族”（尤其是鼓励汉族的排满运动）来“独立建国”。

第三步，为了实质性地推动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各国均设立各类基金和许多专款项目吸引与资助汉、满、蒙、回、藏等各族青年赴俄、日、英、法和英属印度等国留学，努力培养一大批具有独立民族意识和政治理念的“民族”精英队伍，作为各地区反清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

第四步，由政府或民间人士出面，积极联络、组织、资助和指导汉人的“排满”运动，以颠覆清王朝。清朝末年的汉人反满组织，大多都有日本支持的背景或以日本为组织总部所在地，如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同盟会”等。“兴中会”入会誓词中广为人知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是日本右翼黑龙会下属玄阳社向孙中山建议的。日本甚至造出“中国本部”这一概念，为其分裂中国边疆地区埋下伏笔。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为威海登陆日军起草的汉文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中公开鼓吹“贵国民族（汉族）”应以“十八行省建立中华国家”, “逐满清氏于境外”。这就是16年后辛亥革命最初打出的“十八星旗”的源头。

第五步，当清朝政府在列强侵略和汉人革命党“排满”运动冲击下日渐衰弱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各种领事权和经贸、传教特权直接深入中国各边疆地区，他们与地方首领建立联系，以“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为幌子公开或暗地里鼓动这些族群脱离中国。列强向一些具有分裂倾向的地方首领提供资金、顾问和军械，直接鼓励他们通过“民族自决”建立“自治政府”，承诺为独立运动提供财政、军械和外交支持，条件是独立后作为支持独立的“回报”，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将获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我们在外蒙古、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的独立活动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列强的直接介入与公开支持。面对列强的煽动蛊惑，一些头脑清醒的少数民族首领公开反对这种分离倾向，坚决维护国家统一。

2．晚清政府的应对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晚清政府只能被迫改变原来“多元型帝国”的统治结构，采用多种措施来加强各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以防止边疆领土的进一步丧失与国家分裂。例如：为了化解汉人的“排满”运动，清廷大力提倡“化除满汉畛域”；取消东北移民限制并组建府厅州县；在内蒙古各地设垦务局组织“放垦”移民并设立府厅州县（余元盦，1958；常安，2010: 10；赛航等，2007: 37-39）；赵尔丰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联豫和张荫棠在西藏施行“新政”；新疆1884年正式建立行省；1907年东北设立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晚清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在边疆少数族群聚居区逐步推进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和管理体系，把清朝入关后长期采用“多元式”管理体制的边疆地区逐步整合进一个统一政制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同时，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湘军、淮军等汉人武装集团虽有能力改朝换代却始终效忠清朝，这也使清廷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对汉人的疑虑，并在所谓“同治中兴”之后不得不倚重汉人官僚和军队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积极吸收汉人和边疆各族精英人物进入中央与地方政权，取消或调整各级政府机构中“汉缺”“满缺”“蒙缺”等带有族群背景的职位限定，这对晚清的满汉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国际干预形势和国内族群矛盾激化的态势下，在清末各族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应当坚持排满和建立“汉人国家”，还是维护五族共和和建立“中华国族”的大辩论，出现了关于君主立宪与共和体制的大辩论（王柯，2001: 189-194；王春霞，2005: 146-216）。这些有关“民族”、“国民”、“国族”和国家体制的大讨论为清帝退位后建立的新国家奠定了政治认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