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习俗中的人与水

●龙舟赛与屈原

龙舟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古书《穆天子传》卷五：“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是日，竞渡，竞采杂药。”五月五日便是“端午”。

后来，端午节则成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日子。在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士大夫阶层的代表屈原面对外敌的逼迫和内部的混乱，忧国忧民，愤而投水自尽。

投水，是高雅之士不肯与敌为伍、不肯同流合污的一种最后的反抗。一流清水将带着他们的精神与肉体回归自然。这是一种高洁的死法，也是脱俗的态度。

古时楚国人因不舍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而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此后每年的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划龙舟源于划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遗体；包粽子、并投于河湖之中，是让鱼吃粽子而不吃掉屈原的遗体；投香包入河是为保持屈原的遗体不发臭。

据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说：“端午节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赛龙舟便是祭仪中半宗教、半娱乐性节目。”原始社会时期的南方水乡部族人民，深受蛇虫、疾病和水患的威胁。为了抵御这些天灾，他们尊奉想象中具有威力的龙作为自己的祖先兼保护神（图腾），并把船造成龙形、画上龙纹，在每年的端午节举行竞渡，以示对龙的尊奉，也以此表明自己是龙的子孙和龙的传人。

后来，赛龙舟活动还用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此外，在我国各地，人们还赋予赛龙舟不同的寓意：江浙地区划龙舟，兼有纪念当地出生的近代女民主革命家秋瑾的意义。夜龙船上，张灯结彩，往来穿梭，水上水下，情景动人，别具情趣。贵州苗族人民在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八举行“龙船节”，以庆祝插秧胜利和预祝五谷丰登。云南傣族同胞则在泼水节赛龙舟，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虽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赛龙舟的起源传说有所不同，但直到今天，在南方临江河湖海的地区，每年端午节都会举行富有自己特色的龙舟赛活动。

龙船竞渡前，先要请龙、祭神。如广东龙舟，在端午前要从水下起出，祭过在南海神庙中的南海神后，再安装龙头、龙尾，再准备竞渡。同时，将一对纸制小公鸡置于龙船上，认为可保佑龙船平安，隐隐可与古代鸟舟（远古天子乘坐之舟）相对应，以示隆重。闽、台一带，人们则要前往妈祖庙祭拜。四川、贵州等个别地区，则直接在河边祭龙头，杀鸡滴血于龙头之上。

在湖南汨罗市，竞渡前必先往屈子祠朝庙，将龙头供奉于祠中的屈原像前祭拜，披红布于龙头上，再装龙头于船上竞渡，既拜龙神，又纪念屈原。唐刘禹锡《竞渡曲》自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

还有龙舟游乡，是在龙舟赛时划着龙舟到附近熟悉的村庄游玩、集会。龙舟与乡民的生活也就产生了许多交集。

龙舟也进入到皇家的生活圈子。《旧唐书》中记穆宗、敬宗，均有“观竞渡”之事。《东京梦华录》卷七，记北宋皇帝于临水殿观看金明池内龙舟赛之俗。其中有彩船、乐船、小船、画舱、小龙船，虎头船等供观赏、奏乐。舟船列队布阵，争标竞渡，作为娱乐。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金明池夺标图》即描绘此景。明代皇帝，会在中南海紫光阁观龙舟，看御马监勇士跑马射箭。清代时则在圆明园的福海举行竞渡，乾隆、嘉庆帝等均往观看。

旱龙舟，则是在陆地上进行的模拟龙船比赛的活动。如《南昌府志》载：“五月五日为旱龙舟，令数下人异之，传葩代鼓，填溢通衢，士女施钱祈福，竞以爆竹辟除不祥。”

许多地方还世世代代流传着龙船调。湖北秭归百姓在划龙船时，有完整的唱腔，词曲以当地的民歌与号子融合而成，曲调雄浑壮美，扣人心弦，有“举楫而相和之”之遗风。广东南雄县的龙船调，从四月龙船下水后要一直唱到端午时止，表现内容十分广泛。流传于广西北部桂林、临桂等地的龙船调，在竞渡时由众桡手合唱，有人领呼，表现内容也多与龙舟、端午节俗有关，歌声宏远动人。

赛龙舟在东亚、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也很流行。前些年韩国将“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端午祭”历时一个多月之久，是融儒教、佛教、巫俗等为一体的传统祭祀活动，由祭礼、表演、商人集市等三部分组成，其核心是祭祀仪式，它完整地保存了韩国传统祭祀活动的形式与内容。这种古老习俗虽然与中国的端午节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但还是能从中看到中华文化与当地需求长期结合与演变的轨迹和遗存。

赛龙舟活动近年来在国内日益盛行，它不仅具有团结社众、强身健体的功能，还被赋予了文化色彩和爱国敬贤的职能，已经成为端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修禊与《兰亭集序》

上巳，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中的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故又有三巳、元巳之别称。巳时即在中午的午时以前，即上午9时至11时。

古时上巳节的风俗是百姓齐到江河之滨，由女巫举行消灾祛病、洗涤垢秽、祓除不祥的仪式。《周礼·春官·女巫》记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释如下：“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后汉书·周举传》也说：“六年三月上巳日， （梁）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在先秦时，这已成为大规模的民俗节日，主要活动是人们结伴去水边沐浴，称为“祓禊”，此后又增加了祭祀宴饮、曲水流觞等内容。魏晋以后，此节日改为三月初三，故又称重三或三月三。杜甫《丽人行》一诗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句，就是对唐代长安曲江风景区内节日盛景的描绘。此节日在我国流传时间甚久，不少地区至今尚有余韵可寻。

汉代学者应劭对上巳节的起源和意义作过阐述：因为此时正当季节交换，阴气尚未退尽而阳气“蠢蠢摇动”，人容易患病，所以应到水边洗涤一番。所谓“禊”，即“洁”，故“祓禊”就是通过自洁而消弭致病因素的仪式。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上巳节起源于兰汤辟邪的巫术活动。《诗经·郑风·溱洧》中描述，春秋时期郑国每到三月上巳日这天，男女倾城而出，来到溱水、洧水之滨，手执兰草洗濯身体，祓除不祥。兰汤沐浴是个人行为，多在室内，并可随时实施；祓禊则是集体活动，必在河滨，并须定时举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上巳节的源头实际上是先民的生殖崇拜活动。水是神秘的感生物质，妇人临河不仅欲洗去冬日的尘垢，同时也盼触水感孕而得子。另有观点认为，上巳节的最初含义就是性爱狂欢。原始人为禁止因争夺异性而引起的互相残杀，生产时期实行性禁忌制度，男女分开生活。性开放的节日也就是“春社”和“社会”（聚社会饮）的起源，也正是三月三日民俗的最初形式。

三国魏以后定上巳节为三月三日，成为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日子。除祓禊外，还进行曲水流觞的活动，尤为文人雅士所喜爱。流觞，亦称“流杯”，即投杯于水的上游，听其流下，止于何处，则其人取而饮其酒。后世上巳日，民间有戴荠菜花、挑荠、听蛙鸣等习俗。再往后，逐渐衍化，变成了男女到野外踏青郊游，于林下水滨欣赏大自然的风光，即所谓“三月三，踏青节”。这种变化，体现和完成了从以女巫为主体、以崇拜神灵为中心的信仰活动向以普通人们为主体、以游山玩水为中心的民俗活动的演变，因而也更具有人性与文化的色彩。

东晋时期，有名人名家修禊，由书法大家记述之，从而留下了《兰亭集序》的千古佳话。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41位文人雅士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饮酒作诗。名士们列坐溪边，由书童将盛满酒的羽觞放入溪水中，随风而动，羽觞停在谁的位置，谁就得赋诗一首，倘若作不出来，便要罚酒三觥。正在众人沉醉在酒香诗美的回味之时，有人提议不如将当日所作的37首诗，汇编成集。众人又推选王羲之写一篇序言记述该盛事。王羲之酒意正浓，提笔在蚕纸上畅意挥毫，一气呵成。这就是名噪天下的《兰亭集序》（又名《兰亭叙》《兰亭宴集序》等）。翌日，王羲之酒醒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将序文重书数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这篇序文已是其一生的巅峰之作，即使书圣本人也无法复制。

明末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说：“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

这册《兰亭集序》的后世流传也堪称传奇。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集序》仰慕已久，多次重赏索求一直未果。后访知其在和尚辩才处，三次亲自召见，辩才诡称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装扮成潦倒书生，拜到辩才门下，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辩才失去戒心后，才出示悬于屋梁之《》兰亭集序》真迹。萧翼乘隙私取此帖，返回长安复命。太宗大喜，命拓数本，赐予太子诸王近臣。李世民临终时，问太子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集序》真迹葬入昭陵。到了后梁时期，耀州节度使温韬盗掘昭陵，“从埏道下，见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李世民命冯承素临摹的《兰亭集序》纸本，高24.5厘米、宽69.9厘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由大藏家项元汴收藏，乾隆时复入宫廷。

明代大家文徵明专门绘制了《兰亭雅集图》，表达对这一历史性文坛盛会的仰慕。

清朝的皇帝专门在圆明园中的流杯亭设置了曲水流觞。即便贵为天子，对忘情于自然、陶醉于雅意的胜境，也不免艳羡并追随之。还有许多地方景点，也模仿建造曲水流觞，以为风雅。

2014年4月，河南省新郑的文化界人士在黄水河畔的郑风苑，邀请海内外文人雅士踏青群游、诵诗赋歌、抒情感怀、把酒临风，意欲将古老的修禊习俗继续传承下去。

●《水经注》与郦道元

《水经注》全书30多万字，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1000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水经注》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该书所记述的时间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上下约2000多年。它是6世纪中国的一部地理百科全书。难能可贵的是，它并非单纯地罗列现象，而是将丰富多彩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的记述。从河流发源到入海，干流及支流的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途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涂、湖泊等都被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30余处，瀑布60多处。

书中记载的一些政区建置可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记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之外，记载的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

更重要的是，郦道元以文学艺术手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写水着眼于动态”，“写山则致力于静态”，被后人称赞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的集锦，神话传说的荟萃，名胜古迹的导游图，风土民情的采访录”。仅就描写的瀑布来说，书中所用的词汇就有“泷”“洪”“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涧”“悬波”“颓波”“飞清”等，变化无穷。近现代的侯仁之教授曾根据《水经注》，复原了北京周边的古代水利工程，研究了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

郦道元为了著作此书，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引书多达437种，辑录了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还采录了不少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故事等，并对所得各种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还亲自实地考察、寻访古迹、追本溯源。

《水经注》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许多地方后来的方志和记载，都以《水经注》这本古老而又翔实的图书作为参照物和范本。

●苏轼与西湖

天下西湖三十六，人间美景在杭州。杭州西湖是我国十大名胜之一，面积5.6平方公里。西湖旧称武林水、钱塘湖、西子湖，宋代始称西湖。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非常重视自然山水与风景名胜的结合，注重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合，使之成为城市的特色。杭州的西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经过历代的修缮和妆点，集江湖、山林、洞壑、溪泉、春华秋实、夏荷冬雪等自然胜景与古刹、丛林及园林艺术家的雕凿为一体。

苏堤春晓为西湖十景之首，堤上遍种桃柳。每当春天的黎明时刻，月落星稀，晨钟初响，堤上垂柳低拂，晓霭迷茫，放眼雾中湖光山色，耳闻百鸟和鸣的啾啾之声，使人飘飘欲仙。断桥残雪，是神话《白蛇传》中许仙与白娘子相会定情的地方。断桥两旁，桃披红云，柳笼绿雾，香风送爽，波光摇翠。待到冬日积雪未化时，这里又是观赏雪景的好地方。

三潭印月是在苏东坡治理西湖后，作为湖界而在水中立的三座小塔。塔状如花瓶，浮漾水中。塔面有五个距离相等的圆洞。月明之夜，塔内点起灯火，水面上就会映出很多月亮。其景扑朔迷离，忽兮晃兮，胜似仙境。

苏轼先是在河南颍川郡（今河南许昌）发现并经营西湖，款待宾朋，悦己乐众，成为当地名胜。后来，他仕途变迁，春风得意，来到杭州。一方面告知友人将许昌西湖改名为小西湖，一方面将杭州西湖大力经营。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中写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从此，西子和西湖，无论浓妆艳抹，还是清新素面，都是人间的绝美。

●云水腾龙——皇帝新衣上的符号象征

皇帝专用的袍，称龙衮、龙袍，因袍上绣龙形图案得名。其特点是盘领、右衽、黄色，是皇帝在一般典礼时穿用的服装。武德年间，唐高祖令臣民不得僭服黄色，黄色的袍遂为王室专用之服，自此历代沿袭为制度。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兵变称帝，于是龙袍别称黄袍。

龙袍上的每个图案都有着丰富的含义。以清乾隆明黄缎绣五彩云蝠金龙十二章纹吉服袍为例，该龙袍通身绣九条金龙，正龙正襟危坐、一团威严，行龙极富活力、似动而非动。四条正龙在龙袍最显要的位置——前胸、后背和双肩，四条行龙在前后衣襟下摆部位，这样前后望去都是五条龙，这寓意着九五至尊。还有一条龙绣在衣襟里。

此外，龙袍在龙纹之间还绣以五彩云纹、蝙蝠纹、十二章纹等吉祥图案。五彩云纹是龙袍上不可缺少的装饰图案，既表现祥瑞之兆又起衬托作用。红色蝙蝠纹即红蝠，其发音与“洪福”相同，也是龙袍上常用的装饰图案。在龙袍下摆排列着代表深海的曲线，被称为“水脚”，水脚上装饰有波涛翻卷的海浪、挺立的岩石，这种纹样被称为“海水江崖”，寓意福山寿海，也隐喻山河统一。

尽管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想被汉化，但为了加强其专制统治，由汉民族创造的服饰等级制度还是被清朝统治者所接受，体现在龙袍上，寓意最深刻的就是十二章纹样。它们的面积相对很小，再加上清代帝王礼服色彩鲜艳、图案丰富，使人们忽略了这拥有悠久历史、蕴含丰富的纹饰。这些纹样不仅具有装饰上的丰富和点缀作用，也是传统文化中逐渐成熟和程式化的做法，用来表达对帝王的尊崇和期待。具有完整的寓意和强烈的象征性。

这十二章纹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分列左肩为日，右肩为月，前身上有黼、黻，下有宗彝、藻，后身上有星辰、山、龙、华虫，下有火、粉米。十二章纹发展历经数千年，每一章纹饰都有取义，“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会绘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若斧形，取其断也；黻为两己相背，取其辩也”。也就是说，日、月、星辰代表三光照耀，象征着帝王皇恩浩荡、普照四方；山，代表着帝王的稳重性格，象征帝王能治理四方水土；龙，是一种神兽，变化多端，象征帝王们善于审时度势地处理国家大事；华虫，通常囿为一只雉鸡，象征王者要“文采昭著”；宗彝，是古代祭祀的一种器物，通常是一对，绣虎纹和蜼纹，象征帝王忠、孝的美德；藻，则象征皇帝的品行冰清玉洁；火，象征帝王处理政务光明磊落，火焰向上也有率士群黎向归上命之寓意；粉米，就是白米，象征着皇帝给养着人民，安邦治国，重视农桑；黼，为斧头形状，象征皇帝做事干练果敢；黻，为两个己字相背，代表着帝王能明辨是非，具有知错就改的美德。总之，这十二章包含了至善至美的道德，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临之内”。

皇帝，常常被描绘成真龙天子。如何把和普通人其实没有二致的皇帝本人打扮成神呢？俗话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明黄色的衣服是皇族的专用，其他人则可望不可即。如果再把云彩、海水、天龙和各种吉祥符号披在身上，如此色彩绚烂、威风凛凛的，那还会是凡夫俗子吗？臣子百姓被这套行头的博大气势唬倒，就只好匍匐于地，俯首称臣了。

●民居中的“四水归堂”

在皖南密集的古老民居中，各家各户都有或大或小的天井，四周的建筑屋顶都要坡向天井，当地人称作“四水归堂”。所以，每当豪雨来临，不大的天井四周，屋檐落雨如帘，蔚为壮观。雨水汇入天井，汇入存水缸或花池水塘，也为紧凑的住宅建筑带来生机和乐趣。徽州居民多外出经商。从商人的角度来看，水也为财。能够积聚天下之水，汇于自宅，岂不是吉兆？此说非常流行。

其实，这种以天井为核心的高大多层的皖南民居，非常内敛、含蓄。这种格局既避免了来自外界的可能的窥伺和觊觎，也防止了邻里之间因屋顶排水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因而，皖南密集排布的民居建筑得以和睦相处、毗邻为安。

“四水归堂”的建筑理念，留住的仅仅是财吗？或许这吉祥的兆头会带来商战得利的心理作用。不过，天井的生机、雨水的滋养，家族的繁盛，邻里的和平，又哪样不是实实在在、护佑家人的财富呢？

●木建筑上的“水”符号

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木结构建筑体系，但如何防火以长存久安呢？古人采用了技术和心理并行的双重防火措施。

一套是现实设置的防火系统。比如只通热气而隔绝明火的火炕和烟道，庭院中的河渠、池沼和蓄水缸，围墙和绿化隔离带，还有建筑屋顶中将木构件分隔开的锡背构造等，这都是技术上的防火措施。

还有一套是心理上的。比如皇宫木构上的绿云水纹、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的暗含水意的牌匾和绿色琉璃，民居屋脊上的宝瓶和吉祥兽头等。

这两套体系互为因借，互相支撑，互为提醒，互相保障。不仅在技术上，也在理念上，将以水克火、防患未然的行动演变成一套可观可行、寓喻于艺的文化和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