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防旱减灾的主要措施及抗旱工程的调度运用

（一）历史防旱减灾措施

1．湖北省水利灌溉事业的兴起和发展

我国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早在商周时代，我国就有了井田沟洫之制。《周礼》中对沟洫系统有具体的描述，从田间垅沟开始，根据控制田亩的大小形成五级沟洫，各级沟洫的宽深都有具体描述。在水田中还有蓄水的潴、挡水的防、引水的沟、配水的遂、灌水的列和排水的浍等，已开始形成比较完整的灌排系统。

湖北省的灌溉工程起源甚早，如传说中的随州厉山神农九井、楚庄王时期孙叔敖引沮漳水灌田等，史籍多有记载，但具体工程已难查考。

战国末年，秦将白起主持开凿了湖北省境内最早的大型灌溉工程——白起渠，它是把引水渠系与附近的坡池连接成为“长藤结瓜”式的灌溉工程，这一工程不仅是湖北省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引水灌溉渠系，而且也是我国最早的同类形式大型灌溉工程之一，此渠至今仍可灌田数十万亩。它与都江堰、安丰塘（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样，成为我国发挥效益2000年以上的现存古代大型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白起渠与后汉王宠修建的木里沟，并称为湖北省著名的长渠和木渠。

两汉到南北朝时期，湖北省境内山丘地区利用泉水灌溉已相当普遍。唐代，境内不少地区农田水利事业有较普遍的发展，其中较重要的有荆南节度使梁崇义重修长渠渠首工程——武安堰，今阳新境内修建的长乐堰；山南节度使王起主持广修滨江塘堰并制定用水规则；天门县开凿石堰渠；崇阳县建造华陂堰等，都为后代史家所称道。

两宋时期是湖北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曾先后多次重修和扩建长渠和木渠，不仅使这两条古老的灌溉渠系在效益上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建造技术、集资方式、管理制度等都比前期有较大的发展。此外，南宋时期，孟珙主持开凿的枣阳灌区，其规模之大，亦为我国古代水利工程所罕见。

元、明、清时期，湖北省农田水利的重点已逐步转移到江汉平原的垸堤兴建上，但山丘地区塘堰引蓄水灌溉工程修建的记载仍不绝于史书，其兴建的范围、技术、规模都比前代有所进步。

民国时期兴建的灌溉工程主要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民国湖北省政府迁至恩施，为支持抗战，保证军需民食，民国省政府1943年在恩施成立水利工程处，在鄂西、鄂北未沦陷区修建受益数百亩至数千亩的灌溉工程10余处，还兴办了一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其间，制定和颁布了不少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的纲领和办法，办理了农田水利贷款。1940—1945年，农田水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鄂西北、西南等20多个山区和半山区县的经济实力有限，加上当时社会局势动荡，民众负担沉重，因而整个农田水利的建设规模和成效均受到局限。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数次提出水利建设计划。由于紧接而来的内战，加上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财源枯竭，工程计划者多，施工者少，许多工程因物价飞涨、工程预算无法追加而被迫停工，完成受益者更是寥寥无几。古老的宜城百里长渠曾在抗战后期及抗战胜利后两度发起修复，终因战争影响和经费困难而未成。

湖北省历史上的农田水利灌溉，大致可以分为山丘区的陂塘蓄水和河湖引水两种类型；江汉平原堤垸上所设的涵闸，也是农田水利灌排的重要形式。

2．旱地抗旱农业技术的运用

在中国古代，人口少，耕地多，除明初和清乾隆以后人均耕地低于7.5亩外，人均耕地均在15亩以上，唐、宋和清初人均耕地较多，超过24亩。古时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的限制，灌溉面积不可能有很大发展，在耕地中，灌溉耕地少，旱耕地多。历代人民在与干旱进行长期斗争中，创造与运用了许多先进的旱地防旱抗旱农业技术。主要有：

抗旱耕作，保墒保土。我国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在井田内普遍采用“畎亩耕作”。至汉代又发展为垄、沟轮用的“代田耕作”和“区田耕作”。这些耕作方法是在人工造成的农田微地形差异的基础上，采用高田低作，降低播种部位，利用耕层贮水，以有效提高农田抗旱能力，是现在的垄田抗旱耕作的早期形式。

唐宋以后，提倡农田以秋耕为主、春耕为辅和秋耕宜早的适时耕作，以及浅耕灭茬和细致耙耢等有利蓄水保墒的防旱耕作方法。至明清，在西北地区又产生和推广了沙田耕作，以有效地蓄水保墒、减少蒸发和提高农田抗旱能力。

抗旱栽培，施肥防旱。自古以来，我国农民既重视选用耐旱作物，又注意培育耐旱品种，如粟、黍、稷、高粱、麦类、豆类、薯类等都是适于旱地种植的作物。在许多地方志中，又记载着各地培育的具有较强抗旱能力的所谓“旱不愁”、“火时燥”等有关谷、麦、高粱等作物的抗旱品种。同时，还对种子通过“溲种”、“渍种”、“浸种”和“拌种”处理，以增强作物的抗旱能力，如在“渍种”方面，《汜胜之书》就记载了一种在天旱无雨时，用酢浆和蚕粪渍麦种，提高其耐旱能力。在抗旱播种方面，古人提出抢墒播种、压实提墒播种、留茬播和原垄种一类的免耕播种，以及深种就墒和育苗移栽等抗旱保苗的播种方法。在田间管理、蓄水抗旱方面，采用了苗期耙耢压，中耕多锄深刨和积雪添墒等保蓄并重的旱地抗旱增墒措施。

除上述旱地农业抗旱措施外，在植树种草、保持水土以及沃田耕作、草地放牧、以农养牧、农区育肥、以牧促农等农牧结合的综合抗旱措施等方面也创造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3．储粮备荒和救灾

在古代，由于劳动生产水平低，抗御灾害的能力极其脆弱。因此历代善为政者，无不思虑减灾救荒之策，逐步形成我国古代备荒救灾的政令——荒政。荒政多强调储粮备荒于平时，周代《礼记·王制》提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这一至理名言，引起历代王朝的重视。为储粮备荒，在秦以前，国家在县一级政府部门设“预备仓”；西汉时，又在县以下乡级行政部门设“常平仓”；到隋代，又倡导民间储粮，设“义仓”，至明代，又增设“社仓”。关于在灾年分仓储粮的使用，明代《荒政·备荒》篇明确提出按灾荒程度分仓籴粮，对一年无收的中饥年，则籴仓谷之半；对两年无收的大饥年，则籴仓谷之全；对三年无收的特大饥年，则常平仓、义仓、社仓全部出籴。通过这些措施，压抑粮价，度荒救灾。中国古代的荒政，除有上述建仓储粮、荒年籴粮赈济等外，还包括某些朝代视灾情轻重相应颁布的减免、缓征和薄征田赋的政令，以减轻荒年农民负担，清代还实行过以工代赈等荒政措施。

我国古代发展水利灌溉、运用旱地农业抗旱技术和储粮备荒这种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防灾备荒措施，在当代新的历史时期，也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