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念界定

一 人口流动与农民工

一般意义上的人口流动指的是人口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并在一段时间内返回原居住地的迁移现象，如外出务工、上学、旅游和探亲等。自1978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发展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大量内陆人口和农村人口开始流向沿海开放城市。本书中的人口流动仅指改革开放以来，持有农村户籍的人口以就业为目标，从农村地区流入东部沿海和城市地区的人口迁移现象。

研究农民工的相关文献通常将乡城迁移人口称为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或农民工（陈映芳，2005；悦中山，2011）。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属于群属性称呼，流动人口是相对于定居的人群而言的，指没有定居事实，往返于乡城之间的迁移人群；外来人口则是相对于本地居民而言的，是对生活在本地的非居民人群的统一称呼。尽管这些称呼反映了对迁移人口社会属性的某种轻视，但农民工的称呼更体现出身份与制度性歧视（悦中山，2011）。陈映芳（2005）认为，农民工不仅是群体类别的名称，也是乡城迁移者的个体身份。农民工不仅反映了户籍身份相关制度下乡城人群在社会福利分配上的差异，也反映了制度和文化上的歧视导致的身份认同。基于农民工这一称呼所具有的内涵，本书采用了学术界最常用的农民工来指代乡城迁移人口。

本书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事经济活动且户籍依然在农村的流动人群定义为农民工。户籍在农村且在城市务工的人群都属于农民工的范畴，一般的受雇就业和自雇就业都包含在其职业范围内。

二 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

性别比指的是男性人口数量与女性人口数量的比值。在正常情况下，总人口性别比的值应该基本等于或略低于100，而偏离这一正常值，则被认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即性别失衡（李树茁等，2009）。出生人口性别比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内平均100个出生女婴人口对应的出生男婴人口的数量，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0个活产女婴对应103～107个活产男婴，超过107个被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李树茁等，2009）。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某一性别人口数量过剩，进而导致性别失衡。人口迁移也可能导致性别比失衡。本书的性别失衡主要指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导致的性别失衡。

婚姻挤压是婚姻市场中供求关系的失衡对个体成婚机会约束的反映。存在两类因素影响婚姻市场的供求关系。一是数量的供求，即婚姻市场中某一性别供给数量显著超过另一性别，就会导致婚姻市场中出现某一性别人口数量过剩。这种单一性别数量的过剩会导致相应性别人口难以正常成婚，即遭遇结构性婚姻挤压。二是婚姻市场中潜在配偶质量的差异导致的非结构性婚姻挤压，即尽管婚姻市场中总性别比平衡，但受同层婚姻的规律以及阶层、种族、文化和空间等因素影响，具有某一教育、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特征的潜在配偶供给明显减少也会导致过剩方遭遇婚姻挤压（刘利鸽，2012），即非结构性婚姻挤压。

当前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婚姻挤压，首先表现为女性短缺使男性遭遇婚姻市场中数量供求失衡所导致的结构性婚姻挤压；由于个体成婚机会除了受婚姻市场中供需关系的影响外，还受个人生物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地理空间等因素的重要影响，个体基于自身所具有的生物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所处的地理空间等建构的地方婚姻市场也是影响个体成婚机会的重要因素。即使中国性别失衡导致了对男性的婚姻挤压问题，但在梯度婚姻迁移的规律下，不均衡的地方婚姻市场中的女性也可能因为不愿意降低成婚标准而放弃成婚机会，遭遇非结构性的婚姻挤压问题。

三 社会角色、家庭角色和性别角色

社会角色指的是个体所占据的某个社会位置，拥有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后，与既定身份相适应的一套权利和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既定的身份也意味着个体需要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在本书中社会角色指任何与既定社会位置或身份相对应的一套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如面向家庭的婚姻角色和更为一般的家庭角色，以及面向社会的职业角色。

家庭角色主要指基于婚姻关系而形成的一系列婚姻家庭角色，如“丈夫”“妻子”“父亲”“母亲”以及相应的一套权利与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基于婚姻形成的这些角色也意味着家庭中的相应个体需要根据相应的角色规范，履行相应的“照顾家庭”和“养家糊口”的权利和义务。与家庭角色相对应的是职业角色，职业角色不同于家庭领域的角色，是基于社会领域中的职业分工而形成的一套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个体占据了既定的职业位置，就需要遵从相应的职业规范和行为模式。

性别角色是基于社会性别而形成的一套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社会性别的视角认为男女两性的差异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差异，还是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差异，强调性别差异的社会属性。Rubin（1975）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通过生产活动将人的生物性别转为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安排的后果，社会不仅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措施将生物性的性别差异合法地建构在社会分工体系上，还通过文化社会化的方式建构了性别的认同，从而导致了性别的持续不平等。性别角色的劳动分工所形成的家庭角色模式是社会性别差异形成的重要结构性因素（李小云、林志斌，1999）。

性别角色指的是社会基于人们性别的差异而产生的一套符合社会既定期望的品质特征和行为模式，包括男女持有不同的态度、人格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与性别角色直接相关的另外两个概念就是性别角色期待和性别角色实践。性别角色期待主要指社会对某一个角色规定的一套行为规范、权利与义务。比如，社会通常期待男性表现出攻击性、独立性和果断的人格特质，而期待女性更多地发展出依赖性、亲和性和合群性等人格特质。性别角色实践指的是男女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扮演情况。基于性别角色形成的劳动分工，传统的性别角色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男性的角色主要面向家庭外部，是家庭经济支持的提供者，即男性主要扮演“养家糊口”的角色；而女性的角色主要面向家庭内部，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即女性主要扮演“照顾家庭”的角色。基于这样的家庭分工和性别角色职责，男性更多地扮演家庭外的职业角色，而女性则主要扮演家庭内的家庭角色。其中家庭角色指的是隶属于家庭内部的角色，如“妻子”的角色、“丈夫”的角色、“母亲”的角色、“父亲”的角色，但由于性别角色期待的差异，“妻子”的角色和“母亲”的角色往往与家庭管理和照顾子女等具体事物相联系。职业角色是相对于家庭角色而言的，是基于社会工作而获得的某一身份与角色，如工人、经理等角色。这种基于性别角色的社会分工往往导致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内，缺少足够的机会和时间参与社会生产，进而使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处于双重权力弱势地位。

联合国将性别平等定义为女性和男性可以平等地分配权力和知识，拥有平等的机会、权利和义务。根据联合国性别不平等指数的指标，健康和劳动市场参与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指标。健康的平等既是个体获取平等机会与权利的基础，又是机会与权利平等的结果。健康与获取社会角色机会的性别差异是男性与女性不平等的直接体现。因而，本书从人口流动与性别失衡背景下男性与女性在获取社会角色机会和婚姻机会的角度来探讨心理健康的不平等，并将男女性别的不平等定义为心理失范（心理健康）的不平等。由于基于性别角色的社会分工不仅会形塑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角色，而且会形成不同的角色期待，这些社会角色的性别差异和社会角色期待的性别差异会对男性与女性的发展机会和角色认同形成不同的约束条件，从而影响男性与女性的健康状况。基于社会角色的性别差异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四 婚姻状态、适龄未婚、大龄未婚与被迫失婚

婚姻状态这个概念的范畴非常广泛，根据是否已婚，可以将其分为已婚和单身两类。但根据是否具有婚姻经历，单身又可以被细分为三种类型：离异、丧偶、未婚，其中未婚表示从未结婚。在本书中婚姻状态以已婚和未婚这两类为基础，再根据未婚者的年龄进一步划分出适龄未婚和大龄未婚。

基于性别失衡的背景，本书在未婚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出适龄未婚和大龄未婚两类。适龄未婚指的是个体进入文化或制度所定义的合适的婚姻年龄且未婚的状态。大龄未婚则主要指个体超过了社会定义的适当的结婚年龄但还未结婚。根据中国农村人口主要结婚年龄的分布和以往的研究，本书将男性年龄超过27周岁、女性年龄超过25周岁但依然没有结婚定义为大龄未婚；将男性年龄在16～27周岁、女性年龄在16～25周岁且未婚定义为适龄未婚。在性别失衡的背景下，女性短缺形成的对男性婚姻的挤压会导致部分未婚男性被迫推迟结婚年龄，甚至终身不能结婚，我们称之为被迫失婚。

五 心理失范

为了解释社会转型带来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弱化、破坏，甚至瓦解，导致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出现的迷茫和无序状态，涂尔干提出了失范的概念（Durkheim, 1997）。默顿继承了涂尔干的失范概念，从社会结构层面提出了更具操作化的失范概念，他认为失范就是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导致部分社会成员偏离了主流的社会规范（Merton, 1938）。尽管涂尔干和默顿的失范理论关注到社会失范对个人心理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宏观社会结构层面以及社会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由于结构层面的社会失范存在测量上的困难，迈克埃威和索罗尔等社会心理学家将研究转向了个体层面的心理失范。迈克埃威将心理学的失范定义为个人对社会依赖感的断裂，他认为文化断裂、资本竞争和社会的急剧变迁会导致个体陷入一种茫然的状态，并出现自我认同危机和社会集体意识的瓦解（MacIver, 1950）。罗斯威尔和迈克埃威强调，失范是一种不能将自我作为社会一部分的状态（Laswell and MacIver, 1952）。索罗尔的心理失范分别继承了迈克埃威和罗斯威尔的观点，他将心理失范定义为“个体感知到的自己属于某个他群体相对应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距离，个体与他人间的隔离，并伴随出现的失败、迷茫、孤独、空虚和无助的心理状态”（Srole, 1956）。他们认为社会的急剧变迁下结构层面的失范会导致个体出现混乱、不安和恐惧等心理状态，进而出现与他人和社会的距离感。在索罗尔看来心理失范是社会失范在个体层面的反映和体现，心理失范可能导致社会失范，进一步恶化社会秩序。因而，心理失范可以反映宏观的社会结构对个体心理福利或健康的影响，可以被看作社会规范和秩序运行状况的指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