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生产与消费不仅反映人们在市场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也体现人们能够实现的福利购买力的不平等。因此，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常采用收入和消费来研究人们社会福利的不平等。然而，研究发现，良好的健康不仅是人们享受生活的基础，也是人们拥有投入工作、家庭和社会关系等能力的基础（Elo, 2009），减少持续的健康差异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优先实施的公共健康促进战略（WHO, 1999, 2003; Clancy, 2004）。Sen等认为，收入和消费仅仅是人们实现福利的手段，在分析人们所拥有的福利时更需要关注人们能够达到某种功能状态的可行能力以及最终达到的功能状态；其中健康是人们所具有的功能状态的体现，也是人们实现更好福利的可行能力的具体体现（Sen et al., 1993）。因此，有关健康不平等的研究逐渐成为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Braveman, 2002）。

早期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Srole, 1956; House, Kessler and Herzog, 1990; Link and Phelan, 1995; Lieberson, 1985; Preston and Taubman, 1994）。这些研究普遍认为有更高教育程度的个体会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长的寿命（Cutler, Deaton and Lleras-Muney, 2006; Cutler, Lleras-Muney and Vogl, 2008; Smith, Mercy and Conn, 1988）；更高的收入会带来更好的身体和心理福利（McDonough and Berglund, 2003）；更高的职业地位和更好的职业环境也会带来更好的健康状况（Brand, Warren, Carayon et al., 2007; Power, Matthews and Manor，1998）。然而，职业、教育和收入与健康的关系是依据人们在市场中的购买力确定的。事实上，除了处于市场结构之中、拥有既定职业角色外，家庭结构和家庭角色也是影响人们行动的重要因素。由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个体扮演多种家庭角色必然会减少其扮演其他社会角色的机会，特别是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角色约束下，男性和女性面临不同的角色约束结构。因而，仅从市场因素关注健康的不平等，并不能全面反映出健康不平等问题的约束结构，特别是心理失范、心理福利性别不平等的约束结构。

经验研究发现，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性别角色分工，男性主要承担面向社会和市场的工作，而女性主要承担面向家庭和非市场的工作（Bonke and Koch-Weser, 2003）。承担面向家庭的角色并不必然会导致健康受损，面向市场的角色也并不必然会提高健康福利，但男女所扮演角色的质量差异是男女健康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Leighton, 1963）。对前工业化社会健康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精神疾病率（Leighton, 1963;Dohrewend B. P. and Dohrewend B. S., 1965）。这主要是因为在前工业化社会，家庭是生产与生活的重要单元，女性在家庭中扮演了如教育小孩、制衣等生产方面的重要角色，这些角色是家庭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持。因而，尽管在前工业化社会女性需要为家庭生产与生活投入大量精力，但其在家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成为支持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劳动体现了她们的价值，进而提高了女性的心理福利。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的生产与教育等功能转移到了社会，这些变化对于降低女性的家庭劳动强度和提高女性的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就男女的健康福利差异而言，工业化产生了多重效应。一方面，工业化将许多家庭功能转移到社会，减少了女性的家庭劳动强度；同时工业化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减小了男性与女性社会角色扮演的性别差异。另一方面，伴随工业化将大量家庭功能转移到社会，女性扮演家庭角色的价值回报越来越低。此外，伴随工业化，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但由于性别角色的期待，那些已婚职业女性除了需要完成职业工作外，还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工作，她们更容易遭遇角色冲突和角色紧张。因而，西方社会关于心理福利性别差异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心理福利要比男性差，特别是已婚女性，其心理福利要比已婚男性差（Gove, 1972a, 1972b）。

自1978年社会转型以来，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改变了我国农村社区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角色分工。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 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经接近2.3亿人，其中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量的80%, “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王培安，2012）。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基于传统性别角色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角色分工模式逐渐弱化，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差距在缩小。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2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在接受调查的135个国家中，中国的性别差距综合指数在全球排名第69位，位居中位，其中女性劳动力参与方面得分最高，排名第58位（Hausmann, Tyson, Bekhouche et al., 2012）。农村女性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可能有利于提高其健康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基于传统性别角色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社会角色分工有所弱化，但文化层面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角色期待并没有随着人口流动和两性社会角色差距的缩小而缩小。具体而言，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待依然是“养家糊口”，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依然是“照顾家庭”。这种社会结构层面角色性别分工的变化与文化层面的性别角色期待的相对稳定必然会对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的健康产生影响。

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问题。性别失衡带来的女性缺失会导致过剩男性遭遇婚姻挤压问题。自200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曾有人预测，2013年之后平均每年将有约120万名男性在婚姻市场中找不到成婚对象（李树茁等，2006）。而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伴随农村女性追随就业机会流动到东部沿海省份和城市地区，大量农村女性也通过劳动迁移实现了长距离的婚姻迁移（Davin, 2007; Das Gupta, Ebenstein and Sharygin, 2010），进一步加剧了中西部和落后农村地区男性的婚姻挤压。与此同时，伴随婚姻市场供求的失衡，男性过剩会形成有利于女性的婚姻市场环境（李树茁等，2009），从而提高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议价能力。伴随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议价能力的提升，婚姻市场中的过剩男性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结构性性别失衡导致婚姻市场中女性短缺，使过剩男性面临婚姻挤压的问题；另一方面，婚姻市场中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会推高男性婚姻缔结的成本，从而使过剩男性面临社会经济地位的挤压。

基于以上的因素，本书主要关注人口流动和性别失衡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状况可以反映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迁和性别失衡对男性和女性社会机会获取的影响，也可以反映出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机会获取的约束结构差异。因而，关注流动因素对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社会角色的塑造和婚姻挤压对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成婚机会的影响可以加深我们对性别分层机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