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族群的离散

以离散与回归为特征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人需要从一种交流困境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例如，布岱需要从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解放出来，以投身到更大的交流之中。“解放”，正是“从某种阻碍或阻挠运动的羁绊中获取自由；是指开始感觉到运动或行动的自由”，由解放带来的族群离散，迅速瓦解了由封闭地理环境所营造的原有族群交流方式，而心灵的“离散”与“回归”更是成为乡愁式交流的诱发剂。

一 外出务工与物质回报

很多布岱都有走出村庄的强烈愿望，务工、读书、经商、结婚是最为常见的向外流动的离散方式。如何掌握外出流动人口的数据是个很大的难题。但是，在田野调查之时，我们仍能发现，外出务工、经商与结婚（主要是外嫁的情形）的村民为向外流动的主流群体。下文所选用的选民统计也是以此作为主要参考指标。而通过读书的方式向外流动，归根结底仍然是在外务工的问题。尤其是，大学毕业的布岱基本上都不回村子里工作，即使他想选择回乡创业，也会遭到村里人的反对：“好不容易供你读完大学，就盼你有出息，怎么还回村里混？”

（一）外出务工的比例分析

市场经济迫使农村人口急剧向城镇流动，外出务工或经商成为布岱主动或者被动的选择。在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同时，布岱不仅获得有别于农村的、更加丰厚的物质回报，还可能改变着生活方式与交流方式。外出的布岱也因此与传统的农村社区脱离，失去对农村社区的交流方式的感知。

为了简单说明外出布岱的人数比例，我们以一份完整的选民人数统计表为例展开分析。我们以2014年8月份金龙镇举行选举时的统计数为例，见表2。

从统计表中外出选民比例可以看出，各村外出选民占总选民数的比例从最小的7.5%到最大的58%，比例相差幅度非常之大。而在金龙镇的总选民人数当中，外出选民亦达到了25.6%。这比例不包括总人数当中的非选民的情况。非选民既包括有未到选举年龄的学生，也包括不符合条件的成年村民，他们外出流动的不确定性非常之大。

参考上述数据，对于外出人口比例无规则分布的解读，可以从田野调查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得到实证解释。

一是外出务工群体的人际关系。表2所反映的外出选民人口都是指离开龙州县的务工人员，其中80%都是到广东打工者。在广东打工，村民比较集中在两个行业：电子厂和牛仔服装厂。进入这两类工厂，村民大多数是以结伴同行的方式过去的，甚至出现十几个同村人在同一个企业做事的“盛况”。而其他打散工的村民只是少数人。

二是各村屯外出务工的区域有差异。例如，在上述外出务工人口比例较高的村子，村民比较集中到珠江三角洲或者是广西区内的南宁、崇左等市。外出务工人口偏低的村子，并不是没有村民外出务工，而是村民习惯于往距离最近的龙州县城、邻县大新等地做事。在统计的时候，往往是以当天是否能往返参加选举作为一个潜在的考虑因素，亦即是，即使是长期在龙州县城做工，只要村子有民俗活动或者选举活动，他们当天就能赶回。因此，这类人并不在村干部填写的外出人口统计范围之内。

三是各村屯平日没有很多农活，大多数村民还是选择外出，即使是打短工也可以接受。种甘蔗的特点是“种一年，收三年”，也就是说甘蔗种植的第二、第三年只要田间管理就行，劳动量相对少。只有在收割甘蔗的时候，村民才尽量赶回来。这样的种植特点，让村民有闲暇时间外出务工或者经商。

（二）物质回报

布岱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有三种：一是养家糊口。在村屯里劳作，人均年收入从2000元至8000元不等。仅靠村里的农活肯定收入很低，而且还出现甘蔗款被制糖企业打白条的现象。二是发家致富。这是村民口头提到最多的一类理由。最早外出打工的村民，挣到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家村屯里的家庭汇钱，让家里把房子翻新或者盖新房。新房子盖起来，自然引起同村人的羡慕，于是大家纷纷仿效。在村民的评判尺度里，发家致富的第一项指标就是能盖多大的新房子。三是迁移到新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的改变是指迁移到县城或者更大的城市里生活、工作。近年来，往城市里迁移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家里有孩子需要上学的情形，因而村屯里留下不少空置的新楼房。

不管是被动地“养家糊口”，还是主动地“发家致富” “迁移到新环境”，离散式的社会流动都给布岱带来了丰厚的物质回报。除了比较偏远的村屯，今天大部分布岱已经住上钢筋水泥的新房子，而且拥有了冰箱、摩托车，甚至皮卡车或者小轿车。有的村屯包工头，如花都村，更是把全村青壮年组织起来承接工程，带动村屯整体大幅度地提高收入水平。“村村通”电视工程让村民享受着跟城里人同样的夜生活方式。交通工具和道路的畅通，村屯里的物质消费出现跟随城里潮流的趋向。有的年轻人手里已经拥有最新版的苹果手机……

二 交通工具与通信技术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拉扯布岱外出务工的一只无形大手，那么技术因素则是阻挡布岱交流的眼睛的另一只温柔大手。一拉—挡、一刚一柔的单向度发力，布岱对族群交流的感知渐行渐远，人与人的神性交流与诗性交流不再是布岱的生活交往的主流。

（一）交通工具缩短驻留时间

外出务工给村子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村民从外面不仅汇钱回来盖房子，有的还购置小车，或者买货车跑运输。政府在近十年加大边境道路建设。根据县交通局提供的数据，龙州县在2012～2014年期间实际建设公路总里程为938公里。边境一带大部分村屯都开通水泥公路，大大方便村民驾车出行。有的年轻村民甚至表示，南宁离村子只有200多公里，一天都可以跑两个来回呢。因此，只要有兴趣、有闲钱，年轻的村民经常驾车到南宁消费，甚至说南宁的米粉比金龙镇的米粉便宜、好吃。

对于歌手来说，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对歌的客观条件变化太大。村民拥有汽车之后，交通虽然更加方便，但是彼此驻留、相处的时间却是更短了。没有汽车之前的对歌活动，歌手需要走路回家。主人家往往以“路远”“天黑”为理由挽留歌手、客人和观众，然后是兴致勃勃地、通宵达旦地对歌。现在的情形是，时间稍晚一点，歌手和观众都想回家睡觉。有人曾经笑谈交通工具扼杀了对歌！但对于桥仪式、侬峝节，大家又觉得有车就是方便，只要需要办仪式，抽一天时间赶回来，住上一晚，在仪式结束之后再去工作的地方。

因此，对于布岱而言，族群社区与外界的流动性接触，与之前相比是大大提速了，离散与回归的流动性成为族群社区生活的常态。流动性的加快，驻留时间的缩短，族群社区的留守者、返乡者、外来者之间的人际关系也随之发生变迁，其结果直接影响到族群交流方式的变化。

（二）手机引发交流隔阂

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影响人与人交流的现代技术，发展到21世纪已经是以新媒体为代表的通信技术与大众传媒技术。通信产品的市场普及，使得金龙镇的手机拥有量接近人手一台，通信话费的廉价套餐诱导歌手之间学会用手机对歌。年轻人时兴建立或者参加不同的微信群，在微信群里晒个人照片，或者尝试做微商。由现代技术引发的一系列繁荣景象，恰恰使布岱逐渐远离面对面的交流方式。

手机对歌是一种伴随通信技术发展与通信商业发达而产生的新的对歌形式。甚至坊间传闻，我国金龙镇的男歌手与越南的女歌手用手机通话的方式对歌整整两个小时。当笔者访谈这两位男歌手关于手机对歌的感受，他们都称这种手机对歌虽然方便，不用开摩托车到对方家里，但却是隔靴搔痒，没有面对面对歌的感觉，原因在于，一是看不见对方的表情，二是没有围观的听众。

而年轻人利用手机上网，建立与不同群体的联系方式，像大多数城里人一样，即使彼此见面，也不忘低头看手机。按照某位布岱的说法：“没手机时还看着大家说话，现在都是用手机联系，人与人隔着一台机器，距离没有产生美。”而借助现代通信技术建立的微信群，又是分门别类地将布岱放进不同的社交框架，如业务微群、同学微群等，唯独缺少的是布岱自己的族群交流的框架，人与人面对面相处的时间缩短，更谈不上感受彼此的心情。

三 精神的离散

外出务工引诱着布岱脱离族群，技术因素蒙蔽了交流的双眼，布岱族群内部的维系关系从弱化到被替代，对族群的认知与认同如“水煮青蛙”式地被淡化，而与外部的交流又无法达到自由的共享，这一切的后果都将导致影响更为深刻的精神离散与交流困境。

（一）脱域：社会流动之后果

布岱族群的社会流动的表象之一，在于族群的成员以个体形式随机地离散于族群之外，从而造成布岱族群在时空上与族群社区的脱离，在交往与交流上与族群成员的隔离。脱离与隔离都是对布岱族群交流的消解。

1．维系族群的关系被替代

布岱族群时空离散式的社会流动，大体上是以市场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为指向，从族群的世居村屯流向市场相对集中的县城与城市。这种随机的离散不仅造成族群个体的脱域，更重要的是，族群个体之间的关系呈现碎片化，维系族群的小型社会从时空上被瓦解，人际关系逐渐被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所替代。

外出的村民在谈到族群里人际关系的转变时，往往带着几分无奈。“离婚，说离就离，好像两个人同意就可以了，很随意的。（这）完全不像我们村子里那么庄重。”农LL在讲述一段失败婚姻时谈道，“在我们布岱的村子，结婚，生孩子，都要有师父做法事，两边亲戚、祖宗啊都来见证的，桥仪式啊，很热闹，也很庄重。（所以）大家不会轻易离婚的。要不然祖宗不保佑，（死后）谁帮你抬棺材？”

年轻人麻J认为现在的布岱没有信仰，“他们出去打工，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做。以前我们不敢砍村子后山的树，是因为怕遭到鬼、神报复，所以维持着很好的水源。现在那些树都被砍了好多。（有村民）改种速生桉，见钱眼开。根本都无法跟他们（砍树人）交流，（结果）村里的水质变差了。如果说是迷信（的说法）,（他们）不认同（布岱的观念）就算了，但都不为我们集体想想，也不害怕我们（族群）集体的力量。没有了对集体的害怕，现在啥事都难办了”。

诸如此类的抱怨表明，维系布岱族群人际关系的小型社会，一方面依靠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需要以族群交流的共同想象，以超自然“他者”控制族群交流的可能性。社会流动之后的人际关系碎片化，从对超自然“他者”的敬畏，到拒绝敬畏超自然的“他者”，族群交流的神性逐渐隐退，直至消失。

2．无法共享的交流体验

外出务工、交通工具、通信技术，导致布岱离开族群世居的社会空间，这些仅仅是他们参与社会流动的表面现象。布岱离开族群空间而进入另一种文化的社会，他们或者勤奋工作而得到晋升，或者刻苦学习而得到嘉奖，在努力融入另一种文化的主流社会生活的同时，他们也发现有些记忆里的情感在逐渐消退，而这种记忆里的情感又是无法与族群以外的人分享的。这样无处诉说的情感，在他们在另一种文化的社会生活中遇到交流挫折时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公司里做事，那个头头（指领导）比我还小三年，却一点情面都不讲，出点错就作死地批评我，还要扣工资。不像在我们村里，年轻人哪里会批（评）年纪大的人？（年轻人还要）帮忙（年纪大的人）改正就行了。现在的人很难打交道，都是看你地位，看你身价。（这样打交道）好心累哦。”在广东闯荡近10年的农L抱怨同事关系无法交流。

“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跟陌生人唱歌的。看见有人从村头走过，只要我们有空、有兴趣，就到一块大石头上唱歌，问他敢不敢对歌。那时一点都不怕陌生人。现在住城市，还怕小孩被（陌）生人拐呢。”上年纪的黄PL在城里帮女儿带孩子，充满着对陌生人的警惕。

“今年运气不好，想回家找师父做一场仪式。”马GY办事遭遇挫折，苦恼地笑了笑，并寄托于超自然“他者”的想象。

……

城市的现代生活确实给外出或者迁移的布岱带来很多物质的实惠甚至是成功的喜悦，但是，他们还是体验到两种文化的差异。在城里打工与生活，布岱同样“对各种规章制度的接纳都显得训练有素，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但同时，他们对生活本身的热情度，却被降到很低”。族群的流动性让布岱接触与尝试融入另一种生活，外部的市场经济教育他们不得不学会攀比、算计、竞争，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更具功利性，即使是在卡拉OK里唱歌都是充满着宣泄。族群神性的消退，诗性表达的钝化，成为身处异乡的布岱的心病。

（二）族群的精神离散

社会流动不仅造成布岱从族群所生存的场域中时空离散，而且还产生更为深刻的对族群认同的精神离散。

1．离散的群体与离散的概念

此处借用“diaspora（离散）”一词，“源于希腊语diaspeiro，原意为‘违背神的意愿，必将面临放逐的危险’”。后来用于指代与分析“古代的犹太人、希腊人以及其他散居的群体”，从行为扩展到行为所涉及的群体，即“离散的群体”或者“离散者”。及至现代，diaspora（离散群体）“一般指离开家园，分散到世界各地的人或族群，或指生活在某一国家中的异域群体”。正由于diaspora（离散群体）具有跨国的特性，国家的边界成了离散群体必须跨越的分界线，这种跨越既可能是空间边界的跨越，也可能是文化边界的跨越。这是海外针对“离散群体”主题的观察与研究起点。

1990年以来，随着移民潮全球性兴起，针对diaspora（离散群体）的研究，西方学者逐渐推出实证观察与研究的丰富成果。霍尔（Hall）最早提出“离散群体的身份认同是那些借助变革与差异化而不断自我生产与再生产的认同。”其后，克利福德（Clifford）认为，“在离散群体的体验当中，‘此处’与‘彼处’的共存与反目的论的（有时是救世主似的）短暂性构连起来”，因此，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出“对于‘离散群体’目前悬而未决的讨论与历史梳理，是打算恢复非西方的，或者是非西方所独有的全球生活的模式，是从民族国家、全球技术、市场内部对抗它们的不结盟跨国主义的斗争，也是令人担忧的共存的对策。”

而另一批学者则关注diaspora（离散群体）所涉及的文化概念问题。例如，麦克凯昂（McKeown）分析了1842～1949年间华人由于迁徙而离散的过程与特点，在分析过程中认为，作为一系列跨国联系与情感维系的diaspora（离散）的概念，既有多样性又具杂糅性，“（它）的许多概念化理论与文化全球化的理论相当类似，充斥着中心点、流动、变迁的关系等词语”，但是，“diaspora的概念被两种相当不同的想象所牢牢维系：一是作为流放的离散，一是作为多样性的离散”。

萨伽鲁西阿诺（Tsagarousianou）尝试从“族性”“流动性”“迁移”这些概念里分离出“离散”的定义，他认为离散的概念“存在于‘跨国的情形’，指称人类、思想、产品等错综复杂的多向流动——包括文化的流动和物质的流动，牵涉互动、协商与交换等形式，涵盖文化涵化、文化创新的过程，涉及排斥的网络与对抗排斥的抗争，以及需要建构的相应的参照体系”。

科恩（R. Cohen）对全球不同的离散群体按历史事件的维度进行了研究归类，如源于早期犹太人迁移的古典概念、非洲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受害型离散、印度人与英国人之间劳工与宗主的契约型离散、华人与黎巴嫩人的贸易与商业型离散、犹太复国者与锡克教信徒的家园型离散、大西洋黑人与孟买诱惑的去领土化型离散，以及全球化时代的迁移型离散。他认为“离散承担着某种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离散者缝合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当地与全球之间、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所存在的缺口”。

从离散的群体，到离散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离散”研究主题的前置条件之一是种族之间的问题。

2．离散的传播学视角：族群的精神离散

然而，“离散”对于本土的布岱而言，更强调的是他们对于自己族群的精神上的离散，而且这种精神的离散更致命，它会“水煮青蛙”般逐步瓦解族群的认同基础，使人完全丧失了族群交流的自由而掉入现代性的陷阱当中。

实践表明，社会流动的加剧与常态化，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交流的碎片化、陌生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在场与脱域，都确实影响着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交流的共同情感。彼德斯在20世纪末就发出“交流的无奈”（speaking into the air）的叹息，交流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现代生活导致人的不在场。“人不在场的情况比如书信、电话和电子邮件，如卡夫卡所知，成为产生幽灵的温床。……我们首先担忧的，不应该是符号的不同意义，而是关爱邻居和异类时遇到的障碍。”而且“触摸和时间，这两个我们可以共享但不能够再生的东西，是我们真诚的唯一保证”。

“除了其制度性反思之外，时空的重组加之抽离化机制（这是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而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的拓展，这一深刻过程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

当布岱从族群的社区离散到城市的社区，融入市场经济所营造的原子化的个人交往，人与人的群体关系按时空关系重组，群体的精神内核让位于目的性。而且，社会流动的加剧，时空关系的重组更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人与人交流面临着新的精神离散的交流问题。

（三）交流的困境

人与人交流是否真的能达成自由交流的状态，这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交通工具缩短面对面的驻留时间、通信技术缔造的媒介文化、离散式社会流动带来的“现代性”问题，三者直接地刺激国内少数族群或者跨境族群产生交流的焦虑与无奈。

1．交流的精神性与自由性

现代性给布岱族群带来的第一个重大变化在于交通工具与媒介文化。交通工具与媒介文化如出一辙，在物质层面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欲望，但是却模糊甚至是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精神性与自由性。对于“这些新媒体技术如何加速模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分界线”的问题，“比较悲观的结论在于，我们所进入的世界……不再是确保自由的世界……除非我们意识到赛博空间的这种反民主的潜在性，我们将可能沉睡于从自由变为控制的变化过程之中。”而产生这种变化过程，“是人自己所建立的制度出了问题，某种可怕的恶性循环，把人变成了机器动物、经济动物、享乐动物，唯独不是‘天地间那个大无畏的人’”。

其实，海德格尔更早地注意到西方工业革命语境中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技术影响着人与人交流的命运，“现代技术的本质是‘框架’”，而“‘框架’指强迫性的聚集，这种聚集强迫人，对人提出挑战，要他用勒令的方式，将现实揭示为‘定位—储备’”。现代技术的框架消解了人与人交流的美感，导致交流中人性的异化，因此，他借助荷尔德林的诗发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的感叹：“惟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返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乡村生活更能代表人与人交往的本真。乡村生活并不是孤独的个人生活，而是小型社会的生活。在小型社会里生活的人们更容易找到彼处之间的共同价值。

2．交流的本真性

现代性给布岱族群带来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社会流动性，心灵的“离散”与“回归”成为乡愁的诱发剂。大部分布岱都有外出谋生的经历。外部的市场经济让布岱不得不学会攀比、算计、竞争。在遭遇失利、孤独的时候无人聆听歌声，返乡成为短暂的慰藉甚至是倾诉与狂欢。社会流动性还给族群带来了媒介文化，包括外来的媒介文化与自发生产的媒介文化。族群逐渐学会了如何迎合外来媒介文化的眼光，把族群里最漂亮的姑娘作为符号展示给族外的世界，如舞台上穿着民族服装的天琴表演和广场舞表演。自发生产的媒介文化，类似于贵州西部方言苗语影像的草根媒介生产一样，总算给自己的族群建构了一点儿模糊的身份。

鲍曼（Zygmunt Bauman）“用流动性来对现代性进行合适类比”，认为流动性的力量“已经从社会共处的宏观层次转移到微观层次”，因而提出了“解放、个体性、时间/空间、劳动、共同体”五个概念。在共同体的概念当中，他提出了“衣帽间式的共同体”和“表演会式的共同体”，其中表演会式的共同体“是打破平日离群索居的单调生活的场合，并且像所有的表演活动一样，能让他们发泄被压抑的力量，并能让寻欢作乐者，更好地去忍受在嬉闹时刻结束之后他们必须回到的日常工作”。共享一种空间共同体，“意味着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同样处在每一个伙伴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并且包含着与他们有关、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客体”。亦即是说，针对本书观察的对象，面对面的关系才是族群共同体日常交往的最基本形式，而面对面的传统的族群生活，是维持具有共同价值并且交流在场的小型社会的一种可能性。

无论是交通工具的扼杀与媒介文化的控制，还是社会的流动与心灵的离散，它们都是双刃剑，它们不仅给布岱带来社会流动的机遇、媒介呈现的新身份、物质消费的富足、交流空间的拓展，与此同时也破坏着布岱传统的族群交流的精神性、自由性与本真性，造成族群神性的消退，诗性交往的钝化，诱导族群的文化体系走向塌陷，造成个体成员碎片化生存而呈现交流的焦虑与无奈。更甚者，对神性与诗性的淡忘甚至遗失，导致布岱族群交流陷入无计可施的困境，人性变得岌岌可危。因此，布岱族群在重建族群交流的过程之时，不仅要揭示现实矛盾，而且要寻找失落的人性需要，拾起让人栖居的诗意，而不是粉饰和谐或者赞美融合。